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朝步入政治安定、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新时期后，以长安为首的关中地区，生活着数百万的民众。维持数百万人的口粮和生计，单靠关中物产远不能及，必须依靠漕运外调物资粮食来维持。文章对中晚唐各个时期政府对漕路的争夺、管控、经营及维护等重大政策、举措进行了论述和剖析，以资借鉴。
【关键词】中晚唐 运河漕运 江汉漕运 管控 维系
【中图分类号】K333.2 【文献标识码】A
钱粮、赋税、物资的供应，是统治阶级生存的基础，也是王朝政权维系、国家机器运行的保障。有唐一代，京城长安以及作为京畿地区的关中，政治地位、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正因如此，长安及京畿周围驻扎着大量的军队来拱卫政权、维护统治；同时长安作为当时的国际化大都市，既存在着数量庞大的贵族、地主特权阶级，也居住着大量的城市人口及商贾学旅之士，长安人口近百万，关中人口远超百万。“畿内数州，地狭人稠，耕植不博。菽粟虽贱，储蓄未多”①。地狭人稠的关中地区，所产粮食、所出物资甚为有限，难以维持朝廷所需、民之所用，大量的物资钱粮需要通过漕运入京。
唐代漕运线路，国内外历史学者做过很多研究。归纳起来，终唐一代漕运线路主要有运河漕路和江汉漕路两条。②运河漕路是漕运主线，包含汴渠转运线；江汉漕路乃为辅线，且江汉线又可分为襄一洋支线和襄一商支线两条。“安史之乱”前，漕运基本上是以运河漕路为转运线，运输物资，供给京畿地区的；而在叛乱时期，由于运河漕路特别是汴渠线的阻塞不通，漕运只能依赖江汉线路；平乱后，运河漕运经过逐步的整顿、恢复和经营，运量有所恢复，但也远不如前。尽管如此，经运河转运来的钱粮物资，对保障长安所需，维持朝廷正常运转至关重要，运河漕路已成为唐帝国的生命之线，保证运河漕路的安全，更是成为中晚唐各个时期的重要战略。
“安史之乱”之前漕运略述
唐初，经隋末战乱，长安人口骤减，加之驻扎在关中的府兵自备军粮，故粮食缺口不大，每年转一二十万石米足够。高宗后，政府机构逐渐扩大，募兵制逐渐取代府兵制，关中所需粮食量逐渐增加。至开元年间，由于长安和京畿地区人口剧增，需转运大量粮食送往关中。开元二十一年（733年）裴耀卿负责漕运，对漕运制度进行一系列改革，采取分段运输、节级转送的办法，漕运效率显著提高。“凡三年，运七百万石，省脚三十万贯”。③此后，开元年间（734～741年）的漕运量一直保持在二百万石。除此以外，天宝元年，韦坚在渭水之南开凿了一条与渭水平行的漕渠，起于禁苑之西、东至华阴永丰仓附近与渭水汇合，船行漕渠可将永丰仓和三门仓储米直运长安，年运量达四百万石。开元、天宝年间，漕运特别是运河漕运已成为物资入京的主要渠道。
“安史之乱”时对漕路的争夺
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不久河北、河南、关中等地相继失陷，玄宗西逃川蜀，肃宗于灵武即位，指挥各道兵马及民众抗击叛军，扛起了平定战乱和收复失地的大旗。期间，因为中原地区的失陷，导致运河漕运断绝，唐庭运转及平乱所需的大量军需物资，只能依赖于江南并通过江汉漕运来维持。史载：“官兵守潼关，财用急，必待江淮转饷乃足，饷道由汉沔，则襄阳乃今天下喉襟，一日不守，则大事去矣。”④
洛阳、长安失陷，安史势力达到顶峰。但随着安史叛军肆意烧杀抢掠，致使民不聊生、民怨激起，因此百姓对叛军进行了有力的抵抗。“京畿豪杰往往杀贼官吏，遥应官军；诛而复起，相继不绝，贼不能制。”之后，陈仓令薛景仙攻克扶风，任扶风太守兼防御使；“贼遣兵寇，扶风薛景仙击却之”，御敌以卫王室。这说明了长安失守后，叛军对关中的实际控制区域极为有限，史载：“贼兵力所及者，南不出武关、北不过云阳、西不过武功。”⑤薛景仙克武功而守之，客观上为江汉漕运物资抵洋川、翻秦岭、入武功提供了必要条件。
但仅仅这些物资还远不足以保障军需。为筹集军费，至德元年（756年）肃宗任命第五琦为江淮租庸使、山南五道度支使，琦以江淮租庸市轻货，沿江、汉而上至洋川，陆运至扶风以助军。可见，江汉漕运对于保障物资钱粮运输的非常重要，已然成为唐庭的生命线。为此，除收复两京的重任外，唐庭与叛军还在通往江汉的南阳、睢阳等战略要地展开了殊死争夺。
为保障江汉漕运的通畅，首先，肃宗以张巡、许远、鲁炅扼守雍丘、睢阳、南阳等南通襄州、邓州的交通要塞，苦战一年有余，遏止叛军南下，为取得最终胜利赢得了时间。其次，唐庭对江汉漕运所在的山南地区的防务进行了重新安排和重点布防。采访处置使逐步变为采访防御使与防御使，并设置山南东道防御使、襄阳防御使、南阳防御使、江陵防御使等。最后，为统一部署，至德二年（757），“废南阳节度使，升襄阳防御使为山南东道节度使，领襄、邓、隋、唐、安、均、房、金、商九州，治襄州。”⑥至德三年（758），升江陵防御使为荆南节度使。至此，江汉漕运所处的山南东道节度使与荆州节度使正式建立，增强了对该地区的指挥和管控，保卫了江汉漕路，成功地向唐庭运送了急需的军粮物资，保障了平乱的进行。
平乱后漕运的整顿与恢复
安史之乱至代宗初年才基本平定。经年累月的战争使运河漕路破坏严重，淤塞不通。而经汉水抵洋川翻秦岭入关中的江汉漕运，路途艰险，损耗甚巨。史载：漕运者自江汉抵梁洋，迂险劳费。可以看出，用江汉漕运代替运河乃乱时不得已为之，况其效能远不及运河。戡乱后，北方经济萧条，国家重建与运转需要的大量物资钱粮只能依赖南方，且惟有运河漕运来实现。
漕路疏通迫在眉睫，但运河漕路损毁严重且早已淤塞不通，加之百姓逃亡后劳丁严重不足，疏通难度很大。广德二年（764年），代宗以刘晏担任河南、江淮转运使，开始改革运河漕运。刘晏用盐利雇佣船工、水手，组织民夫，大力疏浚汴河水道，使漕运畅通；组织兵丁卫护，确保漕运安全；在扬州设立十个造船场，制造适合各河道且坚固耐用的漕船；据江、汴、河、渭不同水力，各随其宜，把直运改为分段运输，使江船不入汴水，只达扬州，汴船不入黄河，只达河阴，河船不入渭水，只达渭口，中途设立粮仓备储。运船十艘为一纲，用将领之，十次运之无误，赏其劳工，提之官职。分段运输省力安全，运船亦可短途往返。
刘晏改革、经营漕运，以盐利雇佣船工、民夫等，很好地解决了劳力问题；据漕运各段水力不同，建造不同船舶，沿用“节级转运”的方式，减少了漕船的沉覆和漕粮的损失；采用“纲船将领”、兵丁卫护的办法，确保了漕运安全，建立起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漕运体系。
刘晏的漕改，恢复了运河漕渠的功能。此后，江淮之钱粮可经运河源源不断运往长安，平时五十万石，最多达到一百一十万石，从数量上看，虽仅有裴耀卿时期的四分之一，但对于供应京师，维系政权稳定，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漕运管控中的危急情势
代宗朝刘晏漕改后，漕路畅通，漕运恢复。但即位的德宗，因削藩的受挫和失败，对藩镇实行姑息和怀柔的政策，这使得藩镇愈加的跋扈和骄横，导致运河漕路所经地区的藩镇经常不为朝廷之令。朝廷对漕路的管控时有时无、时断时续。
汴渠是运河漕运极为重要的一段。唐人皮日休《汴河诗》载：“尽道隋亡是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吴融《汴上晚泊》诗言：“萧然正无寐，夜橹莫咿哑”。⑦这两首唐诗，生动地描绘了汴河水运交通日夜繁忙的运输情况。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运河汴渠一段的重要性。
汴渠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然而汴渠上的两处咽喉要地，在德宗朝均发生过内乱和“易帜”，情势一度极其危急。一处是徐州埇桥。建中二年（781），“李正己反，屯兵埇桥，江淮漕船积千余不敢逾涡口。德宗乃以万福为濠州刺史……万福因驰至涡口，驻马于岸，悉发漕船相衔进，贼兵倚岸熟视不敢动。”⑧为缓解徐州护漕压力，建中三年德宗以徐州为中心，组建了武宁镇，命张建封为徐泗镇帅，扼制淄青，护卫漕运。贞元十六年，张建封死，徐州兵变，唐庭在平乱不利的情况下，被迫承认了徐州兵所拥立的张愔。但为护漕，中央复置泗、濠二州观察使隶淮南，威慑徐州。
另一处是汴州段。由于朝廷与藩镇间的冲突升级，德宗令李勉重筑汴州城，汴州成了军事重镇。建中四年（783），淮西节度使李希烈起兵，攻下汴州，据城达一年之久，直到兴元元年（784）朝廷才重新夺回汴州。为保证汴河漕路安全，唐廷任刘洽为汴宋节度使，以重兵镇守汴州。刘洽去世后，汴州内部极不稳定，自贞元八年至贞元十五年，共爆发五次军乱，至贞元十六年（800），德宗任命韩弘为汴州刺史，情况才有所好转。
德宗朝，在平息藩镇兵乱、保卫漕路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重大失误且一味姑息怀柔强藩，导致漕运时断时续。然德宗了然漕运之重要性，任命李泌整治三门漕路，重新布防和调整汴徐一带安防，虽有兵乱，情势固然危急，但最终朝廷还是基本稳定住了局势，漕运还能勉强维系。
元和年间对漕路的管控与经营
漕路的管控。宪宗继位后，即以平定藩镇、实现天下一统为目标。而实现平藩和一统，必须借助东南钱粮税赋的供给与支持，这一点宪宗是明白的。而汴渠是东南漕运承上启下，最为关键的一段，所以宪宗一继位即对汴渠（今江苏盱眙至河南荥阳北）以及官河、漕渠等进行整顿。宪宗鉴于德宗时汴州兵乱曾严重影响漕运的实际，又考虑到汴州刺史韩弘在其所辖的宣弘军中的威望和地位，且能保证汴渠的安全与畅通，因此暂时搁置了人事调动的安排。宪宗本人也对韩弘表现出一种绝对信任的姿态，并给予笼络和褒赞，安定了汴州的形势。
元和年间，随着平叛战争的不断胜利，朝廷实力得到恢复，中央威信大增，此时韩弘对朝廷的态度愈加忠顺，宪宗因势利导，于元和十四（819年）年，任命心腹之臣张弘靖为汴州刺史，牢牢掌握住了漕运汴州一段。可以看出，宪宗在管控和经营汴渠汴州段时，既不是一味忍让，也不是一味示强，而是软硬结合、恩威并举，利用双方实力、势力的变化，平稳地完成了汴州的人事任命，牢牢加强了对汴渠汴州段的控制。
汴渠徐州一段漕路，宪宗对德宗时叛兵拥立的张愔很不放心，在元和元年（806年）借张愔生病之际调其入朝委任工部尚书一职，又派可靠之人赴任徐州。在此过程中，为防止徐州士兵内乱，又将濠、泗二州重新划入徐州，实现了徐州人事的平稳交接，控制了其漕路。应该说，宪宗确实富有相当的政治智慧，实现了权利的平稳交接，不愧为一代中兴之主。此后，为配合削藩战争的进行，元和六年（811年），唐庭任命李愿为徐州刺史、武宁节度使，加强军事力量布防，确保漕运线路畅通。元和十三年（818年），为加强对平卢的讨伐，宪宗又任命李愬为徐州刺史、武宁节度使，重点强化徐州一线军事力量，南护漕路、北讨平卢，极大地支持了削藩战争的推进。
漕路的经营。在取得对汴渠的有效管控后，宪宗开始努力恢复运河漕量。首先任命李巽为度支转运使，李巽埋头筹划漕运及盐铁等事宜，并对漕运及盐铁等实际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查找症结所在，拿出解决方案，使漕运工作有了很大的进展。后又任命程异为扬子留后等职，程异“对江淮钱谷漕运之弊，多所铲革……异使江表以调征赋，且讽有土者以饶羡入贡，至则不剥下，不浚财，经费以赢，人颇便之。”⑨经李、程等人努力，江淮的漕粮已达五十万石。
809年李巽去世，漕运整顿工作又暂时停顿下来，漕粮有所下降。元和六年（811年），宪宗又任命裴堪为诸道转运使。裴堪奏请在漕路上诸仓收籴米谷，加强漕量，每年的漕粮数又有所回升。
元和后漕运的情况
穆宗继位，汴州军乱复起，加上徐州军队叛变，抢掠北送物资，漕运不畅。文宗大和年间，重臣兼领转运使，主持漕运，“自大和以来重臣领使者，岁漕江、淮米不过四十万石，能至渭河仓者，十不三四，漕吏狡蠹，败溺百端。官舟沉溺者，岁七十余只。缘河奸吏，大紊刘晏之法”。⑩大中五年，朝廷任命裴休为转运使，主持漕运三年，运至渭水、黄河的漕米共一百二十万石。咸通年间，由于地方叛乱势力切断漕路，漕量急转直下，近乎断绝。
结语
纵观唐代，钱粮物资的运输主要通过漕运的形式，形成了以江淮运河经汴渠入黄河至渭水的运河漕运主通道和以荆襄为枢纽经汉水抵梁州翻秦岭入关中的次要通道。漕路演变的格局大致为，安史之乱前，外调入京的物资主要以运河漕路为主；安史之乱期间，因对江淮漕路的激烈争夺和叛军的破坏，漕运以江汉漕运为主；平乱后运河漕运逐步恢复（然运量远不如前），且有江汉补给；懿宗后期至唐末，随着全国农民运动的兴起，唐庭已无力控制形势，漕路已然废置。就江汉漕运而言，需要以荆襄为转运枢纽，将江南的物资中转后，逆流而上运抵长安，路途艰险、路程很长，耗费甚巨，乃叛乱时的权宜之计，而非长久之策。应该肯定的是，安史之乱前以及平乱之后，运河漕运一直都是漕运的主线路，而汴渠又是其最为重要的一段，乃运河漕运之咽喉，谁控制了汴渠一段的漕路，谁也就掌控住了唐帝国的经济命脉。宣宗后，随着全国农民起义潮水般的涌来，运河漕路完全为地方势力掌握，漕路已然废置，帝国的大厦也随之崩塌。
（作者单位：陕西省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注释】
①刘昫：《旧唐书·卷七八·高季辅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701页。
②陈卓：“唐玄宗至宪宗时期江汉漕运战略地位研究”，山东大学研究生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19页。
③杜佑：《通典·卷十食货十·典五七》，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④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零二·文艺中·箫颖士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769页。
⑤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一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488~1489页。
⑥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六六·表第七·方镇四》，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870页。
⑦彭定求：《全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⑧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七零·张万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179页。
⑨刘昫：《旧唐书·卷一三五·程异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738页。
⑩刘昫：《旧唐书·卷一七七·裴休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5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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