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政治价值嬗变是对市场经济发展所引起的政治生活秩序和逻辑变化的一种应然反应。改革开放以来，政治价值呈现出了一定的基本图景：即传统政治价值与现代政治价值的并存；感性政治价值与理性政治价值的交织；理想政治价值与世俗政治价值的融合；一元政治价值与多元政治价值的互动。
【关键词】市场经济 政治价值 嬗变 图景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政治价值是政治意识形态的核心要素。作为一种规范性力量，政治价值是人们对政治生活准则的高度凝炼，集中体现着政治生活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价值的嬗变首先得益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归根结底是一场以实现政治民主化为核心的渐进性政治现代化运动，即“在经济民主化的基础上向政治民主化迈进”。①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政治价值嬗变是中国政治转型在价值层面上的集中表现。实质上，中国政治价值嬗变是对市场经济发展所引起的政治生活秩序和逻辑变化的一种应然反应。
政治价值从传统向现代转变，且共同并存
人类政治社会的发展，有一个基本的价值取向—从传统向现代转变。如果说前者主要是从“过去时”的维度对人类政治社会进行考察，那么后者则更侧重于将人类政治社会置于“将来时”的维度进行分析。传统为现代提供赖以生成的土壤，现代需要在传统中孕育。人类政治社会正是在传统与现代相互的博弈过程中被创造出来的，并不断更新着。按照郑杭生的说法，这可以称之为“现代的成长”和“传统的被发明”。②
传统政治价值的嬗变，以现代政治价值为基本旨趣。在一定程度上，后者对前者具有方向性规定。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政治价值嬗变就是在特定的社会转型这一时空背景下，实现传统政治价值的现代转化；就是要赋予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儒家政治价值，以及赋予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之上的传统社会主义政治价值以新的时代内涵、精神和气息。
实现传统政治价值的时代更新，既不是对传统政治价值本身的排斥，也不意味着我们要彻底将其抛弃。实际上，人们将不得不面对由传统政治价值和现代政治价值所交织的动态画面。传统政治价值与现代政治价值具有一定的共生性。历史上，我们对此有过错误的认识，曾经付出过惨痛的代价。例如“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入侵，一些有识之士指出，儒家传统政治价值不具有现代性，无法适应“由专制政治，趋于自由政治；由个人政治，趋于国民政治；由官僚政治，趋于自治政治”③的现代社会，必须予以抛弃。再例如，文化大革命时期，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路线的指导下，儒家传统政治价值更是受到了彻底的批判，被全盘否定。事实证明，儒家传统政治价值并不都是糟粕，一些内容仍具有时代意义，值得继承发扬。同时，也为现代政治价值提供了基本的生长点。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超越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事实地改变着传统社会主义政治价值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促成了中国人实现从传统的计划意识向现代的市场意识的根本转向，直接把市场意识推向了中国社会的前台。”④以往被视为传统社会主义政治价值集中体现的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群众运动、人民民主、集体主义等开始褪掉“左”的色彩，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和内在要求为逻辑起点，逐渐走上了自我否定、自我更新、自我丰富的建构之路。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塑造力得到了毫无保留的发挥，源源不断地将内在的规则、机制和精神强制性地注入到传统政治价值日益干涸的躯体，赋予其新的灵魂，激发其无限的生机和活力。
现代政治价值彰显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塑造的印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到什么程度，传统政治价值的现代化就会达到什么程度。因此，传统政治价值向现代政治价值嬗变将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由于历史的原因，一些诸如民主、法治、以人为本、政治文明、和谐、治理等政治价值，都曾经被误解过，甚至饱受争议，被弃置不用。但是，在社会主义视域下，一些不符合时代要求的内容被扬弃，经过马克思主义的诠释，形态的转换，理论的创新，被赋予了现代性，才最终正式进入官方主流话语体系，成为社会主义政治价值。
政治价值从感性向理性转变，且相互交织
社会主义政治价值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思想上层建筑。人们对它的理解，始终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既受到一定的社会实践活动的影响，又为一定的认识水平所制约，并掺杂一定的个人情绪、感情和偏好。长期以来，由于受到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我们对社会主义政治价值的认识存在着一定的误区，更多地集中在感性认识的层面。一方面，从本本出发，错误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把一些经典语句视为至理名言，作为评判标准，将社会主义等同于计划经济、公有制、平均主义、高度集权等，进而教条式地理解社会主义政治价值；另一方面，向苏联学习，以苏为鉴，接受和承袭了苏联关于社会主义的僵化认识，将“历史唯物论简单归结为阶级和阶级斗争论，……把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简单化地等同于‘阶级关系的总和’，并使之教条化”。⑤
这一传统思想认识，脱离了客观实际，缺乏科学性，以程式化的思维方式，将人们的头脑禁锢起来，在一定程度上曲解了社会主义的内涵和外延，导致人们对社会主义政治价值理解的碎片化、简单化、教条化、庸俗化。在这种情况下，一旦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发生了变化，社会主义的法律和制度底线就会被突破，整个社会的政治生态就会急转直下，最终“阶级与非阶级的、敌对与非敌对的、政治性与非政治性的，纠缠在一起，一度使整个社会的政治关系紧张无序，宪法及其法律体系遭到破坏，使中国政治生活走入了绝境。”⑥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紧紧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不断解放思想，深化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在破除一些旧的、不合时宜的传统政治价值的同时，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思考社会主义政治价值，以“四个现代化就是中国最大的政治”⑦为时代诉求，重塑社会主义政治价值判断标准，从而进一步扩展了对社会主义政治价值的内涵和外延的理解。这意味着我们在摒弃传统的以“政治”为本位的感性认识的基础上，通过对社会主义政治价值进行重新建构，实现了认识的新飞跃。相比较而言，新的认识更加突出以“经济”为本位，强调人的理性化，以及在理性思维指导下进行政治生活。这就为现代政治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因为“现代政治是基于国家与社会二元分割的政治，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自由民主法治的政治。”⑧
现代政治社会的发展过程本质上是一个不断理性化的过程。这与社会主义政治价值的理性化趋向是一致的。可以肯定的是，随着经济市场化和政治现代化的推进，感性政治价值及其残余形态将不断走向势弱，由认同走向认异。而理性政治价值将会被人们所普遍认同，妥协、宽容、对话的政治理念和规则将日益深入人心，一个从发展、民主、权利、法治等方面对社会政治生活进行重新定义的理性时代会真正地到来。
政治价值从理想向世俗转变，且有机融合
政治价值本身具有一定的理想性，政治生活的真谛就在于对理想政治价值的追寻。可以说，没有对理想政治价值的追寻，就没有政治生活。有什么样的理想政治价值，就有什么样的政治生活旨趣。
历史上，面对中国的特殊国情，要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除了进行革命，我们没有其他道路可走。革命理想是神圣而至高无上的，其本身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在革命成功后，我们仍然固守僵化的革命思维，以革命理想主义者自居，过分夸大革命理想的作用，将其绝对化、扭曲化，甚至空洞化。
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革命本应适时退出历史的舞台，让位于经济建设。然而，在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不断革命的思想反而被逐渐强化，尤其是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之后，毛泽东对阶级斗争做出了新的判断，革命意识伴随着群众运动的开展迅速蔓延。这一时期，作为唯一合法的理想，革命是崇高的代名词，体现着时代精神，成为了社会主义的核心政治价值，高居于个人理想之上，并规定和制约着个人理想。实质上，革命理想具有乌托邦色彩，试图以革命取代建设、以精神取代物质、以群众运动取代民主法制，是对社会主义理想的曲解。对实现同质化社会的诉求和实践，无法弥合国家、集体和个人理想的差异，造成了理想与现实的严重脱节。
针对理想政治价值的诸多弊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开始逐步打破思想禁锢，以求真务实的精神，将注意力转向经济建设，从发展生产力的层面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注重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要求，开始了对理想政治价值的重构。“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⑨在市场化改革的推动下，经济和物质利益开始受到高度关注，以往片面强调理想、精神、奉献的政治价值失去了昔日的权威，逐渐“接地气”，走向世俗，注重物质、利益和索取的政治价值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认可。
世俗政治价值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势必对空洞化的理想政治价值造成挤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理想政治价值将彻底走向没落，被世俗政治价值所淘汰。实际上，两者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能够实现有机融合。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从经济的角度来理解政治，用经济思维解决政治问题，进而推动着理想向世俗的转变和回归，逐渐实现了国家理想与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统一；社会理想与个人幸福的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与个人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统一。但是，需要警惕的是，世俗政治价值对物质利益的强调，必然激发人们潜在的物质占有欲望，导致功利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盛行。“人成了自己命运的主宰，他的命运便是冒险，便是获利。……金钱成了人最大的等价物，比出身门第更有力量。”⑩人将在自我物质利益的追求过程中，不断被物所异化，个人利益至上，金钱万能论，有用即真理将大行其道，“真实自我”将逐渐吞噬和背离“理想自我”，进而使庸俗政治价值肆意泛滥，腐蚀和毒化社会主义政治价值。
政治价值从一元向多元转变，且彼此互动
任何一个社会都是一个多元政治价值并存的社会，其中往往存在着一个主导政治价值，居于优势地位。在价值张力的作用下，主导和非主导政治价值始终处于互动过程中，两者的博弈和较量实质性地推动着政治价值的嬗变。
改革开放以前，为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我们在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着力构建起了与之相适应的一元政治价值。这里，一元政治价值不仅表明数量上的多寡，而且表明地位上的至上，一元独大。前者旨在强调社会主义或集体主义是唯一的政治价值，其他政治价值是不被允许存在的；后者旨在强调社会主义或集体主义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绝对地规定着人们的政治价值取向。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元政治价值就是主导政治价值，两者是同义的。
在一元同质化的社会里，国家和集体具有强大的个人管控能力，单一化、平均化的利益获取机制，最大限度地阻碍着人们对非主导政治价值的选择。这不仅保证了社会主义或集体主义的主导地位，而且扼杀了其他政治价值生存的空间，将其边缘化。个人对自我生存利益的担忧和保护，使其无力和无意承担认同非主导政治价值所带来的巨大代价。在革命理想主义的鼓噪下，人们偏执于“阶级斗争”、“继续革命”，大搞政治运动，虚妄地将一部分人民群众定义为“阶级敌人”，进而不断强化着扭曲的社会主义政治价值。
改革开放以来，在思想解放的引领下，人们的主体意识开始觉醒，对经济权利的要求日益强烈，利益诉求的多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个人对国家和集体的依附关系逐渐被打破，原有的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一维单向关系被多维双向关系所取代。按照市场经济的法则和精神，参与市场经济活动，追求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成为人们的基本价值理念。尊重个人利益，呼唤人格独立，促进个人发展是市场经济的内蕴精神。在市场经济时代，个人必将“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市场经济是一种多元主体经济。每一个独立的个体都有自由选择一定的经济生活的权利。因此，市场经济生活越多元，政治价值的分化就越剧烈，多元政治价值的现实性也就越突出。
虽然政治价值多元化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多元政治价值的并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一元政治价值的主导地位。时至今日，社会主义或集体主义仍然是我国的主导政治价值，继续规范和引导着多元政治价值。一元与多元政治价值之间已经不再是一种控制与被控制、肯定与否定的关系，而是一种主导与取向、并存与互动的关系。一方面，一元政治价值通过吸收多元政治价值的合理成分，进一步丰富着自己的基本内涵。另一方面，多元政治价值则通过自我革新，适应一元政治价值的内在要求。当前，在多种所有制经济长期并存的情况下，政治价值多元化的态势将会更加明显，势必挑战一元政治价值的主导地位，弱化其规范力和引导力。对此，我们需要通过社会主义政治价值的建构，进一步增强一元政治价值的统摄作用。
（作者单位：天津城建大学社会科学部；本文系天津市教委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专项课题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2SZK04）
【注释】
①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88页。
②郑杭生：“论现代的成长和传统的被发明”，《天津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③《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78页。
④戴茂堂，江畅：《传统价值观念与当代中国》，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28页。
⑤⑥刘德厚：《广义政治论：政治关系社会化分析原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9页，第84页。
⑦⑨：《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34页，第146页。
⑧潘维，廉思：《中国社会价值观变迁30年：1978~2008》，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94页。
⑩［美］弗罗姆：《逃避自由》，刘林海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第44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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