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北京党建基地研究员 刘汉峰
【摘要】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的日益加深，作为体制内的官员，其辞职行为越来越融入到普通职业选择与职业变动的大潮中了。尽管如此，由于社会传统意识中对官员职务变动去向非常重视，而且官员职务变动也在产生着新的社会需求，我们有必要对“官情”进行系统的分析和思考。文章从官员辞职现象出发，阐发官员辞职折射出的官场生态与管理需求，提出了构建职业管理体系的设想。
【关键词】官员辞职 职业变动 生态 规划 管理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近来，在社会上热议一个话题，即官员辞职现象。官员辞职其实与其他各社会群体的辞职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但是一直是热议的对象。面对这样的现象，我们应怎样看待？
官员辞职是一种正常的职业变动
改革开放以来，以下海、辞职、创业为表现形式，有一定数量规模的官员职业变动出现过三次：第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改革开放大门的打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在双轨制的体制框架内，一些官员尝试着体制内的工作转轨，走上了经营之路；还有一些官员以“停薪留职”、“保留档案关系”的方式走出体制，进行个人创业；第二次是20世纪90年代初，在“南方谈话”的鼓舞下，大批官员加入了创业大军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把中国经济社会引入了新的高速增长的发展阶段。由于80年代改革的成功推进，这次实现职业生涯转型的官员无论从规模、层次，还是社会影响方面都比前一次转型更加突出。据人社部的统计数据显示，1992年有12万公务员辞职下海，1000多万公务员停薪留职；第三次是2000年前后，由于政府机构改革出现了第三次官员辞职创业现象。
改革开放以来这三次官员辞职现象反映了当时国家的政策措施以及官员个人的择业取向。从发展的角度和效果上看，由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急需各类人才，因而这三次职业变动的潮流适时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从前三次官员职业变动潮的表现形式来看，党和国家的政策措施与官员下海或创业的心态和行为具有较高程度的同向性。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官员的职业变动成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一瞬，是正常的，也是平常的一瞬。党的十八大以来，官员辞职再次成为一种现象。但这一次，由于正处于中央严厉打击腐败之际，这样的大背景使得人们对官员辞职现象赋予了更大的想象空间，而且论断式的分析不断出现。
目前，对官员辞职现象比较流行的分析大致有以下两种判断：
一是反腐限权论。这种观点认为，当前的官员辞职现象是中央反腐败行动的直接结果。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反对腐败的决心和措施都是空前的。以反四风、出台八项规定为契机，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老虎”、“苍蝇”一起打。2015年前10个月，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省部级贪腐官员达到33人，已经高于2014年检察机关全年查办的省部级以上官员28人的反腐成绩，随着对北京、上海省部级官员的查办，全国查处省部级违纪案件已经没有空白点，实现全覆盖。
同时，对基层贪腐官员的查处力度也进一步加大。中纪委强调，对待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基层办法不多，打击震慑力度不够。推动党风廉政建设落实到基层，严肃查处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四风”和腐败问题，是2015年反腐败工作中的一项重点任务。在制度规定上，对官员的约束也越来越强，中央组织部先后出台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配偶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任职岗位管理办法》等文件，中央2015年又出台了《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廉洁自律准则》和《纪律处分条例》，全面从严治党的政策效益已经形成全面发威的态势。对于官员而言，以往的权力被严格限制在规章制度的规定范围内，发号施令的裁量权日益被制度所规定，难以再像以往那样行权施治了。
二是待遇失称论。这种观点把官员辞职的主要原因归结于身为公务员的官员工资待遇与工作强度严重不对称所致。有报道称，原全国人大代表、济宁市市长梅永红曾表示，社会应更加理性对待政府官员，他说：“我每天工作超10小时，但我所有工资收入加起来，才7000一个月，谁相信啊？下面的县委书记、县长一个月收入3000多，还赶不上在工厂打工的。”①实事求是地讲，公务员工资收入在与社会各行业的对比中确实是在日益下降。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高文书此前曾向媒体表示，从变化趋势看，近年来公务员工资是相对下降的。高文书介绍，公务员薪酬在全部19个行业中的排名，2008年为第8位，2009年为第9位，2010年为第11位，2011年已下降到第12位。②与官员工资性收入在行业对比中逐年下降对比强烈的是，近年来辞职的官员很多选择经商，告别官场，年薪立涨至几十万人民币甚至更高的水平。鉴于此，这种观点认为正是待遇不相称，才是导致官员辞职的主要因素。
上述两种论断，从表面上看理由充足、事实明确，但若要是把这些观点的立论对象放到整个官员干部队伍中、放到辞职官员的具体境遇下去分析的话，就会显出其简单、武断。就整个干部队伍群体而言，流动性是这个群体保持活力的基本体现，职业变动是个人人生角色的不同经历。尽管有大环境的影响因素，但这些官员的行为所揭示的更重要一面，是官员自己对社会角色属性的把握和人生追求的分析选择之后而作出的决策。不能人为地将这种个人职业变动的决策框定在某一种原因之下，因为凡是一项重大决策或一个重要的人生选择都是在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得失基础上确立起来的。因此，官员辞职这个统称，在事实上并不能用一种因素，对所有辞职官员在原因分析上作出划一性解释。而唯一能令人信服的认定就是我们的人才流动是符合一个制度程序中的正常步骤。职业流动性选择之路的畅通无阻，说明我们在建设现代化、法治化道路上已经具有了相当的基础。这一点正如汪玉凯教授所说，“公务员现在能进能出，在职业选择上有很大空间，这是很正常的现象。”③
官员辞职折射出了官员群体的“生态”状况
在社会群体中，官员队伍由于是权力的执行者，所以这一群体天然成为一个特殊群体，被社会各阶层广泛关注。官员的任职、履职与离职均会程度不同地对党的执政形象产生影响。官员群体的社会流动频率是很高的，特别是体制内流动，是官员流动的主要渠道和形式。在这里，体制就是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下，党的干部包括党的官员必须以体制内规定的规矩、规则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体制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规则，更具有十分鲜明的生态效应。
体制生态是官场文化的重要表现。在这个生态系统内，体制的内部带动力量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主要驱动性力量。从总体上看，我们的体制生态是一种正能量驱动型的生态系统。尽管目前我们看到一些腐败现象很严重，但是绝大多数官员对于工作和事业的责任心和态度是不能被否定的。
当前，我们在认识体制生态时存在一个误区，就是负能量信息有走向“主流化”的态势。所谓的主流化是指社会观念、社会舆论的普遍化、大众化。这对于体制生态的能动性影响是非常巨大的。而事实上，我们的体制生态总体上是在正能量的轨道上运行，而且随着反腐败力度的不断加大，体制生态的正能量效应会越来越得以体现。
官员辞职现象是对官场生态的一种回应。一方面，官员辞职并不是官场生态变化的唯一、直接结果，也没有对官场生态形成根本性改变。正如前段所述，一类人群的进出不可能改变体制生态下的动力基础，也不能准确地判定其对官场生态是否具有持续的适应性。另一方面，官员辞职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恰恰体现了官场生态带给官员合理流动的效率，带给了官员能上能下的信心和勇气。
从国外的经验看，官员辞职是很平常的事情。官员的上与下也是社会角色转变的一种方式。我国官场生态赋予官员的不仅仅是位置与权力，也赋予了他们相应的社会资源，这种社会资源对于谋求进取的官员而言，就是事实上的“实力”。现在我国正在大力实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工程，对于官员群体具有很强的吸引力。2015年5月，湖南也下发了《关于促进创新创业带动就业工作的实施意见》（简称《意见》），提出湖南将组织实施创新创业引领计划和全省创业带动就业促进计划。在《意见》中我们看到这样一些要求：要大力培养各类创新企业主体，鼓励引导各类人才开拓创业和各类劳动者创新创业；允许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学有专长、有经验的人员，在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前提下，辞职自主创业。从湖南的文件要求看，鼓励辞职，回乡创业。所以，因此而辞职的官员正是响应了国家政策的号召这是其辞职创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这个政策引导产生的积极性和生态效益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对官员辞职现象进行诠释。
此外，官员辞职现象中还有一部分人选择了弃仕从学。这部分人本身具有一定的理论修养和政策水平，他们不仅对理论研究有兴趣，而且他们身上所具有的实践经验是一般学者望尘莫及的。这一群体在实际工作中能够年复一年的坚持理论研究与创作，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习近平曾讲过，中国古代有一种哲理：国家之权乃是“神器”，是个神圣的东西。④这些官员正是把学术视为“神器”，奉为“鼎彝”而去追求、去看待的，这些人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发展完善会贡献自己的能量的。与选择从商创业的官员相比，他们无疑是辞职官员中的“一股清风”。
加强官员群体管理，培育职业理想、探索建立职业规划与职业管理系统
官员辞职现象引起社会的热议，不是偶然的。这个现象说明了社会对于官员群体的高度关注，也由此看出了我们在干部管理中的需求。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对每一位权力的执行者都应该本着严肃的态度进行现代化管理。
近年来，随着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建设步伐日益加速，对于官员的治理也在深化之中。2015年出台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对于官员的管理更加严肃、也更加严格。这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管理的治本之策。加强制度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吏的关键，只有把权力装进制度的笼子里，才能真正遏制住腐败，真正实现善治。但我们要看到制度建设还有另一个正向激励功能，就是鼓励人的全面发展，鼓励人向更高方向追求。对于这样的制度建设而言，我们需要加紧研究，加快探索步伐。比如，党员干部在新的历史使命下如何在实现党的最低纲领进程中出色地完成任务，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代化建设中，怎样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这是一个十分具有现实意义的课题。在解决这个课题中的难点过程中，我们看到有一个方向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就是职业规划与管理。
从横向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出职业规划的重要性。以美国为例，1987年通过立法成立了美国国家职业信息协调委员会，1989年发布了《国家职业发展指导方针》，形成了学校系统、政府系统、社会系统这三大系统相互协调、相互补充的完整体系。美国的职业规划引导了人才的合理流动，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人才与社会的无缝连接。从美国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职业规划与管理对于人才培养和人才流动而言，是十分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对此，我们应给予相当的重视。
在从严治吏的过程中，应该突出强调各级官员的职业素质和职业精神。这是因为在用制度管理官吏时始终存在着一个官本位意识的破除问题。这个问题不彻底解决，还是会死灰复燃的。我们现在为什么对官员的关注程度这么高，就是因为全社会的官本位意识过强，导致官员群体在职业追求上过于倾心于官位、职位的升迁，而在很大程度上降低、甚至忽视职业的为人民服务性质。职业素质是出于对职业的热爱和追求而表现出的对职业的尊敬和为事业付出奉献的行为。党的官员还要加上一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才是我们的官员最需要的职业素养。官员群体只有在意识上真正具有了职业精神和职业理想，才会在与官本位意识进行的斗争中取得主动。这个问题的全面解决靠的是将官本位装进制度的笼子里，这或许才是解决官员权力行使的根本途径。
在抑制官本位意识的同时，必须要把发展职业规划做实做细。一个有进取精神的干部，如果没有对职业的热爱和必要的职业发展目标，必然会转移到对官位和权力的竞逐中去。职业规划所具有的专业性、阶段性、发展性都需要官员以职业竞争及职业荣誉感为动力来落实执行。官员的职业化必须要有一套符合官员从业所涉岗位职业规律的要求，用内行人管理内行事，不能使官吏的调动、升迁仅仅变成一种流动，而不考虑职业性、合理性。这对于加大社会领域精细化管理的力度，对于我们从严治吏、从严治党都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职业规划的实施必须有职业理想作为支撑。体制内官员最有优势的思想动力就是职业理想。这种理想应该是最高理想与最低理想的统一，是社会理想与个人理想的结合。一个以为人民服务这个根本宗旨为目标孜孜进取的官员，必然能够为党的事业奉献出所有的力量，其职业精神必然能够表现在工作的方方面面。
树立职业理想、探索建立职业规划和管理，是政党治理这个主题内的应有之义。作为一种实践创新的方式和途径，其必将是一个不断深化、不断创新的历史进程。
【注释】
①于潇潇：“山东济宁市长梅永红辞职 曾晒收入：月薪7000元”，大众网。
②③《中国经营报》，2014年8月2日。
④习近平：《之江新语》，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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