2004～2012年双边FTA“轮轴”战略阶段。在积累了一定FTA经验后，韩国政府于2004年提出“FTA路线图”，为摆脱在FTA竞争中起步较晚的不利地位，试图同时推进多个FTA谈判并建设高水平的一揽子自贸协定，除和新加坡、墨西哥、加拿大等国进行自贸谈判外，还着手和美国、欧盟、中国等大型经济体签订双边FTA，设想成为FTA轮轴国。FTA的轮轴—辐条结构，即一国与多国签订双边FTA，而多国之间没有签订，则该国可称为轮轴，而其他国家称为辐条。一国成为FTA轮轴国可以带来诸多好处，经济上有助于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资金，提升国际市场竞争力。轮轴国商品在任一辐条国市场享有政策优势，而这是辐条国所不具备的，也正是由于轮轴国成为可通往所有辐条国市场的通道，加上原产地规则的限制，为该国吸引了大量外国投资资金。同时在政治上小国作为轮轴国可以为其在国际贸易政治中获得更高的地位，增加其与大国讨价还价的筹码，世界银行研究表明小国可借此在国际关系中获得更具优势的位置，其代表亦有机会被选举进入国际组织中的关键位置任职。⑤这一时期韩国FTA战略最显著的成果是分别于2005年、2006年、2007年与东盟、欧盟、美国等大型经济体达成自贸协定，显著增强了韩国的轮轴国地位，韩国希望以此成为连接欧洲、北美、东亚的枢纽。通过积极的FTA战略，韩国也成为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贸易自由化的一个有力推手，为其外向型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经济环境。韩国积极的FTA战略有力地推动了FTA在亚太地区的扩散，形成了所谓的竞争性地区主义。如在韩美FTA签订后，中国随即表示愿意与韩国建立FTA，当韩国在2012年宣布与中国开始FTA谈判之后，日本也马上表示愿意开启中日韩FTA谈判，这又刺激了东盟对RCEP采取更加积极的姿态。⑥
2013年以来的区域FTA“关键角色”战略阶段。在国际上，随着中国实力的快速崛起，美国实行亚太再平衡战略以护持霸权，2010年美国加入并开始主导由新加坡、文莱、新西兰、智利初创的TPP谈判，试图稳固其在东亚地区的地位，避免东亚成为一支独立的经济力量，并掌握21世纪新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权。东盟担忧东亚一体化主导权旁落，在中国的支持下提出与TPP相对的RCEP。美国在加入TPP后曾多次敦促韩国加入谈判，但韩国认为已与包括美国在内的7个TPP成员国达成FTA，并且还有4个国家正在进行谈判，再加入TPP对其收益不大，所以重点放在积极推进韩中FTA上。但2013年日本宣布加入TPP谈判，由于韩日两国出口贸易结构的竞争性，为避免日本挤占市场份额，韩国改变了对TPP谈判的态度，也促使韩国的双边FTA“轮轴”战略开始向区域FTA“关键角色”战略转变。此时的韩国已经不再满足只关注自身经济发展，亦开始谋求国际政治影响力，其FTA轮轴国的位置也使其成为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于是韩国在2013年的“新贸易路线图”中明确提出要利用其现有FTA网络领导亚太区域一体化，具体来说就是在韩美FTA和韩中FTA基础上，扮演连接美国主导的TPP与中国主导的RCEP的关键角色，进而在区域一体化中发挥主导作用。韩国的FTA轮轴地位提高了其与大国讨价还价的能力，使其可以独立于大国羁绊，不必倒向任何一方，可按照自身利益进行推动东亚一体化进程。同时和美国、中国签订FTA协议，使其可以成为双方的调节者，增加其在TPP或RCEP谈判中的筹码，有观点就认为，由于韩中FTA的存在，韩国加入TPP将成为中国加入的铺路石。⑦ 对外经济战略中的国内政策支持 无论是出口导向战略还是FTA战略，韩国对外经济战略的顺利展开都离不开国内政策的支持。具体来看，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在实施出口导向战略过程中，政府根据国际分工结构的新变化，制定产业发展政策计划，引导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有助于及时适应新的国际分工发展。韩国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到发展重化工业再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仅仅经历了10余年时间，如果没有政府产业政策的引导，单单依靠市场来推动产业升级，将会错失国际分工调整的战略机遇期。而韩国产业政策的成功得益于经济企划院、财政部和商工部等三个政府机构，类似于日本的通商产业省。其中经济企划院，是总揽全局的计划部门，控制财政预算，管理价格，对国家经济进行统计，此外还控制着来自外国的贷款、援助、投资和技术转移。财政部对内负责税收评估和收集，以政府国有的形式控制国内金融机构，对外负债管理外汇、关税的收集和评估。商工部负责促进出口、控制产业发展计划、投资申请、项目和企业的命名、贸易配额、数量控制、产业协会和一些附属于政府的组织。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