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一个社会中，大多数社会成员财富理念的取向对于一个社会经济成就的取得至关重要。文章在对中国传统财富思想梳理基础上，关照现实中国与当今国际社会，探讨了“财富理念”在当下的中国应如何树立与架构的问题，提出“幸福财富”理念，以期从微观层面引起国人对财富问题的进一步思考。
【关键词】幸福财富 国人创富 应然逻辑
【中图分类号】D08 【文献标识码】A
什么是“幸福财富”
当今中国国人对财富的认识可谓五花八门，各种创富理念反映了人们的内心诉求。但不论时代怎样发展，关乎财富一些共通性的基本要素必然具备。比如说，“务实”、“守信”、 “崇学”、“向善”等等。要想取得财富，必须“务实”；要想财富长久，必须笃守“信用”；而财富规模、品质和意义的取得，需要财富拥有者自身提升修养，不断“崇学”；人们追求财富的价值旨归，则应是“向善”。
什么是“幸福财富”呢？姑且作如下几条规定：第一，取得财富的途径和过程，不仅“合法”，也“合情合理”；第二，使用和支配财富，能够“节制”、“分享”；第三：对待他人财富，能够“正视”、“公正”；第四，对待自身财富，能够“淡然”、“坦然”、“平和”等等。当然，还可以延伸出许多关于“幸福财富”的规定。只有如此审视一个人的财富，一个人的财富才能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考验，才可能称之为“幸福财富”。之所以提“幸福财富”，是抱着理想主义的希冀，希望在今天的经济时代，人人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取财富，是“令人感到幸福的”财富。
所以，本文提出“幸福财富”，即：只有财富是“向善的”、是“阳光的”、是“健康的”、是“合理合法合情的”、是“见得了光的”、是“有德性的”等等可以用诸如此类的正面之词加以界说的东西，财富对于拥有它的人来说，才可能是幸福的。“幸福财富”体现出国人创富的应然逻辑中的一些基本诉求，如“善于正视”、“善于平衡”、“善于既富又贵，既富又乐”等等，正是提醒人们对待财富的一种正确态度，获取财富是人生的目的之一，但绝不是唯一目的。
在中国，“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曾经是最富有刺激性的一句话：它使那些坚持传统思想的人恼怒，使一些有能力的人跃跃欲试，也使一些孱弱者忧心忡忡。但无论如何，这句话实施三十多年以来，社会财富大量增加，而社会忧虑也同时增加，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如今的中国，某些企业暴富背后的企业核心竞争力在哪里？叫得响的国际知名品牌在哪里？政府某些导致部分人群暴富背后的社会公平正义在哪里？某些学者暴富背后的良知和道义在哪里？某些官员暴富背后的“人民公仆”精神在哪里？某些草根暴富背后的人性最为根本的价值追求和最为本性的生活呈现在哪里？某些明星暴富背后的“公众社会形象”在哪里？……这一个又一个暴富现象背后的追问，是我们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都需要为之严肃思考的问题，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把“幸福财富”放在微观层面上研究的根本原因所在。
历史上有关“财富”的思想
以浙江籍思想家为主要代表的南宋事功学派—即历史上著名的陈亮的永康之学、叶适的永嘉之学（浙东学派①）为其代表，则与“义先于利”、“重义轻利”的儒家思想不同，他们主张“利先于义”、“以利促义”，高度重视和肯定经商取利行为的正当性、合理性，展现了浙江文化传统中与“重义轻利”有所不同的独特的财富思想。众所周知，叶适在学术上的重要贡献，是在南宋倡导“务实而不务虚”的学风，把经术与政事结合起来。
事功学派领袖陈亮一生高举功利主义大旗，主张事功之学，他反对空谈义理，讲究经世致用、追求实事实功。从陈亮、叶适到黄宗羲、顾炎武，到近代龚自珍、魏源、梁启超、章太炎、孙文等，都是在经世致用观念影响下，注重事实、历史、经验，主张改革、变法、革命。按《两宋思想述评》作者陈钟凡先生的话来评价就是：“由凭虚而趋实证，由个人而至社会，由惟理惟物而至惟行”②。
这里需要明确的是，永康、永嘉学派虽尚功利，崇事功，但并不是就功利论功利，就事功而言事功。他们所谓的“功”，既指治国安民的实际功效，又指与“立德、立言”并列的“立功”的人生价值旨归。高举“事功学说”的永嘉学派代表人物叶适、永康学派代表人物陈亮提出“义利双行”，是“立国本”和“活民命”的利，他心目中的“事功”，则合乎“天道人心”、“举而措之天下之民”。
所以，以陈亮的永康之学、叶适的永嘉之学为代表的南宋事功学派彰显出的以“皆舍天道而言人事，祛故说而辟新解，力扫身心性命之空谈，锐意经世治人之实效”的思想和精神，可以说是与中国传统社会以儒家学说“义先于利”、“重义轻利”为主导的财富思想截然不同的一种视角和声音，给予我们在市场经济时代所需要且少有的有关历史文化传统方面的资源借鉴。
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社会逐渐接纳了经商取利的行为，民众普遍能对经商取利行为能够进行正面、积极的理解和认同。显而易见，这些思想家们的学说和思想无疑起到一定的历史作用，是应该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为他们留下应有的位置以及给予合理恰当的评价。当今不少人想创业，想赚钱，但若在创业赚钱的同时能够处处积德，时时向善，才应该是当今国人创富的基本逻辑。
创造“幸福财富”要关注的问题
第一，看待财富、取得财富、支配财富及分配财富过程中的伦理要求。即需要有一个基本的着眼点：“获利正当与否”、“获利合理与否”。物质财富可以使人幸福，也可以使人堕落；可以有益于人类进化，也可以给人类带来灾难。物质财富的社会作用与整个社会制度的性质和社会精神文明状况息息相关。莱斯特·R·布朗（可持续发展思想创立者、美国著名的农业科学家）认为，人类应当节制自己的欲望，应当追求自己维持生活所必须的最低限度的财富。如果仅把追求物质财富当作最高的目标，就会导致一种灾难性后果。③
所以，我们需要厘清的是：经济来源正当与否，消费方式合理与否，是否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才是衡量财富幸福与否的主要标志，而不仅仅看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不在于享用的物质资料的数量多寡和质量高低。
第二，防止财富异化。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指出，私有制使人类丧失了天然的平等和自由，从此人类每前进一步，人类的不平等和堕落也前进一步，进步和退步按照同一步骤和比例发展。在古典哲学家黑格尔看来，人的能动性所造成的一切发展，包括人的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国家、财富、伦理精神和宗教等等形式，都是异化；然后精神又不满足于这种种异化，又表现为人类克服这些异化的精神和实践，最后通过扬弃这些异化终于实现了精神本身的全部发展。因此黑格尔的全部哲学可以称之为“精神异化论”，其唯心主义错误和卓越深刻的辩证法都是由这里来的。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价值观对人的异化也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弗罗姆所说的“商品人”、“消费人”、“经济动物”，导致了一种占有的而不是存在的生存方式，人成为物品的奴仆，异化为物品的奴仆，物品不是用来为人服务的。无论是卢梭还是黑格尔还是法兰克福学派，都指出这里有问题，但都未能从根本上搞清，直至马克思才透彻地分析了人的经济异化以及如何克服这个异化的问题。
马克思从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理论得到启示，认为人的劳动是财富来源的本质；但在资本主义下，财富（资本）却是异化的财富，统治和奴役劳动者本身，劳动本身也成为异化了的劳动，因此，劳动者和所有的人，人们的社会关系，也是异化了的人和异化了的关系。所以马克思得出结论说，整个资本主义的异化乃至人类进入私有制文明直至现在的历史发展，都应到人类的劳动是怎样异化的研究中寻找答案；扬弃异化是否可能和如何可能的基本问题，就看这种研究是否深入彻底和科学。这个理论的思想基础是在马克思青年时代的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奠定的，后来发展到《资本论》的系统剖析和唯物史观的建立。因此，从马克思的角度看，只有回到人本身是目的这个出发点和中心上来，人才能成为真正的人，不再是单纯的工具或受奴役的物一样的存在。以此为考量，对财富的认识，马克思给予我们最大的启发就是：财富是手段，是为人服务的，只有人，才是获取财富和支配财富的目的，不要为财富所奴役和左右，要防止财富的异化。一切看待财富、获取财富和支配财富的观点、思想和行为，均应以此为基准和衡量尺度进行评价。
第三，开放社会中防止对财富的绝对倚重和对道德的绝对偏执两种极端，树立衡量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的多元尺度。这个时代是一个生存状况极为尴尬的时代，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拥有过去做梦也不敢想的富足而便利的物质财富。与物质财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代社会生活中信仰危机、理想缺失、道德失范、自我感意义感和归属感的丧失以及心态失衡、个性扭曲、人与人的疏离等，使当代国人陷入了极度的精神困惑和迷惘之中。消费主义、尔虞我诈以及社会文化生活中的商业化、浅表化和庸俗化，已经成为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正严重制约着经济的正常发育和健康发展。
毋庸置疑，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需要大量成熟负责任的成员。因此，在这样一个开放社会中，我们所秉持的不应该只是从财富的角度，或者只是从道德的角度，偏颇地去界定和衡量当代中国社会应树立的财富观。对于当代中国社会走向现代文明应树立的财富观至少包括以下三个层面：首先，对财富境界的提升；其次，财富道德水准的文明化；再次，财富心理的现代化。作为中国迈向新发展阶段的社会成员，应该经得起“财富”这把“双刃剑”的洗礼，应该在新财富观还未生成的“价值真空”阶段寻求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完善人的内在主体素质，从而提高对一些创富偏差行为的纠偏能力以及正确财富行为的吸纳能力。
第四，关注社会日益加大的贫富分化，妥善解决贫富加剧。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目标，亦是应对风险社会的安全阀。作为一个政府来讲，经济的发展不仅要考虑少数人致富，更要强烈关注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幸福感问题。
第五，关注当今社会中“仇富”等一系列现象，如“富二代”、“官二代”、“海外移民”等。现在社会上存在一些“仇富”现象，这一现象的出现，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即：一部分人的暴富是非法的。“越是敢于违法越是发大财”在改革开放初期阶段的确不是个别现象，对整个社会产生极为恶劣的影响。而今天，仅仅靠欺诈、假冒伪劣、私分国有财产、贪污腐败、行贿受贿、偷税漏税等迅速致富已经行不通了。全社会基本形成对鼓励诚实赚钱、合法致富的强大良性风气。但应清醒的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发展，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进一步加剧化，贫富分化现象日益严重起来，许多社会问题的暴露均与贫富差距悬殊，分配不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毋庸讳言，这是一个财富对人们产生普遍压力的时代，由“仇富”心理所导致的对“富二代”、“官二代”的社会排斥心理，按法国人勒庞在其社会心理学名著《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的观点来分析，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一些孤立的事件却引起在网上的围观或攻击或猜测，而围观、攻击、猜测的话题之一往往与“富人”、“富二代”、“官二代”等相关。另外，“仇富”心理亦使现在社会中“富人阶层”的一部分人把自己资产一部分转移到海外，以防备一些意外情况出现。
这里需要关注的是，有些富人阶层即使没有“海外移民”，但却在海外“置业”，其中原因之一可以解释为他们规避风险，保值财富；但更为深刻的原因恐怕是对未来在中国社会的发展持有的一种“不确定”心理。因此，应慎重地关注诸如“海外移民”、“海外置业”等等现象。当然，“海外移民”、“海外置业”和“海外留学”一样，是一直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系建立发展过程始终的现象。在这里需要加以研究的是：近几年来中国中产阶级中为什么会有如此众多社会成员进行“海外移民”、“海外置业”？这背后深层次的社会原因是什么？这种现象所带来的社会潜流预示着什么？我们应该为此解决什么？……这一系列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与思考。
结语
在一个社会中，大多数社会成员财富理念的取向对于一个社会经济成就的取得至关重要；亦对于一个社会今后的发展与进步，全体社会成员生存状态及生活质量状况的改善乃至扭转贫富差距严重化倾向、如何构建公平合理的社会等等问题均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同时也是如何顺利实施中国未来若干年经济战略与政治改革，以及政府治理与实现社会关怀的重要命题。
在当代中国社会语境中探讨如何树立正确财富观念问题，需要有一种历史全景意识，即：应该置于一个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发展阶段、以全球化为时代背景的动态过程中去考察，这是一个处于相当复杂的社会经济文化语境中的问题。因此，一方面，我们绝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对中国传统经济文化思想的解构层面，同时也需要对其进行积极地重构；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只有站在全球视域的角度，对国际社会中正确财富理念的有关思考进行必要的关注，才能够使我们眼界不至于偏狭。由此，在这两方面的基础上，考察和构建体现着中国传统价值内蕴的属于当代中国的“幸福财富”，才算有了一个较为宽厚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我们尤其还须明确的是，“幸福财富”既是“当代的”，也是“中国的”，必以我国国情为出发原则，而不是一味地套用它国模式或在它种文化语境中进行考察与建构。
（作者为浙江中医药大学讲师、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系浙江省2014规划课题“当代中国新型财富观构建问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4141）
【注释】
①按《中国史学史》的说法，所谓浙东学派，其狭义为清代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浙东学派；其广义为宋明以来浙东各学派之总称，包括南宋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明代以王守仁为代表的心学姚江学派。
②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
③［美］莱斯特·R·布朗：《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祝友三等译，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4年，第56～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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