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从分析中西哲学中形而上学不可通约问题的原因，即西方对哲学概念的曲解和西方哲学的科学化着手，认为自古希腊开始的西方形而上学已不是真正的形而上学，而相对的非体系化的中国古典哲学更便于认知和与应用；指出“通约性”问题并非出现在中国形而上学系统内，而是由于西方哲学或形而上学自身匮乏完备性造成的。
【关键词】形而上学 通约性 形上本体哲学
【中图分类号】B15 【文献标识码】A
中西哲学的比较始终是一种颇具困难的工作，问题关键即双方通约性（Commensurability）的可能与否。本文试图从中西形而上学各自立场对双方传统中的部分问题加以讨论：既考量西方比较哲学界的前沿成果，也强调汉语背景的最新形而上学思考；既吸收西方学界的前沿观点，也探讨其中隐在的问题。在凸现中国传统形而上学根本观念同时，发现比较哲学领域的最大通约性。
中西比较哲学中形而上学不可通约问题的本质
所谓通约性，借用集合论的说法，即A和B两个集合有交叉。交叉部分便具备通约性，非交叉部分则不可通约。
对不同文化系统的哲学，西方比较学界相关通约性问题有以下几种态度：传统问题上的绝对与温和的不可通约性态度，以及差异的传统之间具有诸多共同性的观点；非传统问题上缺乏调节性的共通标准不可通约性态度，和中间立场的既不强烈秉持不可通约性也不认同完全共通性的态度。在形而上学方面，西方比较哲学界通常的态度是极端的，认为中国哲学的文献常关乎“智慧”，属“邀请性”的，西方哲学则是体系化论证和理论式的，双方不可通约。①
形成中西哲学不可通约性局面的原因其实并非仅仅哲学自身的问题，更为尖锐的是，西方比较哲学界乃至整个西方哲学界对中国哲学的一种有意无意间的殖民化态度所造成的人为障碍。事实上，西方形而上学是不是真正的形而上学，或西方到底有没有客观本质的形而上学，才是双方哲学间发生“绝对不可通约”的根本。
就中西方哲学的“通约性”而言，研究者所标榜的西方哲学体系化和中国哲学论证匮乏化的差异，其实完全不是哲学或形而上学进行中西比较时横亘两者之间的隔绝问题。正如爱因斯坦所说，体系化或系统化不过是一类模型或理论，自身就有相当大的局限，在将它们与客观现实相对应时，只能贴合部分自然现象而非全部。相反，恰恰非体系化的中国古典哲学才更游刃有余于认知与应用。说到底，导致西方哲学整体出现问题的根本原因有两点：对哲学概念的曲解、②哲学的科学化。后者也被认为是哲学的形式逻辑本质化。③
中西比较哲学中形而上学的通约性“建构”
我们说了，造成中西形而上学不可通约的原因在于人的主观态度，即人对“自我”态度的放大，它与人根本性认知能力上的差异并非必然因果，换言之，不可通约的结果是人对客观真实存在性结果的极度轻视所造成，即对自身各种重要存在性经验极端武断否决的恶果。在这样的态度下，人不仅不断曲解哲学概念，还试图以科学取代哲学。因此，要想建构中西形而上学的通约，必须斧正这两方面问题。
“哲学”与“形而上学”的概念。在西方，“哲学”并非缘起“爱智”的含义而是与“智慧”同义，“智慧”又是什么呢？梳理古希腊前苏格拉底的哲学残篇可发现，有观点认为：智慧不仅是一种能力，而且还是能从根本上判断宇宙根源的能力。概言之，“智慧，即明了一切的能力。”④对此，亚里士多德也表示认同。⑤但在汉语中，“智慧”源自佛教术语，是“开悟”者拥有的能力。这样一来，赫拉克利特对“哲学”概念的调整，就从本质上产生了差异，它至多是对智慧的“试图努力靠近或理解”而不是“获得”，爱好智慧并不等于拥有智慧。所以有人指出，这样的哲学已经从原初的客观性立场“迫降”为一门主观角度的“训练性学科”，⑥虽然赫拉克利特“一切是一”的宇宙观很纯粹。
赫拉克利特之后，巴门尼德不仅提出了极其相似的宇宙观，还首先明确了“存在”的概念，并认为只有“存在”是不需要生产也不会毁灭的，“存在”是完整的、惟一的，也是无限的。⑦这也是黑格尔、海德格尔等人认定巴门尼德为西方“形而上学”鼻祖的原因。后者遗留下的残篇包含两部分：真理之路和意见之路。⑧至于当下西方哲学界把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奉为肇始，⑨无疑是一种“近视”。《形而上学》所研究的并非巴门尼德强调的“存在物存在”（being），而且还把“存在物存在”的being当成了“存在物”本身，即beings。⑩我们允许在“爱智慧”的“哲学”发展过程中，衍生出相关学科，比如认知论、伦理学，但不能接受因为其他相关学科的衍生而“阉割”“爱智慧”之“哲学”本质的后果。或者说，到了亚里士多德那里，古希腊“爱智慧”的“哲学”就已经由“知道”退化为“猜测”了。亚里士多德的“是之为是”的科学被译为汉语的“形而上学”显然是个错误。这个错误的翻译同样反映了中国传统形而上学在现当代的“变异”上。汉语的“形而上”所指与亚里士多德的“是之为是”之间，有着本质的不同：“形而上”谓之以“道”，“道”即“存在”（being）；“是之为是”却只是“公理”甚至仅仅是“原理”，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公理是最普遍的，是万物的本原”，这样的“是之为是”是“逻辑”不是“存在”（being）。
中国古代并没有“哲学”的说法，当然也更谈不上学科。“哲学”一词进入汉语是转译于日语。不过，前苏格拉底学者、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以及亚里士多德对“爱智慧”的“哲学”，都强调“是由整个有组织的知识所组成”的本质，这和中国古代先人大哲对待“知”与“学”，“习”与“用”的态度十分相似。也正是由于这样的态度，亚里士多德在发展“爱智慧”的“哲学”过程中，过度使用了他所依赖的“物理学”，而且可怕的是他的物理学结论大多是错的，因此必然导致了他“哲学”的错误。也正是在这一关键问题上中国古代先哲大智于这些西方哲学古人。本质地说，古希腊时期伊始，西方哲学就在整体上出现了科学化的倾向。
现代西方哲学研究者也发现，这些古希腊哲学家都混淆了科学思辨和哲学思辨的界限，不过没人去明确两者之间的“区别”是什么。但西方一些顶尖物理学家和少数当代哲学家也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科学，特别是现代物理学正在向古老的哲学原初“回归”，“现代物理学的概念与东方宗教哲学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具有惊人的平行之处。”奥本海姆认为，原子物理学的发展与佛教和印度教思想有诸多一致性，而且物理学所要做的不过是“古代智慧”的某个“例证”或是一种“促进”和“精细化。”玻尔更为直接，强调原子物理学当效法如来佛或老子这类先哲的思想。海森伯从日本的科学研究中看到同样的苗头，认为“东方传统哲学思想和量子力学的哲学本质之间有某种确定的联系”。
现代物理学的这些经验表明，科学特别是物理科学的任务，总是将重心慢慢向哲学迁徙。或言之，不管是任务还是势力范围，这种东方式的哲学本质上始终辖制着科学。虽然科学往往表现出与之抗衡的欲望，但又不得不无奈于自身的局限性。相反，东方特别是中国哲学“却在无限的伸展中始终从容”。在这一点上，整体的西方哲学或西方形而上学根本无法相比，这样的结果不仅反映了科学的局限性，也同时呈现了东方哲学的无限性。
对此，旅澳学者圣童用德国数学家哥德尔的伟大定理“哥德尔定理”作了颇为有力的说明。哥德尔定理通常可以表述为“对任何声称能确证，也就是证明或否证所有算术陈述的一致性形式系统F而言，存在一个既不能在此系统中证明也不能否证的算术命题。因此，形式系统F是不完备的。”通俗地，就是你身陷其中就无法对自身进行“证明”。用“集合论”的观点，就是身为集合A中的元素a，无法对整体的A进行有效认知或证明。虽然哥德尔从数学立场出发，但最后的哥德尔定理却并非只针对数理逻辑问题，而是统摄了整个形式逻辑系统，因此进入了深刻的哲学层面，“哥德尔的研究成果除了不完备性的深奥哲学结论，及其在知识论和人类认知极限上所衍生的影响，还对思想与计算机机械化的问题有重大启示。”它也划定了人类逻辑认知世界的界域，人类对世界的逻辑认知是有限的，这也同时告诉我们知识以及各类科学学科的局限性所在。这些“界限”的划定颇具时空性，只要身在时空之内，对该时空的认知必受局限。表面上，这似乎和大卫·休谟的怀疑论很相似，但休谟本身的诸多观念已经触犯了该定理。同时，康德所谓的“科学”、“形而上学”也难逃哥德尔定理划定的“地牢”。为此，圣童博士对康德的哲学做过如下质疑，认为后者哲学的根本问题就在于到底在用什么“部位”去认知那个物自体，是用“大脑（思维/意识）”还是用“心（智慧）”。在圣童看来，人脑的思维/意识是一种“他识”，本质上是一种主观对客观的反映。而人认知物自体是要借助“自识”的能力，“自识”能力即智慧提供的能力，对哲学或形而上学进行科学化态度的恶果也就得以明示，西方哲学发展的“死穴”也恰恰于此。哲学因为是智慧的学科，所以它只能是那些具有了然一切能力的人的认知结果的“集合”而不当是科学的形式逻辑的推理论证结果的“总合”。科学不仅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充满了错误，即便是今天依然存在一筹莫展的局限。英国天体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的“万有理论”至今都无法“完成”的现实就是极好的例证。
科学方法在形而上学中的应用。就在西方哲学研究者不断“抱怨”中国（古典）哲学匮乏“体系”性论证而难成理论式“哲学”的同时，一种依照物理学和数学常用的科学方法而建构起来的中国传统本质的形而上学哲学体系却应运而“生”，这就是旅澳学者圣童博士的“形上本体论哲学”。
凭借自然科学“出身”的学术功底，圣童博士以中国古典哲学，特别是老子言说的“道”为基础，从西方自然科学理论角度出发，借助“集合论”的概念，以《易经》所提供的“二进制”之逻辑理论对宇宙从“无”到“有”的发生，再由“生命”出现并延续至今的缓慢过程进行了单向（不可逆）顺序的推演，并以统一且自洽的“无缝衔接”构筑出了具有物理学性质的独特“天体模型”，即“形上本体哲学体系”基础构架《形上本体论哲学》，该书是纯粹的纲要性逻辑演绎，在形式上颇似维特根斯坦《形式逻辑哲学》的风格，那种语义式的“论证”基本从行文中删除，从而突显出其强烈的逻辑本质。
在摆脱哥德尔定理的“界限”辖制性问题上，作者采取了数学以及物理学方面常见的“预设”手段，将“研究对象”、“研究者”以及“研究目的”作了明确规定：“研究对象”是包括人在内的“一切”；“研究者”并非“人”而只是一个“虚设”的客观立场。这两点设定不仅将“形上本体哲学”完全区别了西方以往的哲学和中国现当代（从西方舶来的种种）哲学，同时也有效地免除了哥德尔定理所划定的“界限”问题。至于“研究结果”，则强调了科学化、系统化、理论化的“通约性”要求。为了避免歧义，该书对诸多名词、术语，比如“本体”等概念都事先给出定义。无论之前不同语种对某些词的词义有如何的规定差异，进入该系统后，都需依从该系统所规定的词义。这样的建构最大限度地强调了整套系统的通约性。
在整体系统推演过程中所使用的“理论”，作者采取了相当谨慎的态度：“集合论”他只取用了观念性的内容而并不涉及技术推演。其主要采用的只是《易经》提供的“二进制”推演技术，该理论不仅在中国传统哲学中通行，即便在西方科学系统里也同样得到公认和应用。这样的理论技术选择，就从根本上将该哲学所建构“宇宙模型”的适应性扩展到了目前最大的限度。理论采用的越少，结论所受到的限制越小。
圣童博士已将“形上本体论哲学”体系化地扩展到诗学、美学等分支，这样的扩展结果本身已经有力地印证了“形上本体论哲学”体系的客观性。而我们又必须接受该哲学体系的中国传统哲学本质。换言之，西方比较哲学界所谓的中国传统哲学匮乏“系统”或“理论体系”的说法至此可以终结。
结论
综上所述可以明确，西方比较哲学界所强调的“通约性”问题并非出现在中国形而上学系统内，而完全是由西方哲学或形而上学自身的完备性匮乏所造成。面对新出现的“形上本体哲学系统”，西方哲学至今未能回归他们古希腊源头本质的形而上学中去，而且背离得越来越远，不能不说是中国传统哲学在更高层次上的进步和西方哲学整体性的败落。虽然西方研究者的错误态度“仅限于”比较哲学范畴，但西方那种自大、殖民的研究态度值得我们注意，特别是工作并生活在西方的一些华裔学者也持同样态度，就更需要我们警惕，这也是主动维护比较哲学学科整体学术纯洁性的重要手段之一。
（作者单位：河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本文系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西比较诗学视阈下唐诗‘客观诗本体’及其世界性影响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3BWW008）
【注释】
①余纪元，张志伟主编：《哲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26~532页。
②③④⑥⑦［澳］圣童：《神性本体哲学》，悉尼：澳大利亚汉语书局，2011年，第21页，第27~30页，第23页，第23页，第23页，第13页，第15页，第16页，第16页，第27页，第27页。
⑤［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页，第42页。
⑧叶秀山：《哲学要义》，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6年，第49~50页。
⑨［美］布鲁斯·昂：《形而上学是什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页。
⑩［美］D.J.奥康诺：《批评的西方哲学史》，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第91页，第86页，第86页，第79页。
［美］F.卡普拉：《物理学之道》，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8页。
Stephen Hawking. A Brief History of Time-From the Big Bang to Black Holes. London: Bantam Books, 1988: p163-179.
［澳］圣童：《形上本体论哲学》，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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