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外交矛盾尴尬
日本是传统的东亚大国。安倍上台后，日本的外交也变得活跃起来。2015年的日本外交以对华博弈为重点，但有自己的核心诉求：正常国家和大国化的政治诉求。①但是由于日本实力的相对下降和美国的掣肘，总体上日本外交处于一种矛盾、纠结、尴尬的境地。2015年4月底5月初，安倍展开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对日本来说，这次访问的主要目的是展示日美同盟关系的坚固。对此，美国方面也非常重视，安排了白宫欢迎仪式、两国领导人的联合新闻发布会和国宴，并第一次安排日本领导人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在安倍访美期间，两国签署了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两国军事同盟得到升级。在是否加入亚投行的问题上，日美虽然都有过动摇，但最终都没有加入，从而成为没有加入亚投行的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2015年10月，由美国主导的TPP取得实质性突破，日本是其中的重要角色。一直以来，美国主导的TPP执行“ABC战略”（Anyone But China），把中国排除在外，使TPP成为制衡中国的“经济北约”。为此，日本在农产品关税问题上做出了让步。但是，日本对美外交也并不总是言听计从，一方面借助“不平等的”日美同盟扩大日本的国际影响力，另一方面追求更加平等的“正常化”日美关系，由此造成一个矛盾的对美外交。
在与中国的关系上，日本外交也凸显了矛盾。一方面日本与美国一起挤压中国，另一方面却希望借助中国振兴经济；一方面在一些问题上与中国展开竞争，另一方面通过各种场合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交流。目前，中日间的钓鱼岛争端已经常态化，双方都在12海里活动，没有发生冲突。同时，日本没有参与美国的南海巡航。2015年11月，中日韩峰会和东亚峰会相继召开，两国政府首脑进行了会谈，两国关系出现改善的迹象。但在全球范围内，中日围绕高铁市场展开了激烈竞争，而且这场竞争很可能会在较长时间内持续。
日本与俄罗斯的关系也陷入一种矛盾尴尬的境地。日本追随美国的步伐对俄罗斯进行经济制裁。但是安倍政府实施“俯瞰地球仪外交”，外交主动性增强，在对俄关系上采取攻势，频频对俄释放善意，企图拉拢普京，取得双边关系的突破。日俄关系的症结有两个：一个是日美同盟，美国始终影响着日本的外交政策，不希望日本脱离它的掌控。另一个是北方四岛争端。2015年9月，安倍与普京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了会晤。由于种种原因，原定普京2015年访问日本的计划再次延迟。
相比与美国、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日本与欧洲的关系显得比较平淡。2015年5月，日本欧盟首脑峰会在东京召开，确认继续深化双方战略伙伴关系，争取早日缔结经济伙伴关系协定。2015年6月，G7峰会在德国举行。安倍想在亚投行、东海和南海问题上提出针对中国的话题，但是并没有成功。2015年9月，日本与欧盟的自贸谈判无果而终。2015年11月G20峰会期间，安倍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进行会谈，强调加速推进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2015年12月，在出席联合国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后，安倍访问欧盟轮值主席国卢森堡，一致同意早日谈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正如美国媒体所说，日本外交已经进入错乱期。一方面，日本想争取成为正常国家，发挥大国外交的作用，并摆脱美国对其内政外交的影响；但是，另一方面，日本却处处看美国脸色行事，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也陷入一种矛盾尴尬的境地。想左右逢源，但是却往往进退失据。这或许与日本人的民族性格有关，更是日本现实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反应。
中国和印度外交精彩纷呈
中国和印度可以看作是新兴的世界大国，金砖国家，G20成员国，是世界上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两个国家，都有巨大的发展潜力。2015年，中印外交彰显活力，显得有声有色。不断增长的经济成就和自信的大国心态相伴随，两国外交精彩纷呈，为国际社会增添了靓丽的风景。
中国外交。2015年，中国的大国外交空前活跃，一些具有深远影响的中国倡议和中国方案，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赞许和认可。2015年3月28日，中国政府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成为指导“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文件。4月15日，作为支撑“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国际金融机制—亚投行，最终确定创始成员国为57个。11月中旬，习近平在参加G20峰会和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时向世界传递了：中国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正能量”，为世界经济增长“打气”。12月16日，习近平在参加在中国本土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时提出网络主权，为全球网络空间治理提出了中国主张。
中国外交视“大国是关键，发展中国家是基础”。2015年，中国加强了与各大国的外交关系。2015年5月和9月，中俄元首相互出席对方的纪念活动，签署了一系列重要文件。7月，习近平主席赴俄罗斯乌法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七次会晤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双方加强能源、军工、经济等领域的合作，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继续深化，成为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在新年前夕，普京签署了的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中，把俄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看成是维护地区和全球稳定的因素。9月，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继庄园对话、瀛台夜话之后，同奥巴马总统白宫秋叙，确认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10月，习近平主席对英国展开“超级国事访问”，受到隆重接待，开启了中英关系的“黄金时代”。11月，习近平出席G20峰会。同月，赴法国出席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中国也非常重视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中非合作论坛、中拉合作论坛、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等机制稳步展开，金砖国家、上合组织、亚非领导人会议、东亚峰会等机制成为中国展现外交作为的重要平台。
在经济领域，中国也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与20多个国家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协议，中俄签署了经济发展战略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12月25日，亚投行正式成立，英法德等西方大国和全体金砖国家都是其正式成员。中国与韩国、中国与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与东盟完成自贸区升级谈判，RCEP谈判取得实质进展，中德建立“中国制造2025”，同“德国工业4.0”对接协调机制。IMF正式决定将人民币纳入SDR，使人民币成为准国际货币。同时，中国的高铁外交取得重大进展，敲定了中俄和中国—印尼高铁项目，中老、中泰高铁开工在即。2015年年底，美国国会终于通过了2010年IMF提高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份额的改革方案。
2015年，中国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强调人类的共同发展和命运与共，超越了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也超越了西方传统的联盟体系和霸权体系。这是继提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理念之后的又一伟大创新。这些都表明，中国不仅仅是国际秩序的普通参与者、受益者，而且是国际秩序的建设者、主导者和引领者，日益参与和影响到一些重要的全球治理进程当中，主导、塑造一些国际规则的制定。
印度外交。成为世界大国是印度国家战略的最高目标。对印度来说，与大国的关系始终是它外交的重点，其执行的是大国平衡外交战略。进入21世纪后，印美关系虽然龃龉不断，但是总体较为良好。莫迪在当选印度总理后，非常重视与美国的关系。2014年9月，莫迪首访访美国，受到奥巴马的高规格接待。2015年1月，奥巴马访问印度，开启了两国战略合作的新纪元。但是，印度外交一直坚持独立自主，在大国之间进行平衡。印美关系加强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为了制衡中国。无论是经贸关系，还是政治关系，印美都有巨大的提升空间，但是前景难料。
与中国的关系始终是印度外交的焦点，甚至可以说是印度的“心结”。印度一直将中国看作是其地位和安全的巨大威胁。作为两个新兴大国，两国在地区范围内存在竞争的一面。对印度来说，重点是拉拢美日抗衡中国，其非常介意中国在南亚和印度洋事务上的行为，但又试图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因为印度入常、经济发展都需要借助中国。2015年5月，莫迪访华，为此中方做了精心安排。相应的，中方也非常重视与印度的关系，李克强担任总理后首访国家就是印度。
印度非常重视与俄罗斯的关系。作为主要的武器和能源来源国，俄罗斯对印度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2000年以后，两国一直保持特殊的战略关系。2015年12月，莫迪访问俄罗斯，加强了两国在军事、能源和经贸方面的合作，击碎了“亲美远俄”的传言。在此期间，普京表示印俄将全面发展特惠战略伙伴关系。印度渴望成为世界大国，其需要俄罗斯在入常问题上的支持。莫迪访俄前表示，“俄罗斯是印度永远的朋友，两国的友谊牢不可破”，希望向俄采购达70亿美元的武器大单。印度赞同与俄罗斯建立一个广泛的反恐联盟。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俄罗斯来说是一个“及时雨”，有利于缓解俄罗斯因为乌克兰危机和叙利亚问题与西方关系造成的困难局面。
对印度来说，它的核心要务是发展经济。印度人口中年轻人占据大多数，具有非常大的发展潜力，目前是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金砖国家，希望能够提升国际地位。印度独立自主和左右逢源的外交政策使其在大国间游刃有余。莫迪担任总理后，在国际上刮起了“莫迪旋风”，积极推销印度，成为“印度的首席推销员”。
结语
表面上看起来，2015年美国与俄罗斯在东欧、中东打“拳击”，吸引了世界的眼球，其实，世界经济政治的重心在加紧从大西洋—欧洲地区向亚洲—太平洋地区转移，亚太地区才是世界真正的焦点。亚太大舞台上的领衔主演—中国和美国，相互感兴趣又互相不信任，它们之间的“太极”博弈进入了新常态，主要表现为网络、南海、对台军售三个方面。与此同时，中美在经贸、气候、反恐等领域的合作逆向加深。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崛起是国际格局变革最大的推动因素，并日益影响着国际规则和国际秩序的进程。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有声有色，风生水起，为世界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新理念和新实践。此过程需要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的努力，为中国的外交实践和理论发展提供理性思考。2015年，关于“一带一路”、战略对接合作、高铁外交、互利共赢、新型国际关系、新型大国关系、命运共同体、金砖国家、“修昔底德陷阱”、中美俄三角关系、中小国家研究（如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土耳其等）、人文外交、国家民族主义等议题占据了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界，成为主流。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学术机构纷纷设立，学术队伍迅速扩大，人才流动频繁。除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等国家级的研究机构外，高等学校也成为重要的生力军。教育部在全国高校设立了约40个地区和国别研究基地，并要求向高水平智库的方向发展，为国家发展战略服务。一些外语类、经贸类的大学，也设立了国际关系学院和专业。研究的领域更细致、更具体，范围更广。中国的国关学者，特别是北京、上海、长春、广州、南京、武汉等地的学者，努力借鉴马克思主义、西方和非西方大国国际关系理论、中国传统文化这三大来源，潜心于学术研究，努力对一些重大的国际问题发声。一批中青年学者以英文、俄文、阿拉伯文、德文、法文等语言在各国主流期刊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出版高水平学术专著，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国际学术界崭露头角。作为一个亚欧大国得天独厚的条件，中国对亚欧区域的研究虽然在时间上稍晚于西方，但由于重视程度和研究力量的增长，中国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在世界上处于比较独特、比较前沿的位置。一些学者集多年的学术功力，努力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提出了独到的国际关系理论，如清华大学阎学通教授的“道义现实主义”理论等，已经有了一定的学术影响。
我们认为，在中国综合国力蒸蒸而上、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大背景下，随着中国大国地位的提升，中国国际作用和话语权扩大，国际影响力提高，中国的国关学人一定能够借助中国的外交思想，结合中国的外交实践，提炼中国的外交经验，总结中国的外交成就，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国情与独特视角，把国际关系的普遍理论与中国的具体经验相结合，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或国际关系的中国学派。
（本文系教育部北京师范大学俄罗斯中心项目、北京师范大学自主科研重大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4BGJ039、13KDB039）
【注释】
①吕耀东：“战后日本外交战略理念及对外关系轨迹”，《日本学刊》，2015年第5期，第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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