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从19世纪40年代以来，全体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以独立、富强、自由为己任，在几个世纪曲折艰辛的持续探索中，所找到的唯一能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道路。在新的历史时期回顾分析这一道路的形成发展历程，对在“新常态”下实现“四个全面”战略和“两个一百年”目标，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三个自信 历史启示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近代以来的历史性课题和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曲折探索
近代以来，满清统治的腐败无能造成了中国的积贫积弱，而帝国主义的侵略又使“天朝上国”进一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国家现代化与民族复兴，自然就成为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性课题。面对这一课题，虽然各种政治力量都作出了不懈努力，但只有中国共产党抓住了农民对土地的诉求这个中心问题，开创了以农民为主体、土地为中心的革命道路，并在此基础上取得了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从而为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创造了基本前提。经过长期革命斗争，中国共产党已深深懂得解决自家问题必须从自家实际出发的必要性，因此当毛泽东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揭盖子”后，就毅然从“以俄为师”转为“以苏为鉴”，并强调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要走中国工业化道路。在中共八大前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我国的探索取得显著成果，如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发展生产力上来；制定了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提出改革过于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构想；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两类矛盾学说；阐发了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设想，等等。这些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举足轻重的问题所作出的初步回答，总的看是成功的。
然而，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我们从1957年开始犯“左”的错误，政治上的“左”导致1958年在经济上搞了“大跃进”。事实证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这些充满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试验”是不成功的，给党、国家、民族、人民造成深重灾难。为此，我国于20世纪60年代初对国民经济进行了大调整。然而在调整过程中，毛泽东不仅与刘少奇等中央一线领导在对形势估量、包产到户、甄别平反、对外政策等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还进一步将这些分歧看作是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阶级斗争等的表现，并在此基础上于1966年夏发动了文化大革命。长达十年的“文革”是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全局性失误，不仅没达到毛泽东追求理想社会主义的目标，反而使社会主义建设遭遇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①留下惨痛教训。
伟大历史转折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
如果说上述经验教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的历史依据，那1978年后的成功经验则是这条道路形成的现实依据。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历史转折的基础上，到中共十三大前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新路已初步开创。
“文革”结束后，全党全国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刻反思，其中尤以邓小平为甚。如他多次强调，社会主义要比资本主义优越，否则还叫什么社会主义？而1978年前的二十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事实说明，“空讲社会主义不行”，因为“人民不相信”。所以，今后我们“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②不难看出，改革开放前的经验教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的历史依据。经过“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和中央工作会议的准备，1978年年末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点进行了以下突破：一、正式抛弃“两个凡是”，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二、终止“以阶级斗争为纲”，作出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三、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四、开始系统清理重大历史问题和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五、作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开始了历史性转变。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冲破了长期以来“左”的束缚，走上了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征程。此后，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并很快获得成功，同时城市改革开始进行试点，对外开放也取得重大突破。在此基础上，邓小平于1982年9月的中共十二大上提出，中国要把马克思主义原理与本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凝聚民心、推进改革、唱响旋律、实现复兴的旗帜。在多方面改革取得成效的基础上，1984年10月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改革的决定，改革重点由农村转入城市。为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诸多经验，更好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1987年秋的中共十三大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这一阶段的基本路线，明确了现代化建设的“三步走”战略，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初步“轮廓”。
将中共十三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括的十二个方面特点与1978年前的理论与实践对比，不难发现，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已初步形成一套有别于传统模式的新思想、新认识、新方法。具体来说就是：
在思想路线上，从“两个凡是”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国情认识上，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变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在根本任务上，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发展动力上，从“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变为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在发展战略上，从实现“四个现代化”变为“温饱、小康、现代化”的“三步走”战略；在国际判断上，从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变为“和平和发展”是时代主题；在祖国统一上，从“一定要解放台湾”变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在党的建设上，从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五十字建党方针”变为“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等等。
上述思想相互联系、相辅相成，初步形成了一个框架清晰、逻辑严密的新的理论体系。正因如此，这次大会报告指出，上述观点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规划了进一步前进的道路。③这就表明，到十三大前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已初步开创。
国内外风波和变局的考验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拓展
中共十三大后不久，我国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先是1988年价格“闯关”失败，接着是1989年政治风波和西方制裁，随后又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在国际国内风波和变局的考验下，一些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产生动摇，对改革开放提出姓“社”姓“资”的诘难。在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邓小平于1992年初发表南方谈话，通过对社会主义本质、“三个有利于”标准、计划与市场性质等重大问题的阐述，解除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进中的障碍。根据南方谈话精神，1992年10月的中共十四大作出三项重大决策：一是确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二是明确了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三是要求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以上述谈话和大会为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的阶段。为了有效推动这一建设，次年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制定出构建这一体制的基本框架和总体蓝图。此后，考虑到宏观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问题较重，改革的重点从国企转向建立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因此，从1994年初开始我国重点进行了财税、金融、外贸、外汇、计划、投资等领域的改革，改善和加强了宏观调控体系。到1995年，又不失时机地将改革的重点转向国企，有效探索了这一改革的方向、思路、方针。与此同时，我国还积极发展生产要素市场、推动社保体系改革、扩大对外开放等。这样，到1997年中共十五大前后，我国不仅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道路上获得了重大进展，还在此基础上实现了“软着陆”，取得了高增长、低通胀的骄人成就。
实践的发展推动理论的进步。1997年9月的中共十五大不仅正式明确了“邓小平理论”的科学称谓，还就我国所有制结构、公有制实现形式、依法治国等问题提出新的论断，并制定了跨世纪发展的战略部署。此后，我国相继作出国企改革攻坚、西部大开发、加入WTO等一系列重大决策，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坚定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并在此基础上赢得了应对来自经济、政治和自然等挑战的胜利。
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推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2002年11月的中共十六大不仅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新的指导思想，还进一步明确了全面小康的奋斗目标和具体任务。此后，我国从理论与实践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和发展。第一，提出并实践科学发展观。自从2003年7月被初步提出后，科学发展观逐渐成新世纪以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指导思想。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政党执政规律等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与我国新阶段国情的结合达到了新的高度。第二，努力构建和谐社会。2006年10月的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全面阐述了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奋斗目标和主要任务，从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行了重要发展。第三，提出建设新农村的任务。继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决定用五年取消农业税后，次年秋的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有效落实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全力推进新农村建设。到2006年，我国正式取消了农业税。这都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到一个新阶段。第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2004年9月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特别研究了执政能力建设问题，对党的建设从各个方面提出了新要求，力图从根本上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
在此基础上，2007年秋的中共十七大针对新时期关于改革的种种质疑和争论，科学回答了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及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什么目标前进等重大问题。与此同时，大会还对进一步推进改革、加快发展、实现全面小康等问题作了部署，对在新阶段推进党的建设事宜提出了明确要求。2012年11月的中共十八大不仅确立了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还在新的历史时期进行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大部署，提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胜利的具体要求。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系列重要讲话，全面阐述了治国理政的新思路、新理念、新方法，并针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三期叠加”新常态，提出用“四个全面”战略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继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历史启示
首先，既要认真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相关内容，更要努力用其所蕴涵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推进这一事业的建设进程。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方面要学其具体的道路、理论和制度等相关内容，另一方面更要学其所蕴含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发展的前述历程证明，贯穿于这一道路、理论和制度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指导性，是长久起作用的活的灵魂。坚持这一世界观和方法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就能顺利推进；离开这一世界观和方法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就会遭受挫折。因此，我们要认真学习其蕴含的立场、观点、方法，努力把这一活的灵魂运用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来。
其次，以开阔的视野和宽广的胸襟，学习借鉴其他国家与地区的经验教训，切实使我们成为学习型的国家和政党，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获得成功的必要条件。无数铁的事实证明，封闭的结果只能是思想闭塞、眼界狭隘和愚昧落后。此外，我国还应努力营造宽松、规范、科学的制度和文化，在使我们真正成为学习型国家和政党的同时，切实增强各方面的创新能力。
再次，在树立正确理想信念的基础上，切实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个自信”。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贵在准确把握其精神实质的基础上，真正做到学深学透，切实用其来引领思想、规范行动、把握方向。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和制度，是在长期实践中萃取出的精华，是赢得新胜利的重要保障。因此，我们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在此基础上不动摇、不折腾、不懈怠，艰苦奋斗、顽强奋斗、不懈奋斗，通过完成“四个全面”战略和“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第四，理论发展成果要想得到真正的贯彻落实，必须有与之相关的制度、体制、机制的设计和改革作保障。正如邓小平所强调的，制度问题是全局性、根本性、长期性的东西。因此，任何理论发展成果要想得到真正的贯彻落实，都与相关制度、体制、机制的设计改革直接相关。虽然新世纪以来，我们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理论成果，但由于相关制度、体制、机制等方面的设计与改革未能跟上，致使这些理论成果难以落实到位，从而也造成这其中的不少要求流于形式。因此，今后我们应对各种理论发展成果，须从制度、体制、机制上进行切实的设计和改革，积极营造相关条件与环境。
最后，通过“顶层设计”推进以权力监督制约为核心的政体改革，是解决中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各种问题和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关键。多年来的事实证明，以权力监督制约为核心的政体改革的滞后，已成为解决我国当前经济社会中各种问题和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关键。然而，由于政体改革的复杂性、关联性和配套性，需要高屋建瓴地统筹制定其改革方案。尤其应该注意的是，这一改革涉及权力和利益的深层次调整，倘若不进行“顶层设计”，一定会由于众多利益群体的阻挠和反抗而使之无法推进。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出发，党和政府曾一再强调，1978年以来发展和变化的成就靠的是改革开放，将来实现民族复兴仍然要靠改革开放，特别是政体改革。因为如果没有这一改革的保障，实现现代化等的任务就不可能完成。④让人感到欣慰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已经在高压反腐、不动产登记和依法治国等方面作出诸多的尝试和努力，但这些进展还远远不够，所以期待着党和政府今后能在这一问题上取得更大的突破，为早日建成全面小康、实现中国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创造最重要的条件。
（作者分别为中国建设银行高级研修院副教授、博士（后），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456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14页。
③《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7页。
④“只有坚持改革开放，国家才有光明前途”，《人民日报》，2010年8月22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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