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尽快开征房地产税。不动产的税基在空间上难于移动、在时间上使用期限长，在价值上随着经济增长有较大增值空间，完全具备地方税属性和成为地方主力税种的条件。应当加快房地产税的立法步伐与相关基础制度建设。由于我国房地产市场高度分化，现在看来要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步调地开征房地产税，难度已越来越大。可考虑采用先出台房地产税法，在需要加大调控的一线城市率先开征，其他城市再陆续跟上的渐进方式，逐渐导入房地产税，慢慢培育为地方税的主力税种。
二是将资源税划为地方税。资源税具备地方税的特征，特别是对于资源富集而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而言，改革后的资源税可以成为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不久前，财政部门发布了资源税改革方案，不仅扩大了资源税从价计征的范围，而且还将资源税范围扩大到了水资源、森林资源和草原资源等，这是顺时应势之举。
三是尽快开征环境保护税。当前，开征环境税的社会共识已经形成，环保税的草案也已公布，应当尽快实施。同时，也有必要进一步明确环保税的地方税性质。
四是改革消费税。随着我国消费导向型经济的呼之欲出，地方政府逐渐退出生产投资事务，转向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做好当地消费市场监管的需要正在加强，而这内在地契合地方政府职能转型的需要。为此，可考虑将消费税由现在的中央税改为地方税，并由现在的扩大征收范围这一改革重点逐渐、分步过渡到普遍征收，使之成为新的地方主力税种。
五是要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权。在以上地方税建设上，一定要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政管理权限，允许地方政府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制定实施细则或具体办法，因地制宜调整税基、税目、税率、减免等。
六是强化税收征缴管理，落实“税收法定”。一方面，要完善现行国、地税征管体制，强化征管，防止税收跑冒滴漏；另一方面，应当将各类税收条例提升为税法，适时制定《税收基本法》或《全国税政要则》，以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
除了以上收入形式之外，一个完整的地方收入体系还包括国有企业上交红利、政府性基金（包括土地出让金）、各类非税收入等，也包括性质更特殊的一些债务收入。对此，应当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2020年提高到百分之三十”的精神，尽快提高国有企业上交红利的比重，使国有企业真正名副其实。要进一步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对清理后确应保留的收费、基金，要将其全部纳入预算管理，实质性落实收支两条线，彻底消除部门特色，从而增强地方财政的整体调控能力。对于地方债，还需进一步置换存量并逐步将地方政府塑造为债务市场主体之一，在严格的行政规制之外更多加入市场约束的成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