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和绝大多数同行一样，一开始我就相信两个观点：一是在中国，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二是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以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并形成一条“中国历史发展的周期律”。长期以来，我又感到这两个观点之间存在着难以解释的矛盾：“真正动力”与“历史发展的周期律”之间的矛盾。既然农民战争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就不应该形成“历史发展的周期律”；既然出现“历史发展的周期律”，就不能说农民战争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这个问题困惑我三十年。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构成社会的各种因素在相互作用中推动社会发展，各种因素都起着自己的作用。社会发展动力是复杂的，“文革”结束以后，我开始意识到思想在构铸历史中的巨大作用。当年两江总督张之洞委派两位丁忧在籍的状元陆润庠和张謇分别在他们的家乡苏州和南通创办近代工业。对这一项工作，陆润庠和张謇具有不同的思想理念。陆润庠志在做官，无意创办近代工业，在苏州应付一番，守制期满，立即返京做官去了。苏州仍然是“寓公”养老送终的好地方。张謇认识到创办近代工业的重要意义，并将毕生精力用在南通近代化事业上。南通成为当时中国的模范县。
20世纪30年代常州近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大成纱厂现象也引起我的重视。1930年，刘国钧集资50万元，盘下了大伦布厂，改组为大成，当年就获利10万元左右。从1930年到1937年，七年中股东红利及职工分红共支出100万元；大成拥有的设备，纱锭从1万枚增加到9万枚，布机从260台增加到3000台，漂染能力从零发展到5000匹布。大成公司取得如此引人瞩目的成就，关键在于经理人员思想的能动作用。总经理刘国钧认为：一个工厂要靠多出货色、出好货色、出比别人便宜的货色，才能发达；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第一流的技术，第一流的管理，关键则在有人才。他出任总经理后，第一件事就是不惜重金聘请贤才。他毅然以每年5000元的高薪聘请一位知名专家主持工务。当时，5000元相当于大成的注册资本50万元的1%；相当于当时60个熟练工人的工资。
这一历史事实，不能不引起我对思想作用的思考，到20世纪90年代，我参加《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审稿工作，读了许多专家的著作，我的思想认识又有了发展，逐步形成一种观念：思想合力构铸历史。这解决了困惑我三十年的难题。
从世界史看，西欧走向现代化，是一系列思想启蒙运动，包括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思想得到解放，理性得到弘扬的产物。最突出的是强烈的“发展”思想代替了“保守”思想，“再向前去”代替了“休再向前”，一大批杰出的思想家，引领西欧发展的潮流，使西欧成为全球最发达的地区。
到20世纪，罗斯福的思想缓解了30年代出现的影响全球的经济大萧条；法西斯纳粹思想以及日本的武士道思想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些都是摆在人们面前的思想构铸历史的铁证。
思想的内容包括哪些？我认为思想主要由两个方面构成：人生论与认识论。
人生论的精华是人文精神。具体地说，就是尊重自己的人生价值和人格尊严；尊重他人的人生价值和人格尊严。人生论的糟粕则是由人的欲望膨胀而形成的贪欲。
认识论的精华是理性精神，主要是思想方法方面的问题。在中国哲学史上，对思想方法即认识论的研究十分薄弱。按照严复的说法，就是“心成”之学统治着认识论。当年严复从西方引进了“归纳”和“演绎”的方法，学者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但是，他也就“到此为止”了。归纳出来的“公理”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或者是“不完整”的，严复就没有再考虑了。他没有进一步研究“假说”、“证伪”、“证实”方法的运用问题。这些方法恰恰是弘扬理性精神不可缺少的思想方法。
人生论和认识论是构成人的思想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弘扬人文精神、抑制贪欲，弘扬理性精神、克服愚昧，是人类更是历史创造者和历史研究者所必须具备的品质。
弘扬人文精神和理性精神都需要加强道德教育，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历史已经证明，这方面的工作是很困难的。孔夫子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培养人才的成绩是：三千弟子，七十二贤，成才率仅仅是2.4%。“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仍然是一个值得深思、讨论的现象。（作者为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本文发表时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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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家琦的“思想构铸历史”论
茅家琦近著《历史与思想论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论集包括三篇，《思想文化与社会发展》一书主要论述了人文精神与中国历史发展关系问题；《桑榆读史笔记——人生论、认识论与中国近代史》从人生论与认识论两个方面讨论中国近代历史上的若干问题；《思想合力构铸历史》论述了思想合力构铸历史，“思想构铸历史”有四个不可缺少的环节：构铸历史的思想、构铸历史的主体、构铸历史的方式和最后构铸成的历史实际。（夏鸣 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