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启示
历史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但反思不应该停止。只有不断地检讨过去，才能避免历史的悲剧重演。透过美国对华战略误判的视角回望二战后中美关系这段持续二十余年的沉重历史，主要可以得出如下三点思考和启示。
第一，在战略性问题上，美国忽视中国的警告必将付出代价。亨利·基辛格在《大外交》一书中有关越战的章节中写道，“华府对整体国际脉络的评估，也过于注重中共可能介入，而忽略了林彪声明中国军队不会出国作战这段话。毛泽东也对同情中共的美国记者斯诺重述了林彪的讲话；毛泽东告诉斯诺，中国在自己国境之外没有驻军，除非本身领土受到侵犯，也没有意愿与任何人作战。因此可以说，在相隔十五年的这两场战争中，美国因为不把中共的话当真而付出代价：在韩国，美国没理会中共的警告，向鸭绿江进军，惹来中共参战；在越南，美国又不理会中共声言不介入的保证，使得美国错失惟一可能达成胜利的策略。”
第二，在对外关系上，美国政府对他国抱有控制的企图，这种控制往往通过选择、依靠对美国服从的代理人的方式，而这种做法是行不通的。具体地说，美国根据与对象国首脑的关系来决定与其领导的政府的关系，而这一关系的评判标准就是，对象国的首脑是否为美国所信任，是否唯美国马首是瞻，是否为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服务。当时，美国决策层一致认为蒋介石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人选。而由于蒋介石是一个赢得美国政府信任的人，推而广之，美国政府才选择了对蒋领导的政府以支持的政策。因此，有学者研究认为，当时美国政府将对华政策的成败与能否维持蒋介石的统治地位联系在一起，用美国外交官戴维斯的话说，“也许惟独蒋介石是这样的中国人，他使多数美国人误认为他就是中国。”
美国政府在中国支持蒋介石，在南越长期支持吴庭艳，以及后来“倒吴”，都是美国从自身战略利益出发而作出的选择。事实证明，这种“代理人”外交战略忽视对象国国内局势的纷繁复杂性，漠视对象国人民的利益，注定是没有出路的。
第三，美国政府的政策具有惊人的延续性，因此，处理中美关系双方都应本着“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的态度。在中国，杜鲁门政府继续奉行罗斯福政府的支持蒋介石政策，尽管这一时期国民党政府垮台的前景更加不可逆转，更令人确信不疑。此后，特别是在朝鲜战争后，美国与新中国之间的敌对关系维持了二十余年。至今，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某些做法仍在继续，例如在台海问题上，美国政府不顾中国政府的多年抗议，在对台军售问题上仍一意孤行。在朝鲜，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与韩国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Mutual Defense Treaty），在韩国驻军。直到目前，驻韩美军大约仍维持在3万人左右。而美国与朝鲜的关系还是处于敌对状态。在越南，美国从“陷入泥潭”到“走向绝望”，再到“解脱”，前后经历了五届政府。更毋宁说在美洲，美国与近在咫尺的古巴的关系，双方的敌对关系前后历经美国十届政府，历时半个多世纪之久。在这里强调美国政府政策的连续性意在强调，处理中美关系一定要特别注意避免进入“恶性循环”的怪圈。要本着“多栽花、少栽刺”、“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的积极态度，为中美关系增添正能量，使其进入“良性循环”。
在美国国内掀起对华政策大辩论，特别是在中美关系面临有识之士所担忧的“临界点”的关键时期，中美两国更应该牢记历史，珍视中美接触、合作给两国发展创造的机遇，给两国人民带来的福祉，给亚洲、乃至世界的稳定、和平与发展作出的贡献。
综上所述，战后中美关系史上，美国三次重大对华战略误判不是导致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的原因，恰恰相反，是美国失败的或者说错误的对华政策导致了美国对华战略误判。这种失败的对华政策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将中国作为美国全球战略棋盘上的一颗棋子，幻想可以任意摆布；其二，对中国采取隔绝政策，漠视中国的安全担忧。其三，渲染中国“威胁论”或夸大中国的困境。最后，乐见并推动中国衰弱、崩溃。美国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推行的就是这一政策。有关档案资料显示，1962年底，肯尼迪政府对中国政策进行了执政以来的第一次检讨和调整。国家安全委员会认为，一个“羸弱、基本上孤立的”中国，最符合美国的安全利益，美国新的对华政策将致力于这一目标的实现；中国国内的经济困难和中苏矛盾的内部机制，是导致中国走向孤立和衰弱的主要原因，因此，美国应当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在一贯实行的政治上孤立、军事上对抗、经济上封锁的政策基础上，积极地给中国政府制造难以摆脱困境的压力。正如历史所证明的，这样的对华政策其失败的命运是确定无疑的。
回顾历史，才能更加深刻地体会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所开创的中美关系新局面来之不易，应该倍加珍惜。美方只有切实推进奥巴马政府所倡导的谋求建立一个积极、合作与全面的中美关系，中美双方共同努力，向着习近平主席所倡导的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迈进，才能创造中美关系的美好未来。
【注释】
①蓝普顿：中美关系逼近临界点，需“第四个联合公报”，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39601。
②“把握中美关系发展正确方向（钟声）”，《人民日报》，2015年6月26日，http://opinion.people.com.cn/n/2015/0626/c1003-27209873.html?url_type=39&object_type=webpage&pos=1。
③关于美国对中国的战略误判，同样的研究可参见刘明福：“70年六次战略误判，美国你能读懂中国吗？”，2015年8月31日，http://military.people.com.cn/n/2015/0831/c1011-27535981-4.html。
④⑦⑩［美］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下卷），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年，第76~77页，第79页，第419页，第424页，第424~425页。
⑤⑥陶文钊：“赫尔利使华与美国政府扶蒋反共政策的确定”，《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2期，第266页。
⑧牛军：“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的美苏国共关系”，《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第99页，第100页，第85页。
⑨"Memorandum of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Consultants' Meeting", Thursday, June 29, 1950,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1950,Vol.1,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0v01/d98.
"Report by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August 25, 1950,FRUS,1950,Vol.1,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0v01/d121.
章百家：“‘抗美援朝’与‘援越抗美’—中国如何应对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3期，第9页。
牛军：《冷战与中国外交决策》，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年，第184页，第186页，第378页。
［美］大卫·哈伯斯塔姆：《最寒冷的冬天—美国人眼里的朝鲜战争》，重庆出版社，2010年，第1页，第5页，《序言》第4~5页。
梁志明：“越南战争：历史评述与启示”，《东南亚研究》，2005年第6期，第11页，第14页。
陶文钊主编：《中美关系史》（1949~1972），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84页，第409页，第395页。
约翰·盖迪斯：《遏制战略研究的启示》，重庆出版社，2010年，牛军主编：《战略的魔咒：冷战时期的美国大战略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页。
［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609~6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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