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一浮先生在谈中国文化复兴，说多基于人心、人性，具有“强理而弱势”的特点。他坚信文化复兴，人人有责。人之为人，家之为家，国之为国，不可须臾离却儒家所讲的那些道理，因其符合人性之真、善、美的要求。人性之善是文化复兴的根据和坚实基础，而文化复兴正是人性之善在各实存领域中的彰显。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醒悟到前行之非，从而认识到儒学的真价值，进而回归到儒家所倡导的“仁义”之道上来。
【关键词】文化复兴 人性基础 责任主体
【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识码】A
儒学曾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思想。回顾历史，我们就不难发现，由于各种复杂的社会、政治原因，在社会的运行偏离儒学所设定的理想轨道之时，就会有复兴儒学的愿望与呼声，以及付诸实际的行动。即便在以儒学为主导思想之时，由于儒学自身发展僵化的原因，同样会有有识之士发出重振与复兴儒学的呐喊，期待儒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焕发、彰显自身的真精神，以重新成为引领社会生活的灵魂和风向标。对儒学复兴的召唤，意在关注、呵护、提振和充实人的生命，实现生命本有的内在意义和价值。
文化复兴，自古有之
在儒学悠久的生命历程中，既有黄金岁月，也有起伏、波折与磨难。儒学的历史就是一部盛衰消长、循环往复的历史，而其“盛衰”亦与社会“治乱”表现出一定的同步性。可以说，自儒学诞生之日起，便一直处在兴衰交替、苦乐相伴的模式之中。儒学的命运与人的命运相连得如此紧密，以至于我们可以说儒学即人生。
不过，即便在极度衰乱的时代，复兴儒学的呐喊和努力也没有停止过。因此，“文化复兴”这一观念可谓是由来已久。以高度自觉的心灵，发出复兴周代礼乐文化的呐喊的，当首推孔子。面对“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孔子以复兴周道为己志，述作三代文化之精华，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儒家学说，为传统文化确立了内在的道德根基。孔子的努力虽然未能挽救东周之衰亡，但其以六艺教授弟子，使得传统的文脉和血脉得以延续，为日后的儒学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这一意义上讲，“文化复兴”的理想是孔子提出来的，诸如孟子、荀子、董仲舒这样的大儒，其接续孔子，响应孔子的号召，正本清源，批判淫辞邪说，亦莫不是一种复兴儒学的努力。可喜的是，儒学在汉兴之后逐渐越法家、黄老思想而取得优势地位，并在汉武帝时期以经学的姿态重新登上了历史舞台。这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儒学在历经磨难之后首次得以昌明与复兴。
自汉至今，尽管不乏“风雨如晦”之时，然中国历史上总有一些大儒，以其高风亮节、渊博学问、特见卓识开一代之风气，作育人才，守先待后，为儒学复兴奠定基础和基调，唐代经学、宋明理学便是如此。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现代新儒家①就是这样一个群体，其对儒家价值体系的坚守，对儒家思想在世界文化体系中的意义的阐发，对儒学复兴的衷心期待和努力，使得新儒学成为与马克思主义、西化论鼎足而立的重要思潮之一。下面，我们就围绕“文化复兴”这一主题，来品味马一浮先生的儒家文化情怀。
文化复兴的心性基础
在马先生看来，人类所选取的发展道路往往是单向性的，若管商之道进，则孔墨之道退。随着中国向近代社会的变革与转型，作为传统社会指导思想的儒学，由于不能迅速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现实境况，不仅在各种新思想、新观念面前落选了，而且被批判得“体无完肤”，真正到了“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的地步。在西方文化大举进军中国，社会政治急剧变动，伦理价值体系崩溃，群雄迷恋武功之时代，儒家学说被冷落、打压甚至被抛弃亦是时势使然。然作为真正的儒者，由于真切体认到了儒学的真谛及其在人类生活之中不可或缺的价值，面对此般危局，其所抱有的文化复兴信念因而也就愈加强烈。这种自信并不是盲目的，而是有着深刻的人性基础的。马先生指出：
世人侈言保存中国古有文化，不知中国文化是建树在心性上，心性不会亡，中国文化自然也不会亡。即使现代的文化全被毁坏，心性却不能毁坏，则中国文化终有复兴之日也。②
马先生将中国文化上升到了心性本体的高度，此正如柏拉图所讲的“理念”，分有理念的具体物虽然有成有毁，然理念自身则是永在的。只要理念永存，一切都可重新再来。因而，谈及心性之体，则只有隐显，而无存亡。在激进主义者或自由主义者对儒家文化的长期、无情打压之下，儒学看似莫之能守；但从深层次上说，人性之善亘古如斯，毕竟不会梏亡，而总有发露、甚至沛然莫之能御之时。由于中国文化是建立在心性之上的，是心性自然的流露，有本有根，虽枝断叶落，为风雨所飘摇，然大本仍在，因而有望时时恢复生机。故马先生坚定地认为，无论世道如何晦盲否塞，中国文化终有复兴的那一天。
马先生始终抱有一种信念，即“义自在人心，未来世若有圣人出，则必于尧、舜、孔、孟无二般”③。“世界不能长此混乱”④，好善恶恶，拨乱反正，到底是人心所向。如若不然，历史将永远为黑暗所笼罩，人类将永处幽谷之中，而失去尊严与希望。人类历史之所以能从衰乱走向治平，此正是人心之转向，人性之善之凸显。因此，中国文化的复兴与否，中国社会的治与乱，关键在于人的心性能否显明上。马先生说：
寻常说道之显晦有时，人每错会心外有道，显晦在时。犹谓世之治乱，乃运会使然，都不由我，我却只能等待他。如此，人之与道，却无干涉。不知道不离乎一心，心若悟时，此道自显，迷则自晦。故道之显晦，即是自心之明昧，不关世运。⑤
世运如何，要看人心，世运之明晦取决于人心之迷悟，由人心所造就。风俗之所以颓败，社会之所以多故，其原因正在于人心的迷失。欲挽此颓败之势，只能从人心上着力和入手，使人去邪归正，由利向义，由不仁而向仁。基于此，马先生指出，“必须研究义理，乃可以自拔于流俗，不致戕贼其天性”⑥。面对现实世界的坠退，需要以义理之学对之加以对治，使人从对物质、事实世界的关注扭转到对意义或价值世界的关注上来。马先生在四川乐山主持书院事务，将之命名为“复性书院”，以经学作为主讲内容，为传统文化之复兴广播种子，其用意正在于此。
在马先生看来，人的意识和观念决定了外在的事相，要想转变这个世界，使之趋于和平美好，仍要用正念来实现这一切。“人之苦乐，随其所造之共业而转。若人人以利害为共业，则争夺苦恼随之而生；若以仁义为共业，则争夺苦恼亦随之而息。……故欲去苦得乐，先要从自己转变起。”⑦马先生所言，正是要人反求诸己，要人认识到不管外部世界如何变动，只是人心在发生作用，主宰着这一切。只有整个社会意识到了心性修养工夫“深切而必要”，并踏实肯做，中国文化方有复兴之可能。因此，他认为文化复兴是需要因缘时会的，即人们真正意识到了前行之非，而有意走一条光明之路：
道一而已，世上许多奇说异论，只是暂歧路，究竟要回头归来。彼或为气禀所拘，或为私见所蔽，故有如此许多歧途。但全是习气上事，是虚妄的，迨其树立不起，走不通时，自然会反归于道。⑧
从根本上讲，儒家文化只有消长，而不会有消亡。否极泰来，故可以说昌明与复兴。而此一使命的实现，不仅在于人性使然，还在于各责任主体有意识的积极努力。
文化复兴之责任主体
马先生认为，人不但要体认到性善，而且要知道修行的重要性，能够做到知性知修，则庶几矣。对于资质或根器好的人而言，可以做到不待文王而后兴，而对于只有一般觉悟的普罗大众来说，则需要善知识的说教和引导，也需要净洁的社会大环境的感染和熏习，方能有进。虽然抱有复兴中国文化的坚定信念，但对于儒学的边缘化、社会的功利化等状况，马先生还是备感忧虑的。少儒和无儒并非社会之福，荀子曾为此而慨叹。在马先生看来，现代社会虽物质成就巨大，然教化式微，人多是脱离了价值观念的导引与滋养，而趋于物化，可谓是：“亡义而有财者显于世，欺谩而善书者尊于朝，誖逆而勇猛者贵于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为？财多而光荣。何以礼义为？吏书而仕宦。何以谨慎为？勇猛而临官。”（《汉书·贡禹传》）此种局面的形成，非一朝一夕之故，而与儒学教育的缺失，儒者群体的消亡，价值体系的颠覆不无关系。“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在儒学无法担当其教化使命，发挥其教化之所长的情况下，而欲求人之安分与高尚，则无疑于缘木而求鱼，必不可得。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孟子·离娄上》），其奋发与努力必自当下始矣！
文化复兴，人人有责。“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为仁由己，而由乎人哉”（《论语·颜渊》）。然教之所由成，必待政府的大力提倡，将儒学作为教化的重要思想资源。“夫儒学者，王教之首也。尊其道，贵其业，重其选，犹恐化之不崇；忽而不以为急，臣惧日有陵迟而不觉也。”（《晋书·傅玄传》）在儒学大行其道，人才辈出的情况下，仍有教化所不及之处，更何况置之不问呢？马先生认为，政府应真切认识到儒学在人伦日用、政治、教育等诸多领域中的积极作用，而后加以弘扬。儒学的悠久历史也为我们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但凡在儒学受到重视的时代，均得益于政府的大力提倡、弘扬以及长期支持，否则人才的培养、官吏的擢用、风俗的醇美便无从谈起。长此以往，儒学将类似于“博物馆里的藏品”，或将成为无所寄托的“游魂”。有鉴于此，有学者呼吁政府以确立“教育宗旨”的形式，树立儒学在当今社会中的威信，使儒学以更为积极的姿态发挥自身之所长。⑨以更宽广的历史视野，更积极的文化心态，提倡和支持儒学，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精神文明，应成为政府复兴中国文化的大经大法。
有了政府的倡导，儒学才能充分发挥“作育人才”的教化使命。马先生认为，欲天下平治，则在于选贤任能，使有德者居其位。在培养人才的思想资源方面，作为有关生命的学问，儒学当是不二之选。儒学的价值观念应通过家庭、学校和社会教育深入人心。有关“成长中得到最大伦理教益和道德训练场所”的调查显示，家庭居于第一位，学校或社会次之⑩。在家庭中，儒学中的五常之教对于人的德性的培养，健康人格的成就，对于个人“良知良能”的彰显与扩充均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大学言“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其道理正在于此。在学校教育方面，中国的教育规模庞大，受教的学子动以千万计，此一群体的素质和人格是由各级教师来塑造的，其结果如何会对未来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马先生认为，为师者只有昭昭明明，可尊可法，学生方能养成尊师向学之风，在成长中受人文、科学精神之陶冶，其将来必能对社会大群产生积极、有益的影响。而在社会方面，“一个社会的风气和人心导向，一个社会中千千万万个官员、父母、行业从业人员的行为方式，以及一个社会的公平正义程度等对人心的塑造作用，比任何学校教育力量都大。”。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在纯洁的社会大环境中，人才之培养也易；否则一齐众楚，人才之造就必难。
鉴于中国的传统，士大夫阶层在维系世道人心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马先生认为，知识分子只有先养成刚大之资，才能在社会中担当大事。如果连自己的身心都奈何不了，就谈不上有益于家国天下。在现代社会中，德与才的分离倾向使得知识分子这一阶层逐步分化，能够跻身于官吏这一行列的，亦非“学而优则仕”的“士”，而多是以知识习得为主要目的的实用性人才，而这又导致了“德”与“业”的分离。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在政治、文化、经济三大领域分别掌握话语权力的三大主体—政府官员、演艺娱乐圈、企业家或商人，恰恰是伦理道德上最不被满意的群体”。在百姓的心目中，知识分子（包括各级官吏）属于“学而优则仕”、“以身体道”的一大群体，代表的是“道义”而非“利益”。其对移风易俗具有导向作用，是整个社会的灵魂和路标。从这一意义上讲，只有真正培养了“士”这一阶层，中国文化的复兴才能拥有最为坚实的后盾和保障。
人人都有责任和力量以身体道，能尽其道，便是在践行儒家所倡导的各种美德，都是在为儒家文化的复兴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当今社会的儒学之兴，至少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政府之运作，制度之设置，政策之设计要体现儒家倡导的“仁政”；其二，各级官吏学而有术，通经致用，体现儒家的“为民”思想；其三，知识分子阶层能够传承古道，具有精神感召力，从而起到维系世道人心的作用；其四，儒学教育兴盛，受教者穷则足以自守，达则足以利人；其五，儒学在人伦日用中发挥切实的作用，其价值原则成为民众言行与判断是非善恶的准则。总之，儒学之兴，也就是儒学的真精神在家庭、学校和社会得到真正贯彻和体现。其实质就在于国人能够以儒家的仁义之道为鹄的，内心昭昭明明，而为善去恶，在人伦日用中彰显人性之真、人性之善与人性之美。
结语
马先生钟情于儒家学说，坚守儒家的价值体系，抱有儒家文化复兴的坚定信念，并指出了实现这一理想的根本路径，实有其着眼于社会大群之福祉的良苦用心。他认为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实是以理义作为判断的标准，而非以富强与否加以衡判，否则就会陷入势力主义。势力主义只关注业，而忽视了德，而脱离了“德性”的“功业”并不能给人类带来真正的幸福。
马先生认为，认知理性（科学技术）应该善其用，真、善相合方为至美。科学技术并非中性存在，其应用或善或恶，必有相应的价值观念为前导。以价值理性去统摄、导引工具理性，这在大方向上是完全正确的。从这一意义上讲，一些新儒家总是强调内圣外王，返本开新，要从道德主体中开出认知理性，并苦心孤诣地进行了理论尝试。此种尝试成功与否，我们可暂且不论。但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即他们无一不对芸芸众生充满了的慈悲之情，并愿以儒家的生命智慧为人类指明一坦途，既不限于一时一地，亦不限于一人一家，此视野与胸怀能不让人肃然起敬、闻风兴起乎？
（作者单位：三亚学院）
【注释】
①梁漱溟、熊十力和马一浮被誉为“现代新儒家三圣”。
②③④⑤⑦⑧吴光主编：《马一浮全集》（第一册）下，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745页，第753页，第679页，第562~563页，第737页，第743页。
⑥吴光主编：《马一浮全集》（第一册）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6页。
⑨陈来：《孔夫子与现代世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53页。
⑩樊浩：“中国社会价值共识的意识形态期待”，《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7期。
方朝晖：“人伦重建是中国文化复兴必由之路”，《文史哲》，2013年第3期。
指具有较高道德情操，对人性之善有觉悟的知识分子群体。
责编 /张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