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战略误判的危险性
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美国的焦虑感在上升，自信心在下降。华盛顿决策圈内外围绕是否将对华战略从“接触”转变为“遏制”一直有所争论。自2015年以来，主张对华强硬的声音有了明显上升势头，而对中美关系保持乐观态度的声音正趋减弱，精英阶层对华看法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
在许多美国政界和学界人士看来，尽管暂时融入了现行的国际体系，但中国最终还是要挑战这个体系，以便构建符合自身利益的体系。他们认为指望中国成为国际体系“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只是一种乐观的甚至是虚幻的想法，中国只是在等待时机。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研究中心主任埃米·泽加特（Amy Zegart）指出，“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是，中国与所有大国一样，不会仅仅满足于现存的国际体系。中国会提出和制订服务于中国自己利益的法律、制度、组织章程和行为规范，绕开、忽视乃至终结那些不符合它利益的法律、制度、章程和规范。”⑦一些前政府官员或知名学者甚至认为过去八届美国政府的对华接触政策已然失败，没有能够实现美国的战略目标，公开主张转变对华战略。2015年3月，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发表一份题为“修订美国对华大战略”⑧的报告。在他们看来，中国已经制定了一个大战略：强化对中国社会的控制，安抚周边国家、巩固自身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并取代美国作为亚洲最重要大国的地位。该报告认为，未来数十年，中国将仍然是美国最重要的竞争者，而北京和华盛顿之间长期处于战略对抗的可能性很高。基于上述分析，这份报告主张，美国需要“对现行政策作出重大改变，以便限制中国经济和军事扩张危及美国在亚洲和全球的利益”。这份报告进而提出美国需要一个全新的对华大战略来制衡中国的崛起，建议未来更多地依靠“施压和竞争”，而较少依靠“支持与合作”。知名中国问题专家兰普顿（David Lampton）不无担忧地指出，中美关系正在接近“临界点”。他说：“尽管美中关系的根基还没有坍塌，但是一部分重要的美国政策精英日益倾向于把中国看成是美国在全球主导权的一个威胁，而在中国，越来越多的精英派别与公众也把美国看作是中国获得应有国际地位的障碍和无助于中国维护国内稳定的因素”。⑨
美国精英阶层的对华政策辩论中负面噪音抬头，中方也有更多人士倾向于认为美国遏制或制衡中国的意图愈加明显。随着中美在西太地区的战略博弈进一步升级，中国国内也在研判美国的所作所为。与以往相比，主张对美国采取强硬回击的人数在增多，影响在加大。而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挑衅行为更让许多中国人认为美国的所作所为就是针对中国而来。一时间，各种阴谋论也随之而来。在中国学者当中，有人开始讨论中美是否已陷入或正在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中美战略互疑不断加深，有意无意影响到双方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因此在诸多问题上蕴含冲突与对抗的风险，可能导致两国关系的大幅震荡。这些风险点主要包括：美国直接插手涉及中国领土领海主权之争的议题，诸如台湾地区及东海、南海等；中美之间包括外太空和网络空间在内军备竞赛的潜在风险；中美在西太地区的军事博弈强化，美国近海抵近侦察与反侦察导致海上擦撞的可能性上升；美国利用中国国内不稳定因素进行渗透，推波助澜，包括利用民主与人权问题对华施压，等等。此外，第三方因素如果处置不当，也有可能将中美拖入对抗的局面，甚至颠覆整个中美关系。这些都会引发一方或双方的战略误判，最终导致双方都从消极面去解读对方所采取的行动，进而采取反制措施，从而导致局势不断升级，乃至最终局面失控。
一旦出现战略误判，那么带来的后果将是难以想象的。中美都是超大型国家，综合国力居世界前列，都是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尽管双方相互竞争，但在很多问题上相互合作。一旦出现战略对抗，就会出现双输的局面。稍好的局面就是类似冷战时期的“冷和平”，双方各自拉拢一些国家你来我往，中美则避免正面交锋，其结果将造成世界的分裂。糟糕的结局则是中美出现战略对抗，双方正面碰撞，陷入“修昔底德陷阱”。那不仅会使得两国付出巨大代价，也会给地区和全球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亚洲地区的两场战争都和战略误判直接相关，留下了惨痛的教训。朝鲜战争爆发后，面对中方的一再警告，麦克阿瑟却误判中国不可能参战，越过三八线，直逼中朝边界，结果中国被迫派遣志愿军入朝作战，于是从而造成中美直接军事对抗。中美在朝鲜半岛的军事对抗使得双方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用时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的话来说，就是“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与一个错误的敌人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⑩有研究表明，1950年至1953年的朝鲜战争死亡人数超过125万人。中美在朝鲜战场的对抗也僵化了两国的政策抉择，从而大大延迟了中美关系的改善。中国也丧失了解放台湾、实现国家统一的良机。而1955至1975年的越南战争，各方死亡总数接近210万人。美国之所以逐步介入越南战争，就是出现了战略误判，担心共产主义扩张使得东南亚各国赤化，发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其结果是美国一步一步陷入泥潭，打了美国历史上最长的一场战争。
中美如何避免战略误判
由于正面碰撞的后果难以想象，因此中美都有意采取举措来避免战略误判与对抗。而当前中美关系依旧平稳，尤其是双边合作的日益加深为两国避免误判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就积极面而言，中美两国在伊核、朝核、打击恐怖主义、气候变暖、人道主义救援、国际反腐等涉及双边、地区和全球领域的诸多问题上保持沟通协调，并采取了总体上合作的态度。中美在气候变暖问题上达成的共识，对于达成具有里程碑式的《巴黎协定》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而中美经贸关系愈加密切，相互依赖进一步加深，继续发挥压舱石的作用。
中美应当继续探索和推动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自冷战结束以来，两国一直试图就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进行定位，探寻和平相处、合作共赢的路径。中国倡导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实际上表达了中方积极的政治意愿。然而，美国一些人士担心这只是中方的一种圈套，意在为中国的崛起赢得时间，并诱导美国上钩。这种对中国倡议的猜忌，恰恰在很大程度上彰显了中美缺乏战略互信。目前，美方对于“不冲突、不对抗”这一点与中方有较高共识，而对于“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后两点则持保留态度。时至今日，奥巴马本人在公开场合一直回避使用“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术语。不过，基辛格明确肯定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重要性，认为这是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唯一路径。在基辛格看来，20世纪德国的崛起引发了两次灾难性的世界大战。21世纪，中国的崛起也带来了类似的结构性挑战。“美中两国（21世纪的主要竞争者）首脑承诺通过建立‘新型大国关系’，避免欧洲悲剧的重演。这一概念的具体内容仍有待两国共同阐明。美中（或其中一个）提出这个概念也许是一种战术策略。尽管如此，这是避免重蹈昔日历史悲剧的唯一出路。”未来中美两国可以就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进行磋商，以促进共识。
继续拓展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以增进战略互信。在多边层面，中美在全球治理问题上分歧较少，可以进一步合作。在双边关系上，可以加强双边经济政策的协调，大力推进中美经贸合作，让中美关系的基石更为牢固。2015年，中国首次超越加拿大，成为美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根据美方统计数据，2015年中美经贸总额达到了5981亿美元。未来可以加快中美双边投资协议的谈判工作，以促进双方投资增长。
建立和利用好相关机制，加强相互间对话，管控分歧。首先要改变思维模式，正确看待中美之间存在的分歧，并以建设性方式妥善处理。以客观务实的态度，加强沟通协调，求同存异，避免矛盾外溢，防止个别分歧主导整个中美关系的走向。如何解决安全困境的问题，这在西太地区显得尤为重要。当前东亚出现了“二元结构”，即中国是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火车头，而美国则成为地区安全的主导力量。周边国家也利用这种态势左右逢源，使得中美之间的博弈加剧。未来随着中美实力差距的逐步缩小，这种博弈将会更加凸显。两国如何采取措施，实现良性竞争，而非恶性对抗，则是中美及地区内各国面临的重要课题。
继续推动中美军事交流，保持近两年来良好的发展势头。自冷战结束以来，两军关系就是双边关系中的短板，两军之间战略互疑最多。尽管军事互信一时间还很难建立起来，但有接触总比没有接触好，有交流总比没有交流好，对话比对抗好，接近比疏远好。即使是在双方尖锐分歧的问题上，如美国对中国的抵近侦察，双方也可以进行对话；即使一时还不能根本解决问题，达成一种临时性、过渡性安排也是个办法。
积极加强两国的人文交流，推动社会各界往来，从而使得中美双边关系的发展有一个稳固的社会基础。未来中美之间的交往，不应仅限于两国官方的往来，更要注重推动两国民间交往，以增进相互了解，加深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中美能否避免战略误判、成功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取决于两国的共同努力。尽管面临诸多困难，但只要两国保持战略耐心，加强合作，管控分歧，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和探索，中美之间避免“修昔底德陷阱”，进而建立起良性互动的关系还是完全可能的。
【注释】
①冯武勇，刘秀玲：“安倍为何急于修订美日防卫合作指针”，《新华每日电讯》，2015年4月29日，第7版。
②高攀，郑启航：“美国反对亚投行是个错误—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伯格斯滕”，新华网华盛顿，2015年3月18日电，参见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3/19/c_1114700721.htm。
③袁征：“美国民众对中国崛起的认知”，《美国研究》2013年第4期。
④⑤⑥［美］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胡利平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293页，第298页，第305页，第481页。
⑦Amy Zegart, "Should the US Be Bullish or Bearish on China's Rise?" The National Interest, June 20, 2014. http://www.the-american-interest.com/2014/06/20/should-america-be-bullish-or-bearish-on-chinas-rise/.
⑧Robert D. Blackwill and Ashley J. Tellis, "Revising U.S. Grand Strategy Toward China,"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Council Special Report，No. 72，March 2015.
⑨David M. Lampton, "A Tipping Point in U.S.-China Relations is Upon Us," speech at the conference "China's Reform: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which was co-hosted by The Carter Center and the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over May 6-7, 2015. Available at : http://www.uscnpm.org/blog/2015/05/11/a-tipping-point-in-u-s-china-relations-is-upon-us-part-i/.
⑩Omar N. Bradley, Chairman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Testimony before the Senate Committee on Armed Services and Foreign Relations, May 15, 1951. In Military Situation in the Far East, hearings, 82nd Cong., 1st sess.,pt..2, p.732(1951).
Bethany Lacina and Nils P. Gleditsch, "Monitoring Trends in Global Combat: A New Dataset of Battle Deaths,"European Journal of Population (2005) 21:pp.145-166.
The 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 Trade in Goods with China, See http://www.census.gov/foreign-trade/balance/c5700.html#2015.
田帆，李建敏：“习近平会见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领导人”，新华网华盛顿，2015年9月25日，参见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9/26/c_111668597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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