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化公共问责制度建设，形成制度管权机制。公共问责机制的建设是一项具有系统性和全局性的工程，需要一套涵盖制度设计、制度执行等多个方面的问责制度作保障。为了实现“制度管权”，政府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强化公共问责制度的建设：
一是落实权力清单制度，依法界定政府职权。公开“权力清单”是实现公共权力透明化、避免权力暗箱操作的重要前提。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权力清单制度，强调依法界定政府权力和部门权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政治建设新目标，落实“清权、减权、制权、晒权”等环节，为实现权责公开、权责统一奠定基础。此外，我国还应对公共管理的方式、公共事务的开展流程以及岗位的权责范围等进行明确的规定，提高公共权力运行的透明化和规范化程度⑦。
二是扩大信息公开范围，推动权力透明化。我国应深入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提高公共权力运行信息公开的“质”和“量”。同时，还应尽快完善党务、政务的信息公开制度，并针对公共权力运行信息建立问责制度和纠错制度，从制度上提高问责信息的透明化程度。
三是建立双向多维问责途径，提高异体问责力度。政府应结合360度绩效责任理论，提高问责主体和问责对象的多元化，并建立双向、多维的问责途径，在完善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垂直问责程序的基础上，扩大政协、人大以及社会公民等方面的异体问责，并建立下级对上级的问责机制，合理提高问责机制的双向性和外部性，提高对运行公共权力的约束。
四是完善责任追究制度，落实“责任到人”。美国学者Kevin P.Kearns认为，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具有松散性和多元性，为了落实责任制，应结合委托—代理理论，通过竞争性投标、绩效合同、授权质量控制、结果测量、项目评估和独立财政审计等责任手段，将责任落实到个人，以促进“权责统一”的实现⑧。我国应建立和完善经济责任审计制度、罢免制度、引咎辞职制度等，形成系统的监督制约制度体系，优化公共权力运行的秩序。
推动公共问责信息公开，形成透明化权力运行。信息公开是公共权力透明化的前提，也是将公共问责落到实处的基础。政府应尊重和维护公众的知情权，让公众能够通过便捷的途径了解政府应该做什么、正在做什么以及获得什么结果、产生什么效益。通过提高信息透明程度，政府及各机构成员对公共权力的行使将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使得公共问责有了实质意义。
其一，以治理透明化为核心理念。政府应树立“开放政府”这一治理透明化的理念，去除以往神秘感和神圣感，从思想根源上尊重公民知晓政府职能工作及运作程序的权利，并形成主动公布、主动解释的责任理念，从行动上扩展信息发布渠道和公民监督渠道，从以往的暗箱操作转向权力运行公开化，提高政府职务、权责、流程等信息的透明化⑨。
其二，以维护公众知情权为主要目的。政府在执行政务公开的过程中，应转变以往的任务式、应付式的信息公开做法，尤其是提高对公民关心的热点问题、民生问题、危机事件的信息公开程度，切实保障公民的知情权。这将更深入地激活和扩大公民的参与权和监督权，推动公共权力运行的透明化。
其三，以数字化技术为重要手段。政府在落实信息公开制度时应充分引入现代信息技术，扩大信息公开渠道，让更多的公民能够参与到公共问责之中。各级政府应积极完善信息通讯技术相关的软硬件设备，结合本地信息公开情况建立电子政务系统，并划分不同的模块和栏目，清晰、明确地将公共权力运行的信息发布到电子平台中，降低公民了解信息的时间成本和工具成本。此外，政府还应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在微信、微博、论坛等新媒体平台建立公众账号，扩大官方信息发布渠道，提高与公民信息交流、反馈的效率，推动信息利用的最大化⑩。
扩大公民问责参与渠道，强化民主问责基础。公民参与使公共问责实现约束，有赖于不断扩大以权利制约权力，进而形成公共权力运行公开化的全民监督网。政府应为公民提供更多的机会，让他们能够通过合法渠道参与制定公共政策和为政府提供信息，提高公共问责机制的民主性。其中，可通过以下方式扩大公民问责参与渠道：
一是强化公民的问责意识和能力。我国应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等方面渗透政治教育和法律教育，提高公民对公共问责的认识和重视，并在课程教育和社会实践中了解公共问责的实践途径，切实提高参与公共问责的能力，实现有效问责。
二是建立健全公民问责的制度体系。政府应提高公共问责的民主性和畅通性，完善听证制度、说明理由制度以及相关程序，形成具有可行性的公民监督问责机制，切实保障公民参与公共问责的权利。
三是拓宽公民公共问责的渠道。政府在完善原有问责渠道的基础上，还应积极扩展网络问责，充分发挥其成本低、门槛低、时空局限小、问责效果明显等优势。其中，政府可将网络化信息渠道与网络化问责渠道结合起来，例如借助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平台公开信息，同时参与信息的评价反馈环节，深入了解网络舆论，形成新媒体问责渠道，及时回应公民通过网络途径反馈的问责信息，激活公民公共问责。
结语
为了建设“透明政府”、“责任政府”，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政府应重视公共权力运行透明化这一主线，并主动接受来自内部及外部的监督、约束，切实改变公共权力运行不公开、不公正、不规范以及政府机关不作为、不负责的问题。为此应充分重视和分析当前我国存在的公共问责问题，如法治化水平较低、问责信息不对称和民主体制不完善等，并结合我国国情，从法治建设、制度建设、信息公开、民主参与等方面探索完善公共问责机制的有效途径，形成信息透明、权责统一、制度民主、程序规范的公共问责机制，全面提高我国公共权力运行的透明性和规范性。
（作者单位：兰州城市学院）
【注释】
①郑石桥：“公共问责机制和政府内部审计：理论框架和案例分析”，《会计之友》，2012年第19期，第16～21页。
②Francis J. Jr. Leazes. Public Accountability: Is It a Private Responsibility?.Administration and Society, 1997:395～412.
③Robert D. Behn. Rethinking 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00:7.
④曾保根：“基本公共服务问责机制创新的四维构想”，《中州学刊》，2013年第5期，第10～14页。
⑤方俊，曹惠民：“构建基于公众参与的政府绩效问责机制”，《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第384～389页。
⑥周叶中：“论重大行政决策问责机制的构建”，《广东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第222～235页。
⑦钱再见：“国家治理进程中的政府公信力及其提升路径研究—基于公共权力视角的考察”，《学习论坛》，2015年第8期，第43～47页。
⑧Kevin P.Kearns. Managing for Accountability: Preserving the Public Trust in Public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 .San Francisco, CA: Jossey-Bass, 1998:37.
⑨钱再见，高晓霞：“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公共问责困境研究—以公共权力运行公开化为视角”，《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第3～12页。
⑩钟俊，聂鑫：“服务型政府构建中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途径探析”，《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第225～2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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