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转型的思考与启示
政党转型和治理现代化应根植于一个国家（地区）的国情（区情）和历史传承。不同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特定时代背景和特定的本土化文化等国情条件，造就了政党治理体制和治理能力的差异化。虽然新时代条件下政党转型意味着诸多先进理念和技术的应用，以及增强政党的科学性、制度化、规范化，但限于特定国家发展条件和文化背景，政党的转型发展和国家治理结构体制呈现明显的区域差异和时代特性。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宗教信仰、政党群众基础和合法性、较低的政治制度化水平、政党构成背景等等都与现代化程度较高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着很大的差别。这种历史背景条件的差异是否会成为政党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的关键变量，应慎重思考。政党的转型和治理现代化应根植于本国的特定国情和历史基础上，单纯地讲求理论和实践的赶超，有时候可能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不利于本国政治的发展。苏联的解体便是明证。
值得注意的是，宽泛的治理理论和宏观的治理思维、复杂多样的治理手段等等，有着相当的不可捉摸性，即不确定风险较大，具体实施环境条件、技术要领、主体的能力素质和技巧要求等等都有着复杂的约束变量和特定的适用情境，因此，理论和实践的可移植性便成为各国政治考量的重要层面。更多的是这些理论和实践结合本土化国情的变相适用，如日本实施的“党政分开”原则便实现了对西方政党政治的取长补短，既充分发挥党对政治行政的引导作用，同时又避免党对具体行政事务的干预，党政各司其职，相互联系，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信息技术的利用和社会舆论（大众传播媒介）的控制是政党转型的重要变量。信息技术的持续发展对于政党建设和政治制度发展的作用备受争议。东西方国家的政党在信息技术应用范围和形式、平台的建设、技术的支撑、资源的投入等方面都有着巨大的差异。但总体来看，未来信息网络技术的应用则是不可忽视的社会潮流和历史发展必然。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党一般都会利用网络技术宣传独特的政策纲领和竞选口号，推荐候选人，引导舆论，获得社会支持，规范投票程序，监督批评对立党，提升透明度等等，这些都将成为政党转型过程的必然。政党通过各种手段影响着大众传播媒介，形成一种有利的政治氛围。但是相比之下，亚洲民族国家则对网络技术的应用显得更加保守和被动，网络信息技术更多地应用于传统的办公事务，低水平的民众诉求和政治参与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网络的应用广度和信息的公开透明。部分亚洲国家的大众传播
媒体私营化，按照市场规则运作。如泰国大众传播媒介中，主要泰文报纸有《泰叻报》、《民意报》、《每日新闻》、《国家报》、《沙炎叻报》、《经理报》等，主要华文报纸有《新中原报》、《中华日报》、《星暹日报》、《亚洲日报》、《世界日报》和《京华中原日报》等，主要英文报纸有《曼谷邮报》、《民族报》等等，这些报纸大部分为私营性质。广播电台有230多家，其中由政府民众联络厅掌管的有59家。泰国国家广播电台为国家电台，设有国外部，用泰、英、法、中、马来、越、老、柬、缅、日等语广播。无线电视台共6家，都设在曼谷，大部分电视节目通过卫星转播。地方有线电视公司86家。电视网覆盖全国。也有部分国家和政府控制的大众传播媒介，传播内容严格遵循政党和政府的意识形态，主要人事任免由相应政党或权力机关确定，如朝鲜主要报刊《劳动新闻》、《民主朝鲜》、《勤劳者》、《朝鲜人民军》、《青年前卫》、《平壤新闻》等，朝鲜中央通讯社为国家通讯社，并发行日刊《朝鲜中央通讯》等；朝鲜中央广播电台为国家广播电台，朝鲜中央电视台是政府主办的官方电视台。
先进的科学技术是治理现代化和政党转型的重要变量。网络信息技术的应用伴随着政党理念和行为的转变，注重体制结构的扁平和灵活适应性、信息的公开透明、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民主监督运行等等，这对于传统的政党政治文化产生较大的冲击。以怎样的心态接受网络信息技术的挑战，如何重新调整政党和国家政府职能的边界，合理确定网络信息技术变革的广度和深度，如何克服网络化治理的负面效应等等，诸如此类问题都是摆在任何一个国家政党面前的关键课题。技术手段和意识形态的矛盾对立、公开透明与封闭幕后的矛盾、服务和统治的矛盾、短期局部利益和整体长远利益的矛盾、功能责任与权力的矛盾等，这些对立统一的关系时刻存在于未来政党政治的网络化发展过程中。
社会阶层差异、意识形态差异对政党转型和职能定位具有重要的影响。政党从成立伊始就深深地烙印着自身的利益，意识形态和思维习惯的本质差异较大程度上限制着合作的程度。政党在后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不论在党政关系、党团关系、党群关系层面，还是在社会治理和服务功能定位层面，都可能受阶级阶层利益因素的影响，且表现出极大的地域差异化和时间差异化，导致政局和社会事务管理充满变动性，影响了合作的范围和效度。
如在党政关系的分歧和职能手段的变革层面：一些西方国家的执政党较少具体介入、干预政府行政运作和政府内部事务的管理。人事任免上，执政党除了提名政府主要领导或者各部门负责人的人选外，其他公务员和文官的任免完全由政府自行决定。执政党可以间接地施以影响，但不能直接干预。在政策方针方面，执政党除了干预政策议案的制定、审议和实施宏观引导外，不具体领导政府的施政过程和管理政府部门的各项工作。在职务问题上，一些国家中除了党的领袖兼任中央政府首长外，执政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般不兼任政府的重要职务。如果其打算入阁，便要放弃党内的高级职务。机构设置上，党的机构体系对相应的行政部门不具有领导关系。而与此相对应的是，在某些相对集权的国家（如朝鲜、越南等），由执政党直接指定或任命政府主要领导和部门负责人，实行党管干部原则，且在重大政策方针和重要事务决策方面享有指导权，对政府实行政治、思想、组织等多重领导，全面掌控整个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轨道，“党政一体”现象浓厚。但现在这些国家的政党也在考虑不再过分干预微观行政事务，逐渐转向宏观调控职能的发挥。
在合作治理层面，政党在治理关系中的角色定位显得尤其重要。政党向社会服务职能的转型可能会面临着“政党自身合法性”和“政党公共合法性”问题的困扰。政党存在目的是参政议政，过分关注社会服务职能领域既不符合立党初衷也不符合本阶层利益。因此，增强政党的“公共合法性”可能会部分损害“自身合法性”，引发党内纷争。同时，与社会良性互动合作过程中，政党到底在具体社会事务尤其是敏感事务方面能够多大程度上抛开所代表阶级阶层利益和短期目标的束缚，真正从社会公众角度进行决策和行使职能，这是一种不确定风险较高、可预测性差的合作契约。民众也对于政党社会功能的发挥持一种怀疑态度，甚至会认为政党是为赢得选票而进行的政治作秀。
总而言之，政党特定的意识形态和社会阶层背景深刻影响着其治理转型和职能定位，制约着其社会良性互动合作关系的构建和维持。
【注释】
①③④梁琴：《中外政党制度比较》，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24~126页，第357~358页，第359~360页。
②［美］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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