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英国作家劳伦斯的创作思想与英国女权运动有着必然的历史联系。妇女解放运动的时代背景是孕育劳伦斯女性主义文学思想的沃土。但是一战后，妇女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以及妇女地位的迅速提升带来的妇女的改变使劳伦斯最终走向男权主义。英国妇女解放运动改变了女性，也深深地影响了劳伦斯的创作思想。
【关键词】劳伦斯 女性主义 英国妇女解放运动
【中图分类号】D091 【文献标识码】A
英国作家D·H·劳伦斯的女性主义创作思想从形成、发展到衰微和英国妇女权解放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劳伦斯走向文学道路之初，正是英国女权运动如火如荼发展之时，深受母亲以及其他几位女性的影响，女性主义思想早已在其思想深处萌芽，并成为其创作的动力和不竭的源泉。他在多部作品中成功塑造的女性形象无不深深打上女性主义的烙印。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一战以后，在世界妇女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之际，劳伦斯发生了向男权主义的突然转向。在此，笔者以女权运动与劳伦斯女性主义思想动态变化之间的历史关联为考察对象，在英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时代背景下，探察劳伦斯女性主义思想的发展轨迹及其表现。
英国妇女解放运动与劳伦斯女性主义思想的萌生
兴起于19世纪60年代的英国女权运动在20世纪上半叶迅猛发展。这场运动有力地冲击了维多利亚时代传统的女性观，促使妇女地位得以大幅提升。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男尊女卑的观念普遍盛行。男人是女人的主宰，妇女被看成男人的附属品。妇女地位极其低下。她们不能成为独立法人，不能分配和继承财产；她们的身体属于丈夫，她们的贞操受到社会的严格监督，甚至没有离婚权。为改变妇女的生存状况，女权运动的先驱们开始了有组织的为争取妇女权利的斗争。一时间，妇女组织在英国纷纷建立起来。1860年，肯辛顿协会的妇女们为争取和男子同样的政治权利。随后伦敦成立了妇女平权运动伦敦协会。1887年，一个全国性妇女组织—妇女平权协会全国联盟（NUWSS）在伦敦成立并迅速在英国各地发展壮大起来。1903年成立的妇女社会与政治联盟（WSPU）采取了更为激进的措施争取妇女权益，以争取和男性享有平等的选举权为核心任务。类似的妇女组织的建立冲击着英国各地妇女的心灵。她们积极参与当地的妇女组织，为改变自身现状而努力，促使一批批新女性不断出现。
劳伦斯的青少年时代正是在妇女运动兴起并不断发展的时期度过的。与劳伦斯密切交往过的女性均是当时具有妇女解放新思想的女性。她们对劳伦斯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劳伦斯的母亲莉迪亚积极参与妇女合作社伊斯特伍德支部的活动并担任重要角色，深受支部成员的信任和尊敬。受妇女组织宣传的女权思想的影响，劳伦斯的母亲在家里扮演的是一个强势角色。她是“家中的霸主，用‘神圣的母权’统治着她的家庭，‘对她的权力提出疑问就好像是亵渎神圣’”①。对丈夫的失望和厌恶使她把全部的精力和感情都投入到孩子们身上。她思维敏捷，有文化修养，是一名虔诚的清教徒。她一方面向儿子诉说她的痛苦和失望，同时她又以坚强和自信的精神要把孩子们培养成有出息的人，希望他们“努力进取，成为企业界的主人”②。特殊的家庭环境使劳伦斯在感情上一开始就向母亲（女性）倾斜，鄙视粗俗、以酒为乐的矿工父亲（男性）。这为他萌生女性主义的文学思想埋下了一粒种子。劳伦斯的初恋情人吉西·钱伯斯虽然对政治丝毫不感兴趣，但女权运动使她受益匪浅。正是由于英国的女权运动为妇女争取到了受教育权和工作权，她才可能有了良好的受教育机会并能从事教师工作。吉西和劳伦斯见面时谈论的多是文学话题，她是劳伦斯的第一读者。她鼓励劳伦斯把自己的第一部作品发表出去，使他在文坛崭露头角。可以说，吉西·钱伯斯是劳伦斯走向文学道路的启蒙者。她爱好文学，优雅淡泊，洁身自好，思想独立，是一位在女权运动思想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女性。
劳伦斯的另一位女友，艾丽丝·达克斯则是当地伊斯特伍德镇妇女运动的领袖人物。她作风大胆，行事果断，颇有男人做派。随后和劳伦斯有交往的路易·伯罗斯以及海伦·考克都是女权运动的积极分子。而劳伦斯一生的至爱弗里达虽没有直接参加女权运动，但她思想激进，追求性解放，与欧洲最激进的各种社会思潮的代表人物均有联系。她坚信性爱的解放力量，可以治疗各种社会顽疾，可以创造男人。弗里达的思想和当时女权运动倡导的妇女解放有异曲同工之处。
国内劳伦斯研究学者刘洪涛先生认为，就性解放方面的作为而言，弗里达的思想和行为与最激进的女权分子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劳伦斯44年的人生旅程中，弗里达伴随了他18年。她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劳伦斯的文学创作。正是这些在女权运动中接受思想洗礼的新女性使劳伦斯的思想得以解放，把他推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并确立了为女性而创作的文学思想。他生活中的女性也成为劳伦斯塑造文学形象的原型人物。可以说，劳伦斯的女性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当时英国妇女争取解放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
劳伦斯“厌女”思想的形成
妇女解放运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艰难岁月里悄然取得了胜利。战争期间，大批适龄男人应征入伍，造成劳动力紧缺。战时经济的特殊需要把广大妇女推到了工作的前沿，进入了传统上由男人从事的工作领域；有的妇女加入了新兴的妇女军役部门；还有的自告奋勇参加战时救济救援工作。英国妇女在战时的各个领域内都显示了与男人相比毫不逊色的能力，可以说，英国能够取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胜利，广大妇女功不可没。战时妇女社会地位及经济地位的改变使她们挣脱了传统的束缚，有了更多的自由和极大的经济独立性。人们对两性关系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切都朝着有利于妇女的方向发展。英国社会对妇女的传统偏见大大削弱，英国妇女终于在1918年获得了女权运动者为之奋斗已久的选举权。这是英国女权运动发展史上的一个标志性胜利。
战争初期，劳伦斯仍然主张弘扬女性的声音。而在战后，劳伦斯对女性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他认为，妇女在战争期间的表现只能证明她们能够做男人的工作，能够融合到男人社会。而这远不是劳伦斯期望的。他认为生活中应该有女性的柔和，男人有必要享有妇女，而妇女应该具有女性的特质。他对妇女进入男性所属的工业技术领域深恶痛绝。战前劳伦斯曾怀着极大的热情把希望寄托在妇女身上，而战后他失望地感到，妇女的变化只不过是越来越近似男人。
为此，劳伦斯对妇女的变化表现出极大的不安和恐慌。在致辛西娅·阿斯奎思的信中谈及理想的民主制度时，劳伦斯认为“妇女将没有跟男人同等的选举权，她们掌管跟男子不同的东西。妇女掌管的是生儿育女和家务事项”③。同时，他认为妇女进入男人工作的领域是对女性青春的可怕摧残，而且预感到妇女将会摧毁男人。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正是妇女解放对妇女个性带来的改变促使了劳伦斯“厌女”思想的形成，并使其最终转向男权主义。
妇女解放运动改变了劳伦斯的女性主义思想
一战后妇女解放带来的自由感使广大妇女在性格上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劳伦斯曾不无忧虑地说道，妇女的道德观正江河日下。战前，劳伦斯对关于妇女如何冲破传统生活的束缚的题材是很感兴趣的，学界对此多有论述。而在战后，劳伦斯的反女权主义思想在其作品里已是昭然若揭。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的改变是其表现之一。在战后作品中，劳伦斯更倾向于塑造顺从、屈服的女性形象。如《迷途的少女》中的阿尔维娜，不得不放弃造反，对来自另一个阶级的男人西西奥俯首听命。劳伦斯借文中人物图贝太太—一位具有现代意识与艺术修养的年轻妇女之口对妇女发出规劝：“紧紧跟在男人后面，因为他是男人……就像野蛮人的妇女，是奴隶……她为什么不反抗了？她为什么不能反抗？她似乎被迷住了。她无法与她的迷恋之情决战。为什么？因为他看起来是这么漂亮。就因为这样，她麻木了，顺从了。”④可以看出，劳伦斯最终为阿尔维娜设想的婚姻关系着重强调了她的顺从与听命。在《虹》（完成于1914年5月）的姐妹篇《恋爱中的女人》（1920年出版）中，女主人公厄秀拉已没有了《虹》中厄秀拉的反抗精神和斗争热情。《虹》中追求独立自由及男女平等思想的厄秀拉在《恋爱中的女人》中成了一个追求建立物质富足、生活舒适的小家庭的家庭型女性，并最终如愿以偿，和伯钦一起走向美丽富饶的欧洲南方，开始了新生活。在其最后一部小说《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中，劳伦斯的男权主义思想更是达到了高峰。在这部小说里，劳伦斯的“阳物”崇拜意识比比皆是。在对男性阳具的顶礼膜拜下，女性最终失去了自我。这引起了女权主义者的极大愤慨，劳伦斯也遭到非议和痛斥。在女权主义眼里，他由“女性主义的天使”变成了“男权主义的恶魔”。虽然，这一问题在学界颇有争议，但劳伦斯的男权主义意识在《查》中较之其战后任何一部作品有过之无不及之势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
在其散文《女丈夫与雌男人》里，劳伦斯对一战后发展起来的现代女性的表现流露出不满和恐慌。他指出，具有阳刚之气的现代女性的悲剧在于，她们过于阳刚自信了，胜过了公鸡（比喻男性）自己。“正是这种女人的坚定，太危险，太灾难性了。它真的是太出格了。”⑤“她像男人一样坚强，把全部的激情、能量和多年的生命都用在某种努力或固执己见上，从来不倾听否定的声音，连想都不去想它。她像男人般自信，可她们毕竟是女人。”⑥劳伦斯思想中的女性主义的存在是受制于其内心深处早已设下的“妇道模式”的限制。一旦妇女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下去，妇女将彻底打破一直以来束缚她们手脚的传统模式，变得不像女人，反而更像男人，劳伦斯对女性也就失去了信心，“厌女”思想也自然产生。在劳伦斯看来，现代女性的生命是伴随着坚韧与刚强度过了，因此她们全然失落了自己的存在，只剩下虚无。在一战结束后写成的短篇小说《落花生》和《狐狸》中，劳伦斯作品一贯的女性形象也有了明显改变。在《落花生》里，女性的主导地位已不复存在，男主人公乔最终以牙还牙，扭转了被女人所控制的局面。《狐狸》中的两个姑娘班福特和玛奇合伙买下了一个农场。在战争特殊时期，适龄男子都上了前线，后方的生产只好由妇女来承担。但她们并不擅长农场的经营管理，累得筋疲力尽，却没一点成效，最终陷入一筹莫展的窘迫境地。而战争结束后，一个叫亨利的年轻士兵的到来，很快使农场恢复了生机与活力，而且消除掉了那只不断来骚扰的狐狸。仿佛他才是这里真正的主人。初来时他就断言，“现在大战已经结束，不会再有人需要女产业工人了……这地方需要一个男人。”⑦对女性的不屑溢于言表。亨利渐渐喜欢上马奇，想要把马奇作为一个猎物打翻在地，使她成为他的妻子。而班福特极力反对亨利追求马奇，认为这是一场骗局，他是想夺走她们的农场。在这里，劳伦斯设置了一场男人和女人之间的较量。虽弱小却誓死也要捍卫自身权益的班福德最终在亨利砍树时被倒下的树枝不幸击中而死去。这场较量的结局以女人的惨死而告终。而且随着班福特的死去，亨利终于大功告成，带马奇而去。两个女人，一个死去，一个追随男人而去。劳伦斯在这部作品里精心安排了这样一个情节，其象征意义不言而喻。战时妇女代替男人的角色只是应急之举措。随着战争的结束，女性也应该回到她们固有的角色中去，让位给男人。劳伦斯战后的多部作品表明：建立男女之间新型关系的时候已经到来，妇女应该服从男人并放弃她们刚刚获得的独立地位。这和其战前的思想大相径庭。我们可以看出，劳伦斯对于一战后独立自由，具有英雄气概的妇女表现出了恐惧和不安。
在1918年劳伦斯写给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信中，劳伦斯的男权主义思想则表现得更加激进。“我确实认为妇女必须把某种优越地位让给男人，男人也应该当仁不让。我确实认为男人必须勇往直前地走在他们女人的前面，用不着瞻前顾后，去问他们的女人是否首肯。妇女也必须毫不犹豫地跟着她们的男人亦步亦趋地向前走。”⑧
劳伦斯是一个“二元论”者。他穷尽其一生的精力书写两性关系，一个根本目的就是试图通过建立和谐的两性关系实现社会的良性发展。所以，当一战后，女性力量凸显，以疾风暴雨之势要压倒男性时，劳伦斯转向了男权主义，对大丈夫般的女人嗤之以鼻，希望回到传统的两性关系状态下，男女双方各就各位。而历史的发展是不可逆转的。一战后，妇女解放运动在整个世界风起云涌，劳伦斯理想中的妇道模式早已为广大妇女所唾弃。在《女人会改变吗？》中，劳伦斯说道“女人惯于把自己看成是一条缓缓流动的小溪，充满着吸引、欲望和美，是能力和宁静的舒缓流水。可这观念突然就变了。她们现在把自己看成是独立的女性，是工具—爱的工具、劳动的工具、政治的工具、享乐的工具，这工具那工具。作为工具，她们也变得有真谛了（pointed），她们由此要求一切……”⑨这样的女人在劳伦斯眼里成了芳香散尽即将枯萎的蠢花，毫无妙趣可言。然而，在历史的车轮中变得“现代”起来的女性不可能再转变为舒缓的涓涓小溪。劳伦斯只好在失望和无奈中呼唤传统的两性关系的回归。
结语
劳伦斯的女性主义思想从形成、发展到衰微和妇女解放运动有着必然的历史关联。劳伦斯对妇女曾怀有深深的同情，对妇女运动也产生过浓厚的兴趣，并致力于为女性寻求解放的途径。他在作品中塑造了一个个富于时代气息的新女性，对妇女解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一战后妇女的“过度的解放”使劳伦斯大为困惑和不安，他认为这种颠倒了的两性关系是可怕的、灾难性的。劳伦斯不喜欢现代女性，认为她们已经被社会所异化，成为社会的工具。他更倾向于传统的女性地位。于是，他又主张两性关系的回归。这种回归必然使妇女放弃她们通过斗争赢得的独立和自由。劳伦斯的言论激怒了女权主义者，他战后的作品被贴上男权主义的标签也在所难免。无论怎样，在世界文学史上，没有哪一位男性作家比劳伦斯更关注女性问题；没有那一位男性作家比劳伦斯更不惜笔墨地对女性发过赞美之词。他用一生为女性探索解放的道路和通往幸福生活的途径。尽管在战后作品中，他的男权主义思想逐渐攀升，但其终极目的还是在探索两性幸福生活的新途径。我们在探讨劳伦斯和女权运动这一问题上，应该从劳伦斯的创作思想出发点以及社会、历史发展背景下做出客观的分析。
（作者单位：中原工学院外国语学院）
【注释】
①②［英］理查德·奥尔丁顿著：《劳伦斯传》，黄勇民、俞宝发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第14页，第17页。
③⑧［英］哈里·莫尔编：《劳伦斯书信选》，刘宪之、乔长森译，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206页。
④转引自蒋炳贤：《劳伦斯评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367页。
⑤⑥⑨《劳伦斯散文精选》，毕冰宾、姚暨荣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30页，第26页。
⑦《劳伦斯中短篇小说选》，主万、朱炯强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53页。
责编 /许国荣（实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