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开创大国崛起新模式
从“一带一路”这个大国崛起新模式的特点，我们可以看出它与近代大国崛起模式的巨大差异。
其一，它是和平型模式。正如习总书记所言，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英国哲学家罗素也说过，“如果世界上有‘骄傲到不肯打仗的’民族，那么这个民族就是中国”。常常有外国人会问：是什么精神支撑中国人投入那么多人力物力修筑长城？实际上是一种爱好和平、追求和平的精神。而西方文明是一种竞争性、排他性很强的文明，从希腊、罗马时代的独立城邦，到中世纪欧洲大陆的封建诸侯，直至近代的民族国家，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与实力竞争构成了西方世界体系的基本模式。“力量所及，则尽力扩张”，国家“以实力来确定自己的利益”，国家战略的核心是在相互冲突的国际环境中如何使用国家权力以实现国家目标和扩张国家利益。而从历史传统看，中国基本是一个战略内向型国家，国家命运的焦点是天下秩序的崩溃与重建，即所谓“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保护国家不被倾覆，是帝王将相文武大臣的职责；而保护道德价值观不被颠覆，即使普通百姓也有一分责任。突出的天下情怀与鲜明的道德意识构成了中国战略文化的内在特征。在中国历史上极少出现以掠夺其他国家土地、财富、人口为目的的征伐，而西方国家从古希腊以来就充斥着对外扩张的历史，古罗马帝国的征伐就长达100多年，后来的“十字军东征”长达200多年，14世纪以来，西方对外扩张的历史更是达到600余年。
其二，它是文化型模式。以往大国对世界的影响主要是依靠军事或经济力量，而中国将来对世界产生影响，主要靠的是自己的文化。中华文化是伟大的优秀的文化，我们应该确立这种文化自信。世界历史上曾出现过20多种重要文明，但几乎都中断了，例如波斯文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中国是唯一保持文明连续性的国家，其文化的独特性也得以延续下，作为其象征的语言文字和文化传统几千年未曾中断。这种连续性、独特性是中华文化具有创造力、生命力的表现。毛泽东同志说过：“一个民族能在世界上在很长时间内保存下来，是有理由的，就是有其长处和特点。”当然我们也不要贬低别人，中西方文化各有千秋。
中华文化有如下主要特点：
第一，具有高度的包容性。早在中国古代就有思想家明确地提出“和而不同”，但“和为贵”。中华文化可以将各种类型文明的优秀因子加以粘合，其他文化的种子如佛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能在中华文化的母体内找到自己发展的土壤。保罗·柯文认为，西方文明是最狭隘的文明，西方人从不把其他民族的观点放在眼里。而且，西方人为了留存自己的文化，往往强迫别人放弃自己的观点。在未来的日子里，西方必须了解其他国家并向他们学习，不再假定自己拥有根本的优越性。如果西方不能改变自负心态，这将成为其衰落的最终原因。
第二，整体思维方式突出。无论在考察和分析自然现象方面，还是在工程、建筑、医学、艺术等社会实践中，都充分体现出这种思维的魅力。人类思维的进步、升华，既需要科学的分析，更需要整体的把握，需要二者的有机结合。中华文化中的整体思维和系统方法对推动现代科学技术的整体化、综合化的发展，对后现代化社会的思维方法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季羡林先生甚至认为，以分析为基础的西方文化也将随之衰微，代之而起的必然是以综合为基础的东方文化。
第三，人学思想最丰富。中华文化强调人的自我修为、自我提升，注重人的道德的自律与自觉，明“人伦”、讲“中和”、求“致和”，蕴含着协调人际关系、讲究心态平衡的深刻思想。欧美式现代化提高了人们的物资生活水平，同时也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现夫妻离异、家庭崩溃、人情冷漠等社会现象。随着西方宗教的社会功能下降，中国人学思想的价值更加凸显。
第四，中华文化具有丰富人文精神，比如，天人合一、爱国主义、君子文化、礼仪文化、尚贤文化、忠孝文化以及人道主义精神等。这些都将为中国道路和人类文明进步提供宝贵的精神资源。
其三，它是共赢型模式。“一带一路”战略，之所以能够形成广泛共识，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支持，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它所强调的互利共赢、平等合作、共同发展等理念，与沿线各国渴望和平与发展的诉求高度契合，与团结协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时代要求不谋而合，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具体体现。
其实，从历史上看，中华文明越繁荣，输出的“和平”因素越多，带给世界的“红利”就越多。1000年前，唐朝开辟通向西域的丝绸之路，是为了把丝绸、茶叶、瓷器销往世界，不是为了用兵。唐高祖李渊认为，对周边邻国应修德结好，和睦相处。繁荣的大唐派出去的不是强大的军队，而是去西天取经的玄奘和尚；强大的明成祖派出去的也不是军队，而是给世界送去礼物的郑和。美国学者牟复礼和英国学者崔瑞德在其主编的《剑桥中国明代史》中讲到了明成祖与亚洲国家发展合作的情况。永乐帝大力培植了与中亚各国的关系。在他统治时期，朝廷接待了撒马儿罕和哈烈的22个使团、32个中亚绿洲国家的使团、13个土鲁番的使团和44个哈密的使团。它们给朝廷带来了诸如贵金属、玉、马、骆驼、羊、狮和豹；它们得到的赏赐是精美的丝绸和其他织品、白银以及纸钞以及其他贵重物品。
其四，它是开放型模式。唐朝之所以出现盛世局面，与当时的开放包容的政治社会氛围有很大关系。唐长安的人口中，外国的商人、使者、留学生、留学僧等总数不下3万人。当时来长安与唐通使的国家、地区多达300个。一些外国人在中国朝廷做官。而清朝正是因为闭关锁国，才错失了市场经济的新文明，并与第一次工业革命失之交臂，当西方的坚船利炮到来的时候，根本无力抵抗。所以，一个封闭的文明即使可能表面很辉煌，但是如果它不知道别的文明正在兴起，就可能处在极端危险、极端脆弱的境地。
真正强大的文明一定是一个开放的文明。我们在推动中国崛起的进程中，一定要开放胸怀，不断了解、消化和吸收所有最先进的文明要素并为我所用，才能做到可持续发展，才能真正地崛起。
最近，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提出了建设开放型经济强国的目标任务，并指出，面对新形势新挑战新任务，必须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进一步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使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与走出去更好结合，以对外开放的主动赢得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的主动，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十八届五中全会把开放发展作为我国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发展的“五大发展理念”之一，向世界表明中国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上。“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与实施，将进一步提升我国对外开放的水平，促进国际经济文化交流，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更大作用。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全球视野下中国道路的内生特性研究”的阶段成果，项目批准号：14@ZH009）
The "Belt andRoad" Initiative Creates a New Model of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Guo Wanchao
Abstract:The rise andfall of great powers is a historical law. From a certain point of view, we arein an era of China's rise, and today's China is rising for the fourth time.When it comes to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in the modern times, we can roughlyconclude that there are mainly three ways of rise. The first is to challengethe existing great power, the second is free riding, and the third is to useeconomic supremacy. Today, China’s development has entered the stage ofinfluencing the world, and its rise in the outside world becomes important.However, both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and its own development havedetermined that China's rise cannot take the old path of the Western hegemony,but rather, it must carry out strategic innovation, take the new road ofpeaceful development and mutual benefit. The "Belt and Road"initiative is a strategic plan in lin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times aswell as a peaceful, cultural, win-win, and open strategic model.
Keywords: the rise of the great powers, the "Belt and Road"initiative, Chinese civilization
郭万超，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传媒研究所所长、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文化产业、当代中国经济发展。主要著作有《中国梦——一个东方大国的成长之道》《当代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竞争力提升研究》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