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中国成立以后的8年间，党对国内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问题的认识有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以1953年为界，受国内外两个重要事件及其连锁反应的影响，阶级斗争逐步上升为国家的主要矛盾：在国内，“新税制”事件促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加快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致力于消灭资产阶级；国际上，斯大林去世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特别是“匈牙利事件”使得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重新思考国内阶级关系，最终将阶级斗争确定为国内主要矛盾。
【关键词】阶级关系 “新税制”事件 过渡时期总路线 匈牙利事件 阶级斗争
【中图分类号】D2 【文献标识码】A
众所周知，1956年之后党对国内阶级关系的判断出现了偏差，特别是1957年八届三中全会改变了中共八大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确立为今后长期的主要矛盾，致使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出现挫折。其原因或可追溯至1953年国内的“新税制”事件与国际上斯大林的去世，前者加速了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标志着党的阶级政策的根本性改变；后者最终引发的“匈牙利事件”等重新唤起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对阶级斗争的高度重视，并导致日后阶级斗争的扩大化。
“新税制”事件与过渡时期总路线
1952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公布《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并于1953年1月1日正式实施“新税制”。此次改革原本只是政府职能部门为改变“经济日益繁荣，税收相对下降”的局面对原有税收政策的调整。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新中国“公轻于私”的税收原则，被毛泽东斥责为向资本家投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一场财政税收领域的改革遂演化为政治意味浓厚的“新税制”事件，加速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标志着党对新中国阶级关系的认识发生实质性转变。
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经济逐年恢复，但税收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却呈逐年下降的趋势，1950年占75.1%，1951年为60.9%，1952年为53.2%，其中工商业税收更是下降到了33.5%①。到1952年，国家的税收工作终于未能完成既定任务，1953年的任务却又有所增加，时任中财委副主任和财政部部长的薄一波就此认为：“一方面原定的税难以收上来，一方面税收任务还要增加……这诸多原因决定了税制必须修正。”②经研究，薄一波与时任财政部副部长吴波等主持此次税制修正的相关负责人认为：导致税收比重下降、任务难以完成的主要原因是原有的税收政策与公私经济成分的结构变化不相适应。按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和共同纲领所确定的“公轻于私”原则，新中国的税收政策对公营经济有诸多照顾，如1950年12月21日公布的《工商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八条规定：国营工商业总分支机构内部调拨货物“不视为营业行为，不课征营业税”③；1951年10月29日公布的《合作社缴纳工商业税暂行办法》第五条规定：合作社应纳的营业税“一律按税额减征百分之二十”；第七条规定：上下级合作社以原价相互拨货“免纳营业税”等④。显然，这些优惠措施在扶植公有制经济壮大的同时，也导致国家征收的营业税相对减少，正如财政部报告所说：“国营贸易和合作社的比重增加很快……拨货、加工、代理（包括包销）的范围日益扩大，使商品中间周转的次数大大减少……比较过去每一商品要少征一次到或二次的营业税。”⑤对之，“新税制”采取“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原则，在具体政策上取消了对公营经济的诸多优惠：《通告》营业税部分第七条改“工商业总分支机构间相互拨货不征收营业税”为“工业的总分支机构从产制、批发到零售，缴纳三道营业税……商业的总分支机构从批发到零售，缴纳两道营业税”；第十条则“取消对合作社减征营业税百分之二十的优待规定”⑥。
“新税制”扩大了纳税对象与税源，按照财政部的估计1953年“完成并且超过全年任务是有把握的”⑦。但是，“新税制”改变了新中国“公轻于私”的税收原则，这令毛泽东十分不满，认为“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⑧更为重要的是，在此之前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对国内阶级关系和资产阶级地位的看法已经在发生转变，1952年6月6日他在《对〈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决定（草稿）〉的批语》中提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⑨9月，毛泽东又提出用十到十五年的时间向社会主义过渡。
可见，毛泽东与中共中央此时对阶级关系的认识已经开始转变，但如何政策化还处于设想阶段，而“新税制”事件的刺激加快了党对如何实现过渡的思考。在1953年6至8月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上，毛泽东一方面对“新税制”及其负责人薄一波等进行批判，一方面思考并制定过渡时期总路线，他曾说：“总路线的问题，没有七、八月间的财经会议，许多同志是没有解决的。七、八月的财经会议，主要就是解决这个问题。”⑩6月15日，毛泽东第一次较完整地阐述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党的任务是在十年至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完成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改造。”8月，在审议周恩来在全国财经会议所作的结论时，他正式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综上，“新税制”违背了新中国“公轻于私”的原则，与毛泽东等领导对阶级关系认识的转变背道而驰，由此引发的尖锐批判成为全国财经会议的主要内容。并且，以此次会议为基础，毛泽东完成了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设计并正式提出。即是说，“新税制”事件是促进党最终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重要因素，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则标志着党对国内阶级关系认识的实质性转变。
斯大林去世与匈牙利事件
必须指出，虽然在“新税制”事件的影响下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标志着党对阶级关系的认识已有实质性转变，但是，这种转变并未直接将党的政策引向“以阶级斗争为纲”，属于随着社会发展阶段不同而出现的正常转变。党对阶级关系的认识“左转”，并在1956年以后将“阶级斗争”确立为国内主要矛盾，是受到来自国际层面的另一个重要因素的影响，即斯大林的去世及其引发的连锁反应—尤以匈牙利事件为甚。
作为苏联执政时间最长的最高领导人，斯大林同时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而“斯大林模式”一度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全盘模仿的发展模式。不可否认，“斯大林模式”有其独特优势，即能够快速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这种快速发展是社会主义阵营能够在与西方阵营的对抗中立于不败的基础。但是，“斯大林模式”也存在着相当严重的问题：首先，这种模式导致经济结构比例严重失调，不具有可持续性。以匈牙利为例，为追随“斯大林模式”将自己变成“钢铁的匈牙利”，这个农业国从1948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加大了对重工业的扶持力度，90%的工业投资都用于发展重工业。对之，人民生活水平却直线下降，工人1953年的人均工资下降了20%。农民1952年的收入更是不及1949年的三分之二。其次，在这一模式之下，斯大林个人专权愈发严重，苏共党内民主与社会主义法治遭到严重破坏，党和政府的自我批判机制荡然无存。周恩来曾问赫鲁晓夫等人为何对斯大林时期的专断与僵化不做批判和约束，得到的回答是：斯大林独断专行，不可能进言，要解决问题除非密谋将他抓起来，然而要真想如此，被抓的一定是密谋者自己。因此，斯大林生前长期存在并无法解决的严重问题，只能在1953年3月其去世之后进行解决，然而赫鲁晓夫的“矫枉过正”却在东欧引发了更严重的问题。
为解决匈牙利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苏共中央政治局在克林姆林宫召见匈牙利代表团，就匈领导人问题进行讨论。随后，匈牙利共产党召开党中央全体会议，批判当时的领导人拉科西全面照搬“斯大林模式”的严重错误，并决定由纳吉取而代之，后者于7月上台，之后即开始了“去斯大林化”的改革。之后，在斯大林去世后的三年里，以匈牙利为代表的东欧国家在政治、经济乃至思想文化领域逐渐革除着“斯大林模式”的种种弊端。在苏联和苏共内部，赫鲁晓夫则始终在不遗余力地祛除斯大林的影响，直至1956年2月，他在苏共二十大上做的“秘密报告”最终宣判了“斯大林模式”的死刑，同时也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中扔下一颗炸乱了思想的重磅炸弹。本来，赫鲁晓夫去斯大林化运动有利于革除“斯大林模式”的种种弊端，但是，用布热津斯基的话说，这一运动不幸发生在东欧经济动荡时期，并且赫鲁晓夫的方式过于激烈和突然，这对苏东各国的意识形态与政权合法性造成了强烈的大冲击。还是以匈牙利为例，在纳吉的领导下，匈牙利民众已经呼吸到改革的新鲜空气，然而1955年拉科西重掌大权后迅速“复辟”各种旧制度，民众由期望到失望而产生的愤怒可想而之。在此背景下，赫鲁晓夫的报告无异于给匈牙利民众反对拉科西打了一针“强心剂”，1956年10月，“匈牙利事件”爆发，苏联在初期试图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最终选择了军事镇压，以逮捕纳吉等人、扶持新政府的方式结束了此次事件。对此，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11月份发表普拉演说批判苏联的军事干涉，西方阵营也趁机掀起反苏反共的高潮，加之稍早波兰“波兹南事件”的影响，无论赫鲁晓夫的本意如何，以及他所能接受的对“斯大林模式”的改变程度如何，事态的发展显然超出了他的预料，
以匈牙利事件为代表的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震荡对毛泽东和中共在对阶级关系认识上的影响是明显的。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后，到1956年三大改造进展顺利，毛泽东据此预计再有三年时间社会主义革命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完成。按照八大决议，党内的主流观点是中国目前还存在阶级与阶级斗争，但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国家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应该说，党的八大决议的这个判断是符合实际情况与未来发展方向的，但是受匈牙利事件等的影响，毛泽东和党对国内阶级关系情况与阶级斗争的认识转变迅速而坚决。在1956年11月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毛泽东指出：“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是年12月29日，为反对铁托就匈牙利事件针对苏联的批判和攻击，经政治局讨论过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强调斯大林的错误仍然属于共产主义内部的是非问题，而非阶级斗争中的敌我问题。相反，对斯大林抑或苏联模式的全盘否定与攻击，才是带有反共产主义性质的恶意攻击，目的是制造共产主义队伍的分裂和混乱，是阶级斗争性质的敌我矛盾。在如何评价斯大林的问题上，中共虽然不想直接反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的做法，但仍然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并且始终强调阶级斗争的重要意义。
如果说1956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的表态关注的是国际层面的阶级斗争的话，进入1957年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更加关注国内的阶级关系与阶级斗争问题，因为受匈牙利事件的影响，国内“有成千上万的人上街，去反对人民政府”。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发表《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将国内的矛盾分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而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此时，党内对新中国阶级关系与阶级斗争的认识仍然是相对审慎的，因为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看来匈牙利事件对中国的影响不过是“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甚至认为匈牙利事件可以坏事变好事。但是，随着社会各界围绕《如何》而展开的讨论以及“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日益高涨，一些尖锐的批评更像是对社会主义的攻击，毛泽东认为这“暴露了一部分人的面貌”。5月，毛泽东起草《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将党内整风运动扩展至党外，准备清除“右派毒草”。6月8日，毛泽东指出右派反动分子正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猖狂进攻，要求组织力量坚决反击，否则有重演“匈牙利事件”的危险。7月，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与资产阶级右派的矛盾是敌我矛盾，而非人民内部矛盾。至此，受匈牙利事件的影响，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实质上已经将工作重心转向阶级斗争，并且逐渐混淆了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的界限。最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否定了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认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为这一阶段党对国内阶级关系认识的转变盖棺定论，并对之后的新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总之，“新税制”事件与斯大林去世所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党对国内阶级关系与阶级斗争问题的认识，致使新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遭遇挫折，走了弯路。在坚持马列主义的正统地位方面，中共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如能在此基础上正确把握不同发展阶段的阶级关系与主要矛盾，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将最大程度地避免挫折与弯路。
（作者分别为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山东大学政治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人员，中共烟台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室讲师；本文系山东大学基本科研业务项目成果，项目编号：2014GN020）
【注释】
①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4》，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年，第417页。
②⑦⑧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2008年，第164页，第167～168页，第166页。
③张培田主编：《新中国法治研究史料通鉴》（第6卷），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7197页。
④《新华月报合订本》，1959年11月、12月号，第162～163页。
⑤⑥刘国光等主编：《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财政卷》，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2000年，第389页，第393～394页。
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458页。
⑩《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04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251页，第301页。
侯凤箐：“1956年匈牙利事件与东欧剧变”，《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6年第5期。
袁南生：《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45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22页，第320页，第455页，第496～497页，第543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241页，第574～575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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