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科举制在中国古代社会曾长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到了晚清时期，其弊端却日愈严重，进而发展到了难以维继的程度，因此科举制的变革势在必行。同时，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和各种因素的制约，科举制虽屡经变革，却最终没能跟上历史发展的步伐而不得不被迫终结。文章从科举制变革的角度出发，着重对其过程和动因加以具体阐述。
【关键词】晚清 科举制 变革 终结
【中图分类号】K256 【文献标识码】A
晚清科举变革的艰难历程
洋务运动时期变革科举制的相关言论和行为。第一，创立广东省翻译乡试。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公使进驻北京，解决与外国人员交涉的语言障碍就成为清政府面临的迫切问题。1862年7月，同文馆正式在北京设立，至1863年3月时，共设有英、法、俄三馆。由于广州为通商口岸，涉外事件很多，也急需翻译人才，因此在广州将军瑞麟等的请求下，清政府于同治三年（1864年）五月三十日在广州设立广州同文馆。①
为了提高广州同文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总理衙门在广东省奏定的同文馆十五条章程的基础上，规定“（广州）同文馆学生如三年学成，驻防满汉旗人应准作为翻译生员，准其翻译乡试，并文乡试。其汉人世家子弟，应准作监生，一体乡试，并均准充翻译官。如有精通西语西文，才识出众者，即应遵照上年二月谕旨，调京考试，授以官职，以拔真才而收实用。”②这样，广州同文馆学生三年学成后，实际上就起得了参加乡试的生员资格，甚至还可以“调京考试”，这不能不说是科举考试中的一个新因素，拉开了此时期清政府变革科举制的序幕。
第二，设立算学科。洋务派在举办洋务的过程中，发现“水师之强弱，以船炮为大宗；船炮之巧拙，以算学为根本”③。因此在1870年10月，沈葆桢联合英桂提出设立算学特科的方案，以便“诱掖而奖进之，使家有其书，人自为学”。而录取之人，则可以“内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户、工二部，外而水师、关榷、盐粮诸衙门，及船炮各局差使”④，但由于这一方案的不具体性和顽固派的阻挠，被当政者以事多窒碍、格于成例为由否决。
然而到中法战争结束后，该方案重视算学的思想却引起了统治者的兴趣。但在事实上，算学生员既要学习近代文、理知识，又要学习《四书》、《五经》等传统科举考试内容，反而大大地增加了考试算学科的难度，加之所取生员又十分有限，因而其实效并不理想。在1889年的己丑恩科乡试中，算学生员“投考者仅十五人”，连设考需在二十人以上的基本要求都达不到，而且总观整个算学考试“只十四年戌子科乡试报考算学者三十二人，照章取中举人一名，以后历科乡试均以不满二十名散入大号”⑤，算学考试形同虚设。
第三，议设艺学科。首倡者为国了监司业潘衍桐，他于1884年7月9日联合方汝绍上《奏请开艺学科折》，潘衍桐在该奏折中详细罗列出了开设艺学科的十二条章程设想。⑥开设艺学科的主张实际上是一种试图在科举制的架构内，以不触动原有的八股取士制度为前提，对科举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自我扩展。它直接启迪了经济专科的设立，其许多构想为经济专科所继承和发展。
第四，议改武举。在变革武科考试方面，因不满于抵御外辱的不力和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得到的启发，这一时期也产生了许多议论和主张，比较早的有徐鼐《上大府请武场添试火器笺》，主张在传统武举考试马、步、弓、石的基础上“试以火枪”，而洋务运动的早期代表人物冯桂芬在《停武试议》中甚至认为“宜停罢大小一切武试，一归之荐举”。后来沈葆桢在举办洋务的过程中，逐渐也有了停止武科考试的想法，因此在1878年5月5日上疏“饬停武闱”，被光绪帝以“率改旧章”，“不知大体”为由驳回，因此变革武举的言论便告一段落。但中法危机加深后，变革武举的呼声再次高涨，如张佩纶在1884年3月5日的《拟请武科改试洋枪折》中就急呼：“改弓刀石而用洋枪，改写‘五经’而试算学、兵书”，而郑观应在1884年所著的《考试》一文中，则认为应于武科中列三等以考试之：即试以明战守、施火器和制造机器。遗憾的是，这些有关武科考试的建议都没有被最高统治者采纳。
维新运动时期变革科举制的相关言论和行为。第一，议设经济专科。在经过30余年的洋务运动之后，中国大地上开始出现了一批军用企业和民用企业，特别是19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国内外投资办厂增多，自然经济持续、迅速瓦解，传统中国的农业社会结构快速变化，许多新的领域和新的行业产生，这种“时政维新，需才日亟”的局面，要求统治者“破常格，迅设专科，以表会归而收实用”⑦。因此设立经济专科的方案便应运而生了。
率先提出这一设想的是时任贵州学政的严修，他在1897年9月提出的《奏设经济专科折》中，主张在原有的八股取士制度之外，设立一门试以近代文、理知识的取士制度，其方法是“科举既未能骤变，学额中额，又未能遽裁，暂为并行不悖之谋，徐思整齐划一之法”⑧。但因其在“请设特科，又请设立年限”上产生了矛盾，因此在经总理衙门和礼部议奏后，将经济专科的方案分为两条途径来实行，即“一为岁举，一为特科”。经济特科由总理衙门负责施行，而经济常科则由礼部负责施行。
但是随着戊戌运动的全面展开，特别是改八股以试策论的方案通过后，维新变法的有识之士进一步提出了“将正科与经济岁举合并为一，皆试策论，论则试以经义，附以掌故；策则试时务，兼及专门”的方案。之所以这么做，宋伯鲁直言：“由科举出身者，于西学辄无所闻知；由学堂出身者，于中学则茫然不解。”⑨认为正科与经济岁举的合并是解决“体用”矛盾的关键，同时也可减少不必要的财政负担。该方案随即获得通过，因此在1898年7月19日出台了礼部所拟的乡会试章程十三条：论策各抒所见，体例宜宽，兹之试士，藉以讲求经济实学，尤应征实为尚，无取空言。……”⑩
这样，经济专科就由原来与制艺取士“并行不悖”的方案，一变而为将二者“合并为一”的方案。这种变化，既是对旧有八股取士制度的替代，也是在近代化过程中对新的选才用人制度的一种探索，其选才于学堂的做法，逐渐突出了新式学堂的地位和作用。应该说，这种取士制度较之旧有的制艺取士要科学合理得多，在适应历史发展潮流上也更具弹性。但是，由于戊戌变法的失败，这种方案却被守旧派以“易滋流弊”为由，“即行停罢”了。
第二，议废八股取士。甲午战后，全国掀起了维新变法的高潮。1898年6月17日宋伯鲁上《请改八股为策论折》，认为“科举不变，则虽设有经济常科，天下士人谁肯舍素习之考卷墨卷，别求所谓经济哉？”主张“自乡会式以及生童科岁一切考试，均改试策论，除去一切禁忌，义理以觇其本源，时务以观其经济”，并且“自庚子科为始，一律更改。”该方案为光绪帝采纳，而且将其与经济岁举合二为一，一体执行。但是，由于戊戌变法的失败，八股取士暂时得以保留。
第三，议设武备特科。在武科考试方面，这一时期也出现了要求变革的呼声，如荣禄、高燮曾、胡燏棻就先后奏请设立武备特科，后经清廷采纳变通后规定：“武乡试自光绪二十六年庚子科为始，会试自光绪二十七年辛丑科为始，童试自下届为始，一律改试枪炮。其默写武经一场，着即行裁去。”但是这种方案在变法失败后也遭到了守旧派的反对，武科考试又回到试以马、步、弓、石的基点上。
新政时期科举制的终结。第一，废除武科取士制度和文科八股文程式。在经历了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清朝统治者空前感受到了枪炮的威力，因此，在1901年不得不承认“（武科）所习硬弓、刀、石及马、步射，皆与兵事无涉，施之今日，亦无所用。”而宣布“永远停止”。这样，整整沿袭了1200年（702～1901年）的武科取士制度便被彻底废除了。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七月，慈禧又诏令改革（文）科举，具体办法是：乡会二试，头场试《四书》义二篇，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三场试《四书》义一篇，《五经》义一篇。并规定凡《四书》、《五经》义，均不准用八股文程式。至此，自明代以来为明清两朝共用的八股文体退出了历史舞台。
第二，举行经济特科。为笼络士人，维持封建统治，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七日，刚避难回京不久的慈禧便发布懿旨说：“为政之道，首在得人。况值时局阽危，尤应破格求才，以资治理。允宜敬遵成宪，照博学鸿词科例开设经济特科，于本届会试前举行。”因此在经过两年之久的准备后，1903年闰五月十六日，参加经济特科考试的186人试于保和殿，考试共两场。
由于这次考试是“敬遵成宪，照博学鸿词科例”举行，因而就其性质而言，仍然属于传统的制科考试。经济特科的举行，表明科举制没能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最终走入了死胡同。
第三，分科递减之法的提出和文科取士制度的终结。在清末新政，变革科举的时代背景下，袁世凯联合张之洞于1903年3月13日上《奏请递减科举折》，提出了三科递减之法的大体框架，主张“学政岁科试分两科减尽，乡会试分三科减尽”。以便达到“科举逐渐而尽废，学校栉比而林立”，最后均归学堂考取的目的。这实际上是对维新运动时期选才于学校思想的继承。到1904年1月13日，张之洞等则明确提出了分科递减的具本办法。
该方案虽被采纳，但由于“强邻环伺，岂能我待”的时代条件，这种分科递减之法所需时日过长，“学堂有迁延之势，人才非急切可成”，因此并不适应时局的发展变化，因而随即被立停科举的办法所取代而没有得以实施。
1905年9月2日，袁世凯，张之洞等上疏建议：立停科举以广学校。为清廷采纳，并明令“自丙午科（1906年）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至此，沿袭了1300余年的科举制被废除了。
显然，此时期科举制的变革在许多方面都是维新运动时期政策的延续，而且其动作之快、力度之大在科举制变革的历程中都是前所未有的，科举制在“新政”之初即经由骤变到终结的剧变，对当时及之后的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由于清王朝的迅速垮台，使“混合科举，学制为一事”的选人制度没能得以实行，这样，就其消极影响而言，则是给毫无民主可言的中国近代社会留下了一个在选人制度上的缺口，应该说，这也是导致清王朝快速垮台及之后中国社会纷争动荡的部分原因。
影响晚清时期科举制变革的因素
历次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是晚清时期变革科举的外因。两次鸦片战争，及至中日甲午战争，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威胁，于是废八股，变科举的呼声高涨，取得了废八股改试策论、武科改试枪炮以及经济专科与原有正科合二为一等成就，只是由于戊戌政变的发生才没能得以实行。而在顽固派对自己的成功政变感到欢欣鼓舞之后不久，却爆发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顽固派为维持统治，不得不接过维新派的口号，也开始大谈变法了。
科场腐败、官员素质低下和人才匮乏，是变革科举的内在要求。清代科场案件层出不穷，而尤以三大科场案最为典型，也最能说明清代科场的腐败程度，其中咸丰八年戊午科场案，甚至连一品大员都被处以极刑。统治者在震动之余，不会不对科举制的存在和发展加以反思，这为科举制变革准备了一定的思想基础。同时，统治者在维护统治的过程中，也逐渐感到由旧有的科举制筛选出来的人才在许多方面都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其中以洋务运动最为典型。洋务官员在举办洋务的过程中深感科举人才“习非所用，用非所习”，不能满足“格致、测算、舆图、火轮、机器、兵法、炮法、化学、电气学”等“切于民生日用军器制作”的需要，因此才有了艺学科的争议和算学科的设立。
中国近代工业的出现和社会结构的巨变，是推动科举制不断变革的根本原因。科举制长期讲求道德伦理的结果，则是忽视了对自然科学的引导。但是，到了近代，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外国工业品大量倾销中国，逐渐破坏了中国的农业社会结构。外国资本主义在华投资设厂和洋务企业的兴办，使中国的社会结构变得复杂起来，出现了对人才要求多样化的急剧变化，迫使统治者不得不重视对近代所需人才的培养和选拔，这就要求科举制能作出相关调整和变革。
（作者单位：西昌学院）
【注释】
①魏源：“圣武记”（第11卷），璩鑫圭：《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鸦片战争时期的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年。
②奕：“核查同文馆办理情形折”，高时良：《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的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
③④“奏请考试算学折”，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
⑤奕：“变通算学考生规程折”，高时良：《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的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674页。
⑥杨廷熙：“奏清撤销同文馆以弭天变折”，《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洋务运动（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
⑦⑧严修：“奏请设经济专科折”，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
⑨宋伯鲁：“奏请经济岁举归并正科各省岁科试迅即改试策论折”，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492页。
⑩“遵议乡会试详细章程疏（1898年7月19日）”，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
“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四百二十八）”，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
宋伯鲁：“请改八股为策论折”，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戊戌变法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216页。
刘佰合：“戊戌时期的科举制改革”，《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第131～134页。
《清朝续文献通考（卷八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10页。
杨学为：《中国考试制度史资料选编（下编近代部分）》，合肥：黄山出版社，1992年，第426页。
王道成：《科举史话》，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00页。
袁世凯，张之洞：“奏请递减科举折（1903年3月13日）”，沈桐生：《光绪政要（卷29）》，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本，1991年，第7页。
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折”，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张静庐等校点，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5127页。
袁世凯，赵尔巽，张之洞：“会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折暨清帝谕立停科举以广学校”，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576页。
《清史稿（志八十三，选举二，卷一百七）》，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121页。
李鸿章：“筹议海防折（1874年12月10日）”，吴汝纶：《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二十四）》，光绪31年金陵印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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