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决非经济领域改革的单兵突进，而是多个领域深层次改革的联动、协同。转方式倒逼行政体制改革，政府转型、简政放权助推国家“管理”走向“治理”；转方式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角色，催化社会治理体制和方式创新；转方式要求重塑“生态文化”和建设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促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发展。因此，做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篇大文章，必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
【关键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国家治理现代化 简政放权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同时强调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而目前正在进行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就是一项涉及多个领域改革的宏大工程。文章认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逻辑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改革要求契合一致，做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篇大文章，必将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倒逼行政体制改革，政府转型、简政放权助推国家“管理”走向“治理”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核心是政府职能转变，它是制约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这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迟缓而得出的经验反思。而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刻不容缓，强大的压力与动力使改革行政管理体制、转变政府职能势所必然。过去几十年经济发展中“政府主导经济”色彩浓厚。由于市场作为主要配置资源的机制尚没有理顺，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替代市场配置资源，在克服市场失灵的同时确也带来经济的高速增长，但高增长背后积累了诸多经济、社会矛盾。政府管制矿产、能源、土地等资源要素的价格，非市场化的价格形成无法真实反映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鼓励了低成本竞争和长期依赖资源要素大量投入的粗放型增长；政府通过行政法规使国有企业享有金融、能源、电力、航空、铁路等行业的特殊经营权、产业政策的倾斜支持、银行低息贷款和资本市场融资的优先权等，不仅阻碍了各类市场主体间的公平竞争，扼杀了市场体制的活力，而且政府手中的资源配置权力也为滋生腐败提供了温床，它迫使企业经营者不是把精力用于市场上寻利，而是用于对政府有关部门的寻租，而寻租活动又诱使政府官员热衷于政策干预的供给。近年来我国官员腐败案件频发，政府手中过大的资源配置权力则是体制性原因。同样，“经济建设型”政府也是“政府主导经济”的自然延展，政府官员一味追求GDP增长，集中资源注入与GDP增长相关的事项，甚至不惜掠夺性使用资源、破坏生态环境以打造“短平快”项目，制造“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忙于微观经济活动，替企业谈判、“招商引资”，越俎代庖，职能错位，但应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却长期供给不足，职能缺位。显然，这种现象背后是以GDP为主要指标的政绩考核体系和政治晋升机制的激励。以GDP增长论英雄，必然促使地方官员竭力运用手中资源追求GDP。因此说，实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决非单纯的经济体制改革问题，而必须有政治领域的改革跟进。从经济体制改革到行政体制乃至政治体制改革的联动，正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逻辑演绎。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既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也是行政体制改革的着力点。
第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要求经济领域深化市场化改革。要求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统一的市场监管，探索负面清单准入管理方式和优胜劣汰的市场退出机制，以改变原有经济发展中市场开放不足、竞争公平性欠缺、运行透明度不高的缺陷；加快要素市场的发展，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推进水、石油、电力等领域的价格改革，把政府定价严格限定在重要公用事业、公益性服务、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
第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要求改变政府主导经济的状况，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就必须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和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审批，实现政府由“主导市场经济”向“服务市场经济”转变、由“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回归自己的职能本位，在搞好宏观调控、维护市场环境和秩序、提供公共服务、加强市场监管等方面“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
第三，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触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意义深远。转方式，首当其冲就是从过去追求数量规模扩张转向追求发展质量和效益，注重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资源、环境的协调，关切社会公平和人的发展。但以GDP增长为目标的“经济建设型”政府与干部政绩考核和政治晋升机制有内在的联系。干部政绩考核体系以GDP为主要指标，一俊遮百丑，客观上阻碍了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向集约型的转变。因此，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也迫切需要完善干部政绩考核体系。同时，这一改革不能不触及对以权力过于集中为特征的政治晋升机制的反思。此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要求政府简政放权，公开权力清单，“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法无授权不可为”，“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这体现了现代政府治理的新理念、新思维。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制度反腐”，促使反腐工作进入常态化；对建构权力运行体系，要求“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表明了更清晰的指向。
应该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政治领域的改革，相辅相成。简政和放权于市场，从全能政府到有限政府；用制度约束权力，从行政命令到依法行政，这种转变无疑为“国家管理”走向“国家治理”铺陈了条件。
转变社会发展方式：强化政府的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角色，催化社会治理体制、方式创新
过去30多年，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的导向下经济高速增长，“隔几年上一个新台阶”，但经济建设优先、社会建设滞后的状况表明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严重失衡。其突出表现：一是伴随经济增长，区域、城乡差距乃至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二是政府集中精力忙于经济赶超，社会管理职能弱化，公共产品供给长期不足。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之一，就是让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同步、协调，这就必须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并推进社会领域改革与创新。一方面，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进经济体制、行政体制改革，促使政府简政放权，减少对市场活动的直接干预，这就为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中国正处于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关键阶段，同时经济、政治结构快速调整和变动，整个社会处于转型之中。利益格局发生变化，影响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增多，民众对政府的社会管理水平和服务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人们的自主性和参与意识增强，不同主体间的冲突、摩擦增加，客观上也需要公共管理者注重调解与协商，既让合法的利益诉求得到充分表达，又通过协商与谈判形成社会共识。因此，顺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社会转型的需要，提高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创新社会治理新体制、新方式，是社会领域改革之必然。
第一，社会发展方式转变要求由区域、城乡、贫富差距扩大，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经济增长转向包容性增长、协调性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一般规律。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推动政府职能回归本位的直接因素。过去长时期里，政府在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环保等民生领域投入不足，造成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某种程度上缺失，离民众的要求有相当大的距离。转变发展方式，要求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近年来政府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实施医改、城乡居民养老以及保障性住房等民生工程的步伐加快。财政改革也促使“建设财政”向“公共财政”、“民生财政”转型。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既要在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方面发挥经济职能作用，也要在促进社会公平方面发挥社会职能作用。可以说，实施包容性增长，实现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促进社会公平公正，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就是深层次的国家治理。
第二，社会发展方式转变要求改革不合时宜的社会管理制度与政策。比如实施包容性增长，不能不改革现行的收入分配制度。能否“分好蛋糕”是“做大蛋糕”的主要约束条件，不“分好蛋糕”将直接造成继续“做大蛋糕”的动力不足。①我国初次分配中资本、管理等要素所得较高，劳动所得比重较低甚至持续下降；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比重过低；再分配中政府用于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障的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长期徘徊在30%以下，处于世界较低水平，表明国民收入二次分配并不到位。②因此，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是缩小贫富差别、维护社会稳定的迫切需要。再如，户籍制度虽然适应了特定历史条件下农村支持城市、加快工业化进程的目标需要，但它是导致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存在和发展不平衡的原因之一。户籍制度变革对于缩小城乡差距、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及其扩大内需有特别重要意义。
第三，社会发展方式转变催化社会治理体制和方式创新。原有社会管理体制重政府作用、轻多元主体参与，重管理控制、轻协商服务，重人治、轻法治，而现阶段社会转型带来的新情势愈益显现原有管理体制的局限性，因此，改革社会管理体制需要创新之举。探索社会治理体制，强调治理主体多元化，既发挥党委、政府的领导和主导作用，又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多元社会主体合作共治，这是社会治理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将市场与社会纳入国家治理的主体范畴，建构政府、市场、社会在社会治理体制中各归其位，这是放权于市场、放权于社会的逻辑延伸；就社会治理方式来说，需要改变过去注重自上而下单向管制、以行政命令为主、过于刚性、生硬而易引发社会冲突和矛盾的做法，既要坚持依法治理，运用法制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又要注重民主治理，拓宽民主渠道，扩大公民有序参与，通过协商、疏导的方式解决问题。
转变生态发展方式：重塑“生态文化”和建设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促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发展
在传统发展观那里，生产规模扩大、产值增加是最为重要的事情。尽管资源、环境对一个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但增长主义并不顾及粗放型生产活动对于资源使用、环境保护所造成的消极影响。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付出了资源过度消耗、环境严重污染的代价，致使资源有限性、生态脆弱性与经济增长粗放性的矛盾十分突出，资源、环境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约束也愈益凸显。原材料、能源短缺和对外部供给的依赖性加深；空气、水、土地被污染的情形加重，持续的雾霾天气，污染的湖泊、河流、地下水、田地乃至荒漠化的森林，都引起国内外高度关注。基于中国排放二氧化碳量大幅增长，国际气候谈判中要求中国加大环保力度、承担国际责任的压力增大。因此，发展方式转变迫切要求由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型的经济增长转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经济发展。
第一，转变生态发展方式推动确立“生态文化”理念。污染、破坏生态环境与人们缺失“生态文化”有关，“与天斗、与地斗”、“人定胜天”、“改造自然、征服自然”，这些陈旧认知妨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倡导“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适应了当时调动一切因素大力发展生产力、尽快摆脱落后面貌的时代需要，但如今中国已从低收入上升到中等收入乃至从中上等收入向高收入攀升的阶段，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理念要求我们处理好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协调关系，从过去单纯追求GDP增长而不惜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旧俗套转变到注重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经济发展上来，这是从“增长文化”到“生态文化”的重大转变。让“不管白猫黑猫，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就不是好猫”、“善待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化”真正确立。
第二，生态发展方式转变加速科技进步在资源节约、环境保护上的应用。先进技术能够减小资源消耗、浪费和对环境的污染、破坏，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它是缓解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紧张关系的根本之道。比如开发和使用低碳技术，是节能减排的关键途径；技术创新对新能源的开发利用更为重要。美国的“页岩气革命”是能源革命，也是科技革命。目前世界上新能源的技术竞争异常激烈。美国在发展清洁煤技术上占有先天优势，德国重点发展低碳发电技术，英国重点研究可再生能源，中日两国在太阳能与风能等能源上持续给力。新能源的开发利用对于传统能源不足又面临巨大环保压力的发展中大国中国来说，意义非凡。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也必然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传统经济模式下，人们消费后的废品燃烧或填埋，燃烧释放大量的温室气体和毒气，填埋造成地下水和田地污染。循环经济模式下废弃物经技术处理后再生利用，使经济发展既减少对资源的开采使用，也由于不排放废弃物而减少对生态环境的污染与破坏。清洁生产、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绿色产业和绿色消费等是发展循环经济的途径。
第三，保护资源、环境需要生态文明制度保障。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行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补偿制度。可以说，这些制度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生态文明建构。其中，深化资源税改革和实施环境保护税，让资源使用者、环境污染者付出补偿成本，是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建设的重心。深化资源税改革，由“从量”变为“从价”，提高资源税税负有利于限制资源消耗，促使人们在税负传导下注重资源使用中的节约，促进使用资源的厂商和消费资源产品的消费者有动力调整自身的生产行为和消费行为。而开征环境税，使用经济手段迫使企业为排污造成的污染承担成本，有利于淘汰污染企业和优化产业结构。因此，环境税的征收标准一定要高于治理成本，还要借助司法力量严惩主观恶意私排偷排的行为。
以上分析清楚说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决非经济改革的单兵突进，而是多领域改革的联动、协同，且改革涉及国家治理的深层次问题。因此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助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作者分别为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研究生；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战略机遇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运行机制研究”和河南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中等收入陷阱’与中国发展方式转变和政府转型研究”成果，项目编号： 13BZZ003、122400430131）
【注释】
①迟福林：《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政府发展理念变革》，摘自魏礼群：《科学发展与行政改革》，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0年，第90页。
②汪玉凯：《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转型与政府改革》，摘自魏礼群：《科学发展与行政改革》，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0年，第50页。
责编/张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