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丁·路德在译经过程中赋予“Beruf”一词以“世俗职业”的涵义，这在事实上大大拔高了世俗职业的伦理价值，推动了世俗职业天职观的建立。卡尔文派凭借其上帝预定论的教义加之于信徒的强大而复杂的影响，在客观上促使入世禁欲的理性生活方式的建立。入世禁欲体现并作用于资本主义营利过程中，使资本主义精神最终确立。然而，新教伦理的背景却从形成了的资本主义秩序逐渐淡去，资本主义世界缺乏精神指引，陷于庸俗、享乐和功利主义的境地。
【关键词】天职 禁欲 新教伦理 资本主义精神 现世生活 卡尔文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在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下简称《新教》）一书中，“天职”与“禁欲”两个概念对于其探讨新教的宗教伦理与现实的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因果关系，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简言之，“天职”（德文Beruf）将世俗职业的伦理价值拔高到与宗教同等，“禁欲”则使得新教徒以理性的方式彻底改造了现世生活。二者处在宗教与现世生活交界的枢纽位置，搭起了连接彼岸与此岸的桥梁，分别在不同时期，充当了促进资本主义精神建立发展的担纲者。当然，二者之间及其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是相当复杂的。本文试图以《新教》书中“天职—禁欲”在不同时期的作用变化为主线，阐述新教伦理如何塑造资本主义精神。
主题与方法分析
《新教》所讨论的问题在于：宗教因素是否在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发展中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如果是，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以及这种作用产生机制如何。为了使后文主要关注宗教意识层面的分析能够基于合理前提而展开，韦伯在文章开头，即对于该问题研究中的错误方法—“天真的历史唯物论”①和简单、线性的观点—给予了猛烈的批判。这在事实上表明了韦伯的研究方法和观点：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相当复杂，精神意识层面的事物同样能对他者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试图为任何现象找出一个最终的经济层面的原因的做法是荒谬的。“对于历史真相的解明，两者（指唯物论与唯心论）是同样可能的，但任一者，如果不是用来作研究的准备工作，反而是充作研究的结论，那么，同样会是一无所成。”②这种对精神力量—具体言之即是新教教义所产生的力量—高度重视的研究方法，贯穿于《新教》全篇。
天职观念的产生与影响
将“无休止地赚钱”作为人生的最终目的，这样一种在中世纪被普遍认为龌龊贪婪的做法，在资本主义的产生初期，竟然成为资产阶级的精神指南。如此有悖传统的现象究竟是怎样发生的？从某种程度上讲，“Beruf”一词意涵的转变，也即世俗职业“天职观”的确立，在其中发挥了首要且无可替代的作用。马丁·路德在翻译《西拉书》时，将原先仅仅具有“神所交付的使命”这一宗教意义的德语词“Beruf”，首次赋予其“世俗职业”③的涵义。此前只有宗教圣职才具有的“天职”观念，相应地被移用到了世俗职业中来，世俗生活中责任的践履因而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这成为其后资本主义精神得以产生发展的一个前提。
这种变化有其内在的思想基础。随着路德因信称义思想的发展，他对于传统“自私冷漠”的中世纪修道院生活越发感到抵触，反而认为世俗的职业劳动是符合“邻人爱”教义的行为；并指出，按照神意“履行世俗义务，是讨神欢喜的唯一之道”。④而“荣耀神”正是基督徒的天职所在。因此，在神面前，所有职业具有同样的价值。如此，路德事实上将世俗职业的道德地位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之后卡尔文派等其他新教教派主张“入世禁欲”并将这种精神成功应用于资本主义经营，从根源上讲，都离不开世俗职业天职观的确立。⑤
然而路德的改革成效很大程度上也仅限于此。在路德的宗教思想中，现世的一切都是神意的体现，基督徒服从现世的秩序，固守所从事的职业，才是绝对遵循神意的表现。路德新教思想的核心即在于主张因信称义，反对天主教的凭借善功称义，而禁欲自制的做法与凭借善功称义的天主教义在很多方面有类似之嫌。因此，路德理所当然地排斥了入世禁欲的做法，未能将这种进步了的天职观更大程度地从宗教层面转向职业性的入世苦行。真正将天职观在现世中发扬光大，并直接推动了资本主义精神建立的，是卡尔文派。
入世禁欲的产生与系统化
入世禁欲的重要思想基础，在于卡尔文派教义的核心—上帝预定论。卡尔文认为，“被拣选”者与“被抛弃”者的命运早在创世纪以前已经注定，而这完全源于神不为人知的意志，目的只是在于让神的荣耀得到称赞。⑥这种命运不能通过天主教所主张的“善功称义”而得到改变，个人是否有信心、爱心和善行对此也无能为力。
这种特别救赎的预定论造成的影响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来理解。一方面，上帝被认为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基督徒生而为人的目的即在于尽己所能以增加神的荣耀。而神所要的是基督徒按照他所定下的定律与秩序，完成社会事功。因此，基督徒为了求取神的喜爱，必须积极从事现世劳动以完成事功。“时间无限宝贵，丧失每一刻钟就是丧失为增耀神的荣光而劳动的每一刻钟。”⑦娱乐、纵欲等一切虚掷光阴的行为，显然是与更好地完成事功相违背的，因而被排斥在外，入世苦行成了荣耀神的最好手段。另一方面，对于个人来说，是否被拣选以及如何知道是否被拣选，成为始终萦绕心头的最大问题。根据“义证说”⑧，信徒为明确是否得到救赎，必须证明自己的信仰是“有效的信仰”，召唤是“有效的召唤”。而在排斥感觉与情感的卡尔文教义中，这种证明只能凭借基督徒用以“荣耀神”的生活方式—社会事功—来证明。⑨善功与成就不能作为被拣选的依据或资本，而是被拣选者的一种表征。信徒虽不能借此得到上帝拯救的确信，但可以通过在现世的努力奋斗完成事功、取得成就，来解除对被拣选与否的揣测不安。这给了新教徒以入世苦行的强大心理激励。由上可见，两方面的影响最终都推动了新教徒入世禁欲，在现世职业中努力奋斗。
卡尔文派的贡献不仅在于推动了入世禁欲观念的产生，更在于将这种苦行的生活系统化、理性化，并使之成为现世生活的基本准则。卡尔文教教义凸显了上帝的无限性，使人感到“内在空前的孤独感”：被拣选与否早已前定，唯有被拣选者才能与上帝在灵魂上取得沟通。牧师、圣礼、教会都无法窥测或改变上帝的意志，因此也都不可能帮助他解除这种莫大的孤独。甚至连神也不能，因为“特选救赎说”早已规定基督只为预先选定的人流血殉难。故此，卡尔文派排斥一切感官或情感的要素，废除忏悔告解制度，因为神的无限性早已决定，这些不仅丝毫无助于自我救赎，而且只能带来更深的罪恶。
天主教承认，人可以凭借善功得救。这就意味着人可以通过为恶后的积极行善来弥补先前犯下的过错。这就形成了一种犯罪、忏悔、赎罪、再犯罪的循环。人性中固有的惰性在此并未得到消除，现世生活仍然具有无计划、无系统的特点。而卡尔文派则彻底否定了善功称义的教义，认为人不可能通过忏悔或教会的恩宠而得到赎罪。相反，信徒只能通过时时刻刻系统的自我检视来取得对救赎的确信。如此，“平常人的伦理实践里的那种无计划性与无系统性，就此被解除，并且因而形塑出笼罩整体生活样式的一套首尾一贯的方法。”“正因如此，在此世的生涯便彻底地被理性化”。⑩这实际上是将新教的影响渗入到生活中的每一个层面，按照新教伦理的要求构建出了一个符合理性的现实世界。到此我们已不难看到，新教伦理作用于现世生活，并催生出某种与之密切相关的俗世精神，已经是顺理成章、呼之欲出了。
此处，卡尔文派教义与实际效果之间的对比也颇值得玩味。《多尔德信条》中规定的卡尔文教五项基本教义，明显拉大了上帝与人世的距离：上帝高居于人世之上，其意志不可认知、无从改变，其力量不可抗拒、无所不能；与此相反，人的力量则显得如此单薄微弱。这种教义的实际影响却是：人的力量被深深挖掘并放大。信徒接受特选恩宠说，为求取救赎的确信而入世苦行，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成就；同时，天职观赋予世俗职业以高度的伦理价值，新教徒借由成就、善功而不断确信得到救赎，这些都使得新教徒具有了自信、勇敢的心态，更进一步推动了现世职业的成就。这种开拓者的心态与天主教和路德派谦卑诚恐的压抑心绪相比，形成强烈的反差。
入世禁欲作用于资本主义精神
路德译经使俗世职业具有了与宗教职务同等的价值，而卡尔文派又使入世禁欲成为俗世职业中理应普遍遵循的原则。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使入世禁欲的思想在资本主义营利行为中“名正言顺”地得到贯彻？毕竟，无论是在中世纪，还是在许多清教徒眼中，财富因具有强大的诱惑力，都是“非常危险”的，“财富的追求……不仅毫无意义而且道德可疑。”按照韦伯的思路，这仍然是教义发展的结果。
清教徒代表人物巴克斯特指出：“如果神指示你一条道路，按此道路你可以以合于律法的方式比其他道路赚取更多的利益，而无害于你或他人的灵魂，但你却拒不接受而选取另一条获利较少的道路，那么你就是违逆了你的诏命……你可以为神劳动而致富，但当然不是为了肉欲和罪恶。”换言之，按照神的指示，为神劳动并获取利益，不仅是信徒的权利，更是一种义务。在方法正当的前提下，任何人如果不努力工作以谋求更多的利益，就是违背了神的命令。神与人的关系犹如主与仆，仆人作为主人的管事，为主人更好地管理财产，使财富之源不断，乃是应尽的本分。仆人不会因使钱财增加而遭到解雇，人类也自然不会因合理营取利益而被神抛弃。
财富的可疑仅仅在于它可能诱使人放弃为神劳作的义务，而耽于安逸懒惰。但只要不是安于享受财富、将谋求财富当作人生的最终目的，仅仅将其当作侍奉神的有效手段，那么，这种行为便是无可非议的。非但如此，信徒合理且孜孜不倦地追求利益乃是信仰纯正坚定的证明，神必将以财富作为对信徒的祝福。如此，“禁欲以营利”就被赋予了一种伦理上的荣耀，资产阶级也就自然具有了道德优势。昔日为人所不齿的汲汲营利，现已被以入世禁欲苦行、求取事功为特点的资本主义精神的光环所笼罩，成为正当且高尚的人生追求。
韦伯在文章临近结尾处指出：“举凡清教人生观的力量所及之处，都有助于市民的、经济上理性的生活样式的倾向。”“清教的人生观实为此种生活样式之最根本的尤其是唯一首尾一贯的担纲者，守护着近代‘经济人’的摇篮。”此处“清教人生观”也即资本主义精神的代表。至此，我们已可明显看到，脱胎于新教教义的资本主义精神，业已形成自己独立的形态，犹如一辆开出车站的火车，朝着推动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方向隆隆驶去。
对韦伯悲观预言的思考
资本主义精神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新教教义世俗化的产物。因此，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过程，也即宗教背景渐渐淡化的过程。当这种精神仅仅作为功利主义的谋生手段而为人所认识的时候，新教伦理已完全抽离于其中，也似乎不再具有任何重要意义了—它完成了催生资本主义精神的使命。
然而一切并非这样简单。形成了的资本主义秩序，已不再受新教伦理的左右，犹如钢铁铸成的巨大的功利主义的牢笼，将世间的一切紧紧禁锢于其中。原先具有灵魂般重要地位的禁欲精神和天职观念，也已逐渐消散。“无灵魂的专家，无心的享乐人，这空无者竟自负已登上人类前所未达的境界。”资本主义剥离了形而上的宗教背景之后，剩下的只是奢靡空虚。
毫无疑问的是，宗教背景在其中发挥了远远超过世人所能想象的作用。这种作用不仅仅在于诱导一种世俗精神的产生，更在于为这种精神的持久长存提供一个高远却不可或缺的保证。现世生活常被认为是理性的，但这种理性的产生与实现离不开非理性的背景与假定，此岸行止离不开彼岸的精神指引。如果在某个发展过程中，此岸与彼岸发生了严重的脱离，那么人类所将面对的，绝不仅仅是彼岸“高远玄妙”精神脱离现实所造成的卑微庸俗，更是现世生活失去导引而发生的混乱。也许这种混乱一时间不会出现，但积之以时，却无法避免。防止此类悲剧的出现，正是宗教背景存在之于现实的意义。
然而现实中的新教，并未能体现出这样的意义与作用。原因之一是新教本身的宗教特性使然。经过“除魅”，新教教义和仪式中神秘主义的部分虽较天主教而言大为减少，但并未得到彻底消除，神创论和上帝至上的思想仍然是其极为明显的特点。新教仍然是一种宗教，而非一种哲学。哲学的形而上学讨论可以与世俗的现实取得某种亲和性，因其关心的对象较少神秘的特点，更易与现实发生联系；但宗教因其神秘性则很难与此世生活始终保持一致。新教伦理虽然孕育出了资本主义精神，但这种精神与现实的结合使其具有了功利化的特点，并立刻转向反对宗教神秘主义的一边。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当宗教伦理遭遇资本主义精神的代表、掌握现世大权的“变质”了的资产阶级的排斥时，就只能安于被边缘化的命运，逐渐地淡出现实，其为资本主义精神保驾护航、使之永葆活力的作用也就更无从发挥了。
由上，资本主义精神产生发展过程中固然受到新教伦理的重大影响，但在其产生之后，同样对新教伦理施予了巨大的作用。而新教伦理的命运，又将深远地影响到资本主义的未来。其中，看似虚无缥缈的宗教背景更值得重视，因其对现世精神的走向实有难以估量的重要影响。韦伯在文末的悲观预言和警告所给予我们的启示在于：一种有效促进现世生活的世界观，必然在关注现实世界的同时兼有对彼岸世界的关怀。入世追求“事功”的精神使之得以适应现实世界的要求，而不致走上遁世的道路；同时，对彼岸永恒美好的关怀则使信仰者能够在另一个世界找到精神的栖息与归宿，不至于因世俗的消解而丧失了原初的信仰。单纯着眼实际的功利主义不可能保证持久正常的发展，是愚蠢、短视且最终必将夭折的。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
【注释】
①②③④⑥⑦⑨⑧⑩［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康乐、简慧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1页，第190页，第52页，第55～56页，第79页，第151页，第96页，第96页，第101页，第315页，第50页，第159页，第178页，第188页。
⑤叶静怡：“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方法论和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
水丽淑：“资本主义精神：从禁欲到享乐”，《甘肃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
江萤：“试析资本主义精神及自我否定—读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安徽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
［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王荣芬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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