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张苾芜
【摘要】和平崛起是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最大的国家利益。然而,中国崛起的外部环境也日趋复杂,遏制中国的声音时有出现。因此,我们应当继续宣传中国是维持现状国家的理念,广交朋友,减少对华强硬政策的同情力量,多向外部世界宣传中国式的理想世界,从而为推动中国和平崛起,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关键词】和平崛起 修昔底德陷阱 外交政策模式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当前的国际体系正面临修昔底德陷阱
修昔底德陷阱一说源于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这部著作中有这么一句话“雅典的崛起使斯巴达心中感到恐惧,战争就不可避免了。”哈佛教授埃里森据此提出修昔底德陷阱一说。它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在国际体系中通常有一个霸主。此时,如果另一个强权迅猛崛起,霸权国与崛起国之间乃形成结构性矛盾。在历史上,这种矛盾通常通过战争的方式得以解决。埃里森教授目前正在研究修昔底德陷阱。他指出,在过去大约五百年期间,国际体系中共有16次大国崛起,以和平方式崛起的只有4次。即英国称霸时期美国的崛起、美苏争霸期间苏联的崛起、冷战结束前夕德国的统一以及20世纪70~80年代日本的崛起。其实,在过去500年间,在国际体系中真正意义的和平崛起只有一次,即美国的崛起。苏联的崛起虽然没有导致美苏之间的热战,但学界公认那是一场冷战,期间不乏地区性热战。两德统一只是相对于英法区域性强权的崛起,对于整个国际体系影响并不大。20世纪70~80年代的日本也只是发展成经济大国,还算不上真正意义的全方位强权。美国长期以来是主导国际体系的霸权国家。中国改革开放后的迅速发展,令国际关系学家认为,目前的国际体系又一次面临如何解决修昔底德陷阱的问题。
两种外交政策模式及其实践
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家杰维斯在其名著《国际关系中的认知与错误认知》中提出两个外交政策模式:威慑模式与螺旋模式。威慑模式包括两个要素:向对方展示强大的国力与坚定的战争意志,即以强硬的方式对付对方。螺旋模式则相反。该模式强调安全困境的作用:加强军备、展示战争意志往往会产生反作用。显示善意与诚意反而有助于避免战争。因而,该模式主张以温和的方式应对对方。在中国崛起的情况下,作为霸权国的美国该用哪一个模式应对中国的崛起呢?其实,两个模式都曾经有过失败的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欧洲列强均信奉威慑模式。用较通俗的语言来说,便是,“如果你要和平,就要准备战争”;“能战才能和”。美国前总统里根的一句名言便是“以实力求和平”。然而,欧洲列强的威慑模式并没有阻止战争,反而促进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20年之后,法西斯德国迅猛崛起,并支持捷克苏台德地区德裔人口的民族自治要求,欧洲又一次到了一场大战的门槛。这一次,欧洲列强没有对法西斯德国采用威慑模式,而是采用温和的螺旋模式。英法德意首脑经过谈判,全面接受希特勒的要求,迫使捷克斯洛伐克将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国。然而,螺旋模式也没有消弭希特勒的战争冲动。1939年9月1日,德军进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
中国始终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既然两个模式均曾失败过,在面临大国竞争的情况下,该采用哪一模式呢?国际关系学家提出,应当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国家:维持现状国家与修正主义国家。维持现状国家基本接受目前国际体系、国际秩序的合法性,愿意在目前国际体系、国际秩序的框架内维护、促进其国家利益。修正主义国家则相反,它希望修正、推翻、甚至摧毁目前的国际秩序与体系,希图以此方式促进其国家利益。国际关系学家普遍认为,对于修正主义国家,应该采用威慑模式,以强大的军力与坚定的战争意志遏止对方的战争冲动;而对于维持现状国家,则应该采用螺旋模式。没有以威慑模式应对修正主义国家,就必须负起未能及时遏止战争的道义责任;而以威慑模式应对维持现状国家,则可能促发本可避免的战争。因而,美国应当以何种模式应对中国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的国家性质。
中国究竟是维持现状国家还是修正主义国家呢?2013年5月,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在接受美国《外交事务》杂志的专访时指出,“中国无意于改变现有的国际秩序,并愿意以积极的姿态融入现有的国际秩序,参与多边机制的建设。”虽然目前的国际秩序多数是在半个多世纪前制定,中国支持国际系统进行必要的改革,但中国不会“另起炉灶”。2015年6月,中国外长王毅也指出,“中国,将始终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而非挑战者,是国际秩序的建设者而非破坏者,是国际秩序的贡献者而非所谓‘搭便车者’”。
然而,对于美国人而言,中国究竟是修正主义国家还是维持现状国家,更重要的或许并不取决于中国领导人、中国政府的政策宣示,而取决于公正、严谨的学术论证。多年来,许多学者就中国的国家性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例如哈佛大学教授江忆恩的论文“中国是维持现状国家吗?”(2003)、冯惠云的论文“中国是修正主义国家吗?”(2009)、SL Kastner与PC Saunders的论文“中国是维持现状还是修正主义国家?”(2012)、以及张苾芜的专著“中国对美国的认知”(2012)。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当数哈佛教授江忆恩的论文。该文发表之后,至今引用该文的论著已达四百余项。江忆恩指出,要确定中国究竟是维持现状国家还是修正主义国家,可以通过五个指标进行衡量。其一,国际组织的参与率;其二,国际规范的遵守率;其三,是否一旦时机到来,便修改、破坏有关规范与国际组织;其四,是否力图急剧改变物质力量分布状况;其五,是否试图以军事手段急剧改变物质力量的分布状况。在根据以上五个指标对有关资料进行详尽、深入的分析之后,江忆恩教授得出结论:“很难说中国绝对是或绝对不是维持现状国家,然而可以说,中国较之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介入国际社会,态度也更为积极、更为合作。”因而,江忆恩主张,西方社会应当以社会化的方式应对中国的崛起,即试图将中国逐渐融入国际社会。以外交政策模式之语言进行表述,我们可以说,江忆恩的研究支持以螺旋模式应对中国崛起的结论。我们不能说这类文章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但我们可以说,江忆恩这篇文章的主张与美国政府长期以来的对华政策宣示较为一致。2006年,布什总统说,“我们欢迎一个和平、繁荣的中国的崛起,欢迎中国支持国际体系。作为国际体系的利益攸关者,我们两国有着许多共同的战略利益。”2010年美国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宣称,“美国欢迎一个强大、繁荣、成功的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作用。”2012年,奥巴马总统重申,美国“欢迎中国的和平崛起。我们相信,一个强大、繁荣的中国有助于本地区与世界的稳定与繁荣。”2015年9月,奥巴马又一次重申,美方欢迎稳定、繁荣、和平的中国崛起,这有利于促进全球贸易和发展,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和伊朗核问题等全球性问题的解决。美中两国齐心协力将使世界更加安全、繁荣。根据哥伦比亚大学黎安友教授的说法,“从尼克松总统1972年访华至今,每一任美国总统都说,中国的繁荣与稳定符合美国的利益。而且在外交行为方面,美国对中国现代化的贡献超过任何其他国家”。前几年,美国学界偶尔会出现遏制中国的声音,如进攻性现实主义大家米尔斯海默的文章:“中国不可能和平崛起”(2006),但美国学界的主流并不公开主张遏制中国的崛起。
中美关系的舆论环境变化明显
然而,近年来,中美关系的舆论环境有了较为明显的变化。较为著名的论著包括以下这些:阎学通的“中国如何打败美国?”、王辑思与李侃如的《中美战略互疑》、白邦瑞的《百年马拉松,中国的秘密战略: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超强》,以及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特别报告:《修订美国对华大战略》。
2011年11月,清华大学阎学通教授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中国如何击败美国?”文章指出,随着中国对全球经济影响的不断扩大,以及中国军事投射能力的不断加强,中美竞争将不可避免。崛起国希望在全球体系获得更大权威,霸权国不甘心自己的衰落。中美政治制度的不同也加剧了双方发生战争的可能性。2012年3月,北京大学王辑思教授与密歇根大学李侃如教授共同撰写了一份报告:《中美战略互疑》。由于两位学者与各自的政府有着频繁的接触,相当了解各自政府的观点,这份报告的发表立即引起国际学界的广泛关注。这份报告指出,尽管中美两国在各个层面的接触甚为密切,但双方对对方的长远战略意图互不信任。这种观念近年来颇有强化。如果不能予以解决,很可能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两国有可能在十五年的时间内,成为公开的敌国。
美国的知名中国问题专家白邦瑞在2015年2月出版的《百年马拉松》中指出,中国有个秘密计划,要取代美国,成为首屈一指的世界超强。在当今世界,中国乃是对美国国际地位的最大威胁。美国外交事务委员会2015年4月的特别报告《修订美国对华大战略》指出,在未来数十年的时间内,中国将是美国最重要的竞争对手。该报告声称,长期以来美国试图将中国融入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这一做法导致新的威胁的形成,严重挑战美国在亚洲的优势地位。美国因而应当制定一项新的大战略,主要用于平衡中国实力的增强,而不是继续帮助中国的发展。
美国对华政策正在改变
伴随着舆论环境的变化,在外交政策行为方面,美国也强化了对抗中国的行为。主要有经济与安全两个方面。在经济方面,美国的最大动作乃是主导签署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Pacific Partnership,简称TPP)。2015年10月5日,中国人民正在欢度国庆假期之时,美国与另外十一个亚洲与拉美国家宣布结束TPP谈判,该贸易协定成功达成。该协定有着明显的针对中国的意图。由于该协定在货币自由兑换、企业私有化、环境保护、劳工权益、知识产权等方面的具体要求,该协定被认为是量身定做的一个只将中国排除在外的俱乐部。美国总统奥巴马丝毫不掩饰这种意图,他明确指出,美国着力推动TPP的目的,便是不能让中国书写全球贸易规则。颇有学者因而称之为服务冷战需求的“经济北约”。目前美国与欧盟正在就“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简称TIPP)进行谈判。在TPP与TIPP均达成之后,二者将囊括全球70%以上的贸易,因而将变相取代目前的WTO贸易体系。就长期趋势而言,中国因而将面临被变相孤立的可能。
关于南海之争,美国历来声称持中立态度。自2012年以来,美国海军就没有进入中国南海岛礁的12海里之内。然而,近年来,美国始而转为以拉偏架的方式介入南海。2015年,美国更是成为在南海遏制中国的主帅兼急先锋。2015年5月,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表示,将考虑派飞机与军舰进入中国在南海人工岛的12海里海域。中国环球时报不久后即发表文章表示,“如果双方在南海进入军事对峙,美国军力的质量优势将被中国的数量优势及地理接近的优势抵消掉”。“在双方进入漫长的战略消耗之后,美国不会有压倒中国的任何希望。”2015年10月27日美军导弹驱逐舰“拉森”号进入中国南海南沙群岛有关岛礁邻近的12海里水域,造成南沙紧张形势。中国海军以导弹驱逐舰与巡逻舰予以跟踪、告诫、警告。
积极营造中国和平崛起的良好国际环境
和平崛起是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最大的国家利益。随着我国的和平崛起,民主、人权、法制等都能进一步完善。如果不能和平崛起,其他方面取得的进展也都可能失去意义。在目前情况下,决定中国能否和平崛起的最重要的外部因素就是美国。因此,我们应尽量强化促使美国与中国合作的各种因素。
第一,应当继续宣传中国是维持现状国家的理念。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原因之一,或许便是因为美国的误解,以为中国不再坚持作为维持现状国家的理念。东海防空识别区、南海建岛、亚投行、学界对“有所作为”的强调,都可能强化外部世界对中国的偏见。日本等国便时常指责中国在东海、南海的行为,视之为中国并非维持现状国家的依据。有些西方学者甚至认为,“中国梦”、“中国复兴”等概念都是西方对华忧虑的理由。我们应当加强有关宣传的说服力。让外部世界相信,中国的作为与维持现状国家的理念是一致的。新闻工作者、国际关系学家应当努力争取以令人信服的方式在国际媒体、国际学术刊物发出我们的声音。
第二,广交朋友,减少对华强硬政策的同情力量。美国对华趋于强硬,关键原因之一是一些其他国家的支持。国际关系理论中有势力均衡与威胁平衡两种理论。势力均衡论历史悠久,是国际关系学中最受认可的一个理论。该理论强调对实力强大国家的担忧,认为较弱小国家会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最为强大的国家。威胁平衡论则认为,各国联合应付的对象并非最强大的国家,而是最具威胁性的国家。冷战时期各国与美国共同围堵苏联便是威胁平衡论有时比势力均衡论更具说服力的一个例证。在目前的东亚及东南亚地区,有些国家欢迎美国到亚太地区作为平衡中国的力量,这也是威胁平衡论的一个案例。我们应当努力减少乃至消除有关国家的被威胁感,让他们真正认识到,中国的崛起对于他们乃是机遇而非威胁。就中国的国际行为而言,威胁平衡论不应该比势力均衡论更具说服力。
第三,应当大力加强中国的国防力量,遏制美国一些人军事冒险的冲动。根据权力转移理论,在崛起国实力接近霸权国时期,潜藏着最大的战争风险。在此时期,霸权国有时会采用预防性战争的方式,试图击垮崛起国,以维持其国际地位。美国国防部的鹰派主张在南海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米尔斯海默等一些很有影响的美国人士主张与俄罗斯修好,但又强调遏制中国,其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因为俄罗斯军力强大,拥有庞大的核武库。当美国鹰派相信,对华军事冒险将得不偿失之时,他们才可能转而支持合作双赢的对华政策。
第四,可以多向外部世界宣传中国式的理想世界。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为世界描述了多种图景,早已为世人所知。例如,现实主义理论所主张的以国家为主要行为者的国际体系,自由主义的相互依存体系、民主和平体系等,以及建构主义的世界大同论等。外部世界对中国的崛起心存疑虑,其中一个原因便是他们不清楚中国将以何种方式运用中国未来可能获得的超强国力。传统大国崛起的方式、目前东海和南海的争端,令一些国际人士担忧,中国的崛起将以零和的方式使别的国家付出代价。中国传统的朝贡体系也不太令外人放心。当世界各国广泛相信,中国的崛起将使世界更为美好,对于它们而言也是如此,这将大为削弱中国崛起的外部阻力。中国学者正在努力思考推出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什么才是中国崛起后的理想世界,这可以是中国国际关系学家的一个思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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