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马宝成
国家行政学院博士后 谭学良
【摘要】西方国家和一些亚洲国家和地区政党转型，对其国家治理现代化产生了重要影响。现代政党转型都非常注重以下几方面内容：注重学习型政党建设和党员能力素质提升。注重政党的制度化和法治化建设；注重党员意识形态泛化和结构优化；注重政党内外多元化交流；注重政党治理结构的扁平化和灵活化；注重先进治理工具手段的多样化应用；注重政党治理的政策化和经济社会影响力的长效性；注重政党服务职能的定位。总之，政党转型和治理现代化应根植于一个国家（地区）的国情（区情）和历史传承，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和社会舆论，调整好社会阶层差异、意识形态差异对政党转型和职能定位的影响。
【关键词】政党转型 国际观察 国家治理现代化 思考 启示
【中图分类号】D05 【文献标识码】A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党的十八大对加强党的领导做出了全面部署。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加强和改善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做出了部署，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确保改革取得成功。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加强和改进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进行了专门论述，指出：党的领导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最根本的保证。必须加强和改进党对法治工作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过程。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不论是全面深化改革还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都对从严治党提出了新要求，也都以党的领导作为实现目标的根本保证。在此背景要求下如何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藉此顺利实现政党治理转型，则显得异常重要。
政党治理分为对内的治理和对外的治理，即内在结构体制和功能机制的治理、外在影响力的施展和外在职能责任的履行。政党治理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如何获得和巩固政权。因此，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政党必须不断地根据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政治发展的实际情况，不断调整自身的目标、政策、策略，来实现政党目标。
政党转型的国际观察
一般来看，现代政党转型都非常注重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注重学习型政党建设和党员能力素质提升。从西方国家和一些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政党转型来看，随着其改革的深入，他们都很重视党员文化素质和政治能力的提升。除了社会关系、经济条件和政治地位等背景条件的考察外，政党领袖和普通成员的选择录用越来越注重党员能力素质的高低。
现代和后现代社会风云变幻、国内国际各种社会力量对比复杂，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社会矛盾冲突的增加，金融环境风险的加剧等等都刻不容缓地要求政党尤其是执政党必须具备相应高超的素质能力，具备丰富的阅历和经验，具备统筹协调的领导调控能力、灵活谈判的技巧、前瞻的国际视野和全局思维、专业的技术知识、干练的行事风格、持续学习和勇于创新能力等等。
注重政党的制度化和法治化建设。西方国家和一些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政党，其内部逐渐自成一体，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有机体系，各层面的制度建设和法治化程度较高，实现了较大的稳定性，同时，主要领袖的变更也不会从较大地影响政党建设和发展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西方政党制度一般都由宪法、法律或习惯法来确定其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联邦德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1947）、意大利《意大利共和国法》（1947）、法国《法兰西共和国宪法》（1958）、希腊宪法（1975）、葡萄牙宪法（1976）和西班牙宪法（1978）等国家宪法中都对政党及其活动作了明确的法律界定，将政党正式纳入国家的政治体制中。此外，西方不少国家还在选举法等法规中对政党及其活动作出了具体的规定。这些法律不仅规定了政党的地位、作用、组织原则和组织活动等问题，而且也为政党制度的实施提供了基本的规范。
尤其应指出的是，德国于1967年制定了政党法，其中对政党的概念、组成要素、功能、地位和任务作了专门阐述，并有若干具体的规定，如规定政党活动方式和范围、合法地位的取得、政党间的平等、政党的组织原则、政党的经费管理和党员的权利等等。即使没有专门政党法规的英国和美国，也用法律惯例和最高法院裁决的方式规定政党的行为。这对于其他国家的政党制度建设走向法规化和稳定的道路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但是这些法规体系并非超阶级的，其根本目的是把政党及其活动限制在资本主义制度允许的范围之内。①
注重党员意识形态泛化和结构优化。西方国家和一些亚洲国家和地区政党的党员录用标准较为宽松，对于成员政治立场和观点态度的严格要求有所下降，呈现出较大的变动性和阶段性。成员组成结构相对优化，对于成员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关系等背景的严格要求有所缓和。党员的平民化和兼容趋向较为明显。只要承认党纲、党章，不论其民族、种族、性别、信仰、宗教、出身、职业、阶级等，都可以成为党员。保守主义、改良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基督教民主主义呈现共存和融合特点，政党成员的单一意识形态性有所缓和。
注重政党内外多元化交流。在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西方国家和一些亚洲国家和地区政党间的恶性斗争明显减弱，相互间的交流合作大大加强，政治输赢不再广泛影响政治晋升和资源权力分配。党内外的团队合作和不同团体间的交流增多，更加注重党的积极活跃性和创新力提升。政党和社会力量联系的频率、深度和强度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特点和规模。“一个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其政治共同体的建立，应当在“横向”上能将社会群体加以融合，在“纵向”上能把社会和经济阶级加以同化”。②
注重政党治理结构的扁平化和灵活化。一般来看，这些国家和地区在政党转型过程中，政党的结构体制更加具有灵活性和适应性，突显政党治理结构扁平华，提升政党运作的效率。这个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行政体制的改革。治理和领导机构的设置趋向于应选举和具体职能事务的需要而设，讲究实效性。西方国家政党在选举时期较多地设置了选举委员会，作为临时竞选机构。英国保守党的组织机构有三个部分：一是党的领袖和全国委员会；二是议会党团；三是基层党组织。结构的扁平化灵活适应了政党的特定选举任务和一般的日常事务管理，以及党员诉求的快速传达。
注重先进治理工具手段的多样化应用。在转型过程中，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党影响力体现于其治理手段和工具的多样化。其目的就是增强党的合法性基础，扩展正当的影响力。为此，这些政党积极采用政治、行政、经济、文化和法律等手段来实现其职能。同时，他们注重运用现代化的治理工具，来提升其治理合法性水平。例如，网络技术的普遍应用，使其舆论引导功能加强，参政议政和政策宣传能力得到不断强化；政策研究和应用推广更加凸显政党的实在价值和潜在领导及发展能力，政策工具效用不断增加。如英国工党在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就引领着新公共管理改革的推进，并开发出多种治理工具，大大提升了党和政府的治理能力。
注重政党治理的政策化和经济社会影响力的长效性。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党为争取执政地位或者获得广泛支持，越来越倾向于借助新的改革口号和专业的改革治理理论来提升自身政治形象，这也使得政党和领导干部更具前瞻性视野和预测思维。也就是说政党不再或者不单纯依靠政治权术手段的运用、蛊惑人心的政治宣传、利益的交换等不具备内在“新生力”和正能量的选票策略，而是更多地依靠知识和技术基础上的理论性策略来切实提升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来赢得选民支持，更加注重长效化策略。这可以维护一定时期内的政党形象，克服短期效应。
注重政党服务职能的定位。新时代条件下政党的生存发展依据和合法性来源越来越依赖于其积极的社会功能定位。政党服务职能的实施是政党转型的必然要求。意识形态的淡化、民众公平参与和独立判断能力的增强、社会生活质量需求的不断提升、国际局势的相对稳定、经济社会全球化程度的加深等，都从主观和客观条件上要求政党必须适应社会的科学持续发展，政党的服务职能越来越独立于其政党职能和政策目标而显得尤为重要。
政党转型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影响
西方国家和一些亚洲国家和地区政党转型，对其国家治理现代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完善了国家治理体系，提升了国家治理能力。西方国家政党选拔推荐干部综合素质和能力的提升，使得政府领袖和主要组成人员素质结构大为优化，政权更迭导致的稳定性下降问题逐渐得到有效控制，改革的大方向得以维持和不断深化。这也得益于政党之间的有效合作。
强化了社会治理。根据特定社会职能而产生的政党，如绿党等，其成员政治和经济背景复杂，超越了不同政治流派的差异，既有过去的共产主义组织的分子，也有社会民主党右翼人士和市民组织成员，他们注重改善自然生态环境，强调城市绿化。日本的“生活党”（2012年11月成立）则重视民生，主张逐步废除核电，反对提高消费税。诸如此类的政党反映着公民对于特定经济社会生活方面的关注，体现出较强的实用主义，也从另一方面折射出公民对于资本主义政党政治掩盖下的金权政治、寡头政治以及政治权术的厌倦和不满。
整合了社会利益和群众基础。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党为执掌国家政权和赢得选票积极向中间立场靠拢，并整合不同政治派别和广大群众的利益诉求，这就大大拓展了其政策利益的群众支持度，并能够增强其执政的合法性，提升政策宣传和实施的效果。各政党在政策主张乃至意识形态方面既保持差别又出现彼此靠拢的趋势，有利于政党争取选民和生存空间，并避免或减轻政党轮流执政可能引起的震荡，从而使这种政党政治得以继续发展下去。
政党林立与政党走向联合或两极化集中现象并存，既显示了政党活动的自由，又防止政局过分动荡的不良后果③。欧洲的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和工党等，人们将其统称为社会党。社会党调和、妥协性的政策在选民中获得支持及其纷纷上台执政，使它成了西方现行政党制度得以稳定发展的重要支柱。统计表明，二战后至今，社会党在瑞典、瑞士、丹麦和英、德、法、意、奥、比等18个国家中先后长期执政，少的执政10余年，多的执政已50余年。④
健全了国家内部稳定机制。不管是外来势力的干预还是国内不同政党的相互竞争，部分亚洲国家呈现出政权更迭频繁的特征。如泰国政权在二战后长期由军人集团把持。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军人逐渐淡出政坛。但进入21世纪以来，泰国不同政党轮流执政，军事政变频发，政权波动较大。
尽管如此，亚洲国家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仍然保持着经济发展的较快增长，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5年5月7日发布《亚太区域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15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速维持在5.6%，2016年将小幅降至5.5%。这一定程度上说明国家政权体系有着相对健全的内部稳定机制以及健全的法规制度，可以保障经济社会发展不受政权频变的影响。经济结构的调整、对外贸易的增长、相对宽松的信贷环境、持续的科技教育投入等都大大促进了经济的健康有力发展。
促进了政党和社会组织的发展。主要表现为政党和社会组织数量的增多，社会民间力量广泛的民主参与。二战以来，各种名目的政党和团体不断成立，数量众多。如菲律宾目前有大小政党100多个，大多数为地方性小党。其执政党自由党成立于1946年，并于2010年总统大选中获胜。另外，社会民间组织成立的规模和数量不断增大，呈现几何级数增长。在各国政权建设中，也积极吸纳或者联合不同社会组织力量共同参与政策的制定以及公共事务的治理。民间社会力量的参与领域广泛，从政治参选、政策制定、政党参与一直到教育投入、慈善捐助、环境保护等，几乎无所不包，且在专业技术、资源投入、社会动员等方面拥有较大的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