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亚当·斯密开创的西方经济学建立的是经济原子论的世界观。他认为个体分工可以用市场交易的价格机制来协调，他没有看到大工业生产和技术革命的本质是创造性毁灭，必然要求政府干预市场机制的内生不稳定性。工业化时代的产业链和生态网络是不稳定的复杂系统，社会福利不等于个体企业或个人原子的利益之和。追涨杀跌的羊群行为和金融寡头操纵市场导致金融市场的暴涨暴跌。金融危机的深刻教训揭露西方主流金融学脱离实际的理论误区。后危机时代中国金融的自主创新，必须摆脱新古典金融学的理论误区，研究复杂经济学和复杂金融工程，占领国际金融的制高点。
【关键词】经济原子论 复杂系统 系统风险 内生不稳定性 虚拟经济
【中图分类号】 F83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6.11.002
金融理论有两种不同的市场观，在实践上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一种是亚当·斯密开创的古典经济学描写的市场原子论，把市场经济看成互不关联的企业和个人之和，只要每个原子都追求利益最大化，社会的效益等于个体效益之和。市场的价格体系像只“看不见的手”，似乎分工加交易就足以保持市场价格的稳定和社会分工的协调，没有内生经济危机的可能，自然无需政府干预市场。另一种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达尔文演化生物学开创的经济系统论，把市场经济看成高度关联的产业链交叉形成的有机体或生态网络。各个子系统（企业、产业、国家、区域）之间竞争有限的生态资源，技术新陈代谢造成不同生命周期的组织发生有生有灭的小波运动，系统演化有扩张、突变和危机的多种可能。社会效益可能大于或小于个体利益之和，所以需要政府做适当的干预。当代的熊彼特创新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和复杂经济学都从不同角度研究了市场的复杂系统。2008年起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严重打击了市场原子论的信仰，为市场系统论的思路打开了道路。
中国最近一轮的经济下行，是金融管理层在金融危机期间推行反凯恩斯的经济紧缩政策造成的结果。中国主流经济学界在经济危机后不仅没有反思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局限，反而加紧推行金融自由化，导致金融的恶性扩张危及实体经济的生存。从市场原子论的角度看，金融业在危机期间提高利率、收缩贷款，似乎可以降低金融的坏账风险，提高金融业的利润率。但是，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整体利益考虑，金融业的利己行为，相当于给实体经济雪上加霜而非雪中送炭。如果金融和实体经济不能同舟共济，最终金融业会成为无根的虚拟经济，导致自己的衰亡。历史上意大利、荷兰、西班牙、英国、美国等世界霸权的衰落，都从金融恶性扩张开始。中国的决策者必须严肃对待历史经验，不能重走西方金融大国走过的弯路。
本文主要讨论两个问题：第一，中国金融理论界必须研究金融危机的教训，摆脱西方经济学对中国金融发展的束缚。金融创新和金融工程是把双刃剑，必须认清世界格局和中国国情，才能占领国际金融的制高点。第二，中国要克服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存在的问题，必须处理金融工程的系统风险，才能避免美国虚拟金融挤出实体经济的老路。
应当看到，中国的高储蓄率、高增长率和强有力的政府协调体制，已经奠定了中国金融领先世界的经济和政治基础。主要的障碍是国内金融界的指导思想还未突破对美国金融模式的迷信，尤其没有意识到西方金融理论的误区。互联网和大数据引发的金融技术的变革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有先进金融理论的指导，可以加速中国占领金融制高点的历史进程。如果继续被落伍的金融理论误导，有可能引发中国实体经济的危机。
如果说，过去中国金融的发展是在模仿美国的道路上摸石头过河，那么未来中国金融的发展必须观全局航海，深刻认识美国金融模式的局限和中国发展的国情，才能发展金融理论的独立创新，建立后美国时代的金融体制和国际秩序。
金融原子论的均衡误区和金融危机的系统风险
中国金融发展的路径受西方经济学误导的程度远超实体经济，原因之一为中国的经济学教育完全被美国主流的教科书经济学统治。金融危机，引发了西方称之为“异端经济学”的复兴，包括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凯恩斯经济学、熊彼特创新经济学、演化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复杂经济学及新兴交叉边缘学科，形成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反思潮。中国经济学界应当与时俱进，积极参与世界经济学的反思运动，提升中国金融学的理论高度。
我们从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开始，来认识西方金融理论的局限。新古典经济学从经济系统理性人和完美市场的假设出发，否认工业经济是高度复杂的产业链和生态系统，从而否定市场经济的内生不稳定性。如果市场机制本身存在非线性的多稳态（例如追涨杀跌或寡头做庄的投机风潮），就不可能靠市场的价格机制来化解市场的系统风险，必须靠政府动用非市场工具进行干预。
金融市场的内生不稳定性和政府监管的新方向。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理论假设金融市场是内生稳定的，所以“有效市场假说”认为金融市场的波动只能是围绕市场均衡态的随机扰动（俗称是“白噪声”），会自动衰减。但是，历史上不断发生的金融危机证明金融市场有巨大的内生不稳定性，所以会出现追涨杀跌造成的多稳态，价格的暴涨暴跌，以及持续的衰退、萧条，甚至金融危机。主流金融学的线性均衡理论无视金融市场的内生不稳定性，是过去三十年西方推行金融自由化的理论基础，必须严肃反思和修正。
我们早在1987年和1996年就先后发现货币混沌和金融市场的色混沌的经验和理论证据，发现美国股市波动70%的成分是色混沌（即非线性振荡），只有30%是“白噪声”。金融学的有效市场理论即使对美国股市也不成立。我们发现，金融市场内生不稳定性的主要来源是羊群效应的追涨杀跌和金融寡头的杠杆交易。目前的大数据和高频交易给监控市场的不稳定性提供定量监控的基础。我们可以实时监控股市指数的高阶矩涨落和价格涨落的转移概率，一旦发现高阶矩（通常金融市场只监控一阶矩均值、二阶矩方差，我们要监控三阶矩和五阶矩来检测市场的不稳定性）突然放大成百上千倍，达到与二阶矩方差同等量级的程度，证监会就应当出手限制杠杆率和短期交易的换手率，并相机调整交易税、托宾税和借贷规模，可以有效预防短期的金融泡沫和突发的金融危机。
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一开始就把公司上市当作国企体制改革的政策手段，缺乏对金融市场监管的制度建设。国内金融市场暴涨暴跌的程度超过西方国家的金融市场，原因是股市的监管缺乏限制羊群行为的有效机制，反而继续在美国“金融深化”理论的误导下，在危机期间继续推行金融自由化，才会导致2015年的股灾。国内金融的监管官员多数来自象牙塔或行政官员，不像西方官员多数是资深金融行家，既缺乏金融市场定量分析的经验，也缺乏西方金融发展史的知识，就难以认识西方产权理论和金融学脱离实际的本本主义的危害。诺奖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多次告诉笔者：“别照美国说的做，要照美国做的学”。例如西方微观经济学对发展中国家宣扬自由主义，强调市场的自由进出，而西方现实的金融监管，有各种各样的进入和退出限制，不但维护本国投资者的利益，更隐藏地缘政治的目的；西方金融学断言有效市场的价格包含完全信息，而现实的金融市场严格监管市场的信息披露和虚假信息，包括监控内部人交易和金融寡头对市场价格的操纵。美国金融学说的教条和美国金融的规制是两码事。
金融衍生品的套利交易，实际成为放大而非降低市场不稳定性的工具。美国从1970年代起开发的期货、期权交易和金融衍生品市场是把双刃剑，既可用负反馈机制的套利交易降低市场的不稳定性，也可用正反馈的杠杆机制放大市场不稳定性。美国对金融衍生品市场的自由化政策，导致金融衍生品市场成为放大而非对冲金融泡沫的工具，成为2008年金融危机衍生品市场崩溃的源头。目前西方金融衍生品的市场规模，已经达到世界GDP的10倍、美国GDP的50倍左右。国际大宗商品如石油、天然气、钢铁、煤炭、玉米、牛肉等的价格变动幅度，用相对偏差（等于标准差和均值之比）测量，比真实消费和GDP高几十倍到上百倍，比股市和汇市的涨落幅度还要高几倍到十倍以上，对实体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后果非常严重。
我们在2002年就提出中观基础理论，明确指出金融中介和产业结构才是宏观经济周期波动的基础，而非微观基础的家庭消费。我们在2005年进一步发现，期权理论依据的布朗运动模型是爆炸性的，错误的期权理论可能误导金融衍生品市场以至市场瓦解。我们发展了更先进的生灭过程来描写金融市场的群体行为和更一般的期权理论，可以研究金融危机的机制。
国内一些媒体经济学家误以为国内金融市场是扭曲的，而美国金融市场是完善的。所以国内的市场扭曲可以由“国际接轨”的方法治理。他们无视西方量化宽松政策和金融衍生品市场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的巨大冲击，也否认中国的资本账户管制和国有企业在防范跨国投机资本冲击国内市场的巨大作用。中国人民币的国际化是一把双刃剑，搞得好，可以打破美元霸权，搞得不好，可以成为金融自由化冲击国内实体经济的通道。即便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承认，中国人民币的国际化，无需以资本账户的开放为前提。
金融投资的效益和技术代谢的关系。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广为流行的理论是投资的收益递减，国内的媒体经济学家以此作为中国经济要放弃所谓低端制造业的理由。问题是，现实经济不存在投资收益递减的普遍规律，否则中国经济哪有高速增长的可能，须知中国人口是发达国家的两倍，按照西方的历史经验，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不可能超过西方。现实是投资收益的高低和市场规模有关。亚当·斯密有个著名的理论，说分工受市场规模的限制。换言之，市场竞争的核心是市场份额竞争而非价格竞争。
如果我们从技术新陈代谢的角度理解经济增长，则不难理解投资的效益随产业的生命周期变化。投资已经饱和的市场自然收益递减。如果投资新技术、新产品以开拓新市场，投资的收益开始很不确定，然后以爆发式的规模递增。市场饱和阶段的投资才会收益递减。如果旧技术竞争不过新技术而被淘汰，技术投资的收益持续为负，就得考虑退出市场。所以，投资收益和产业政策的成败有密切关系。
中国经济的常见问题是跟风投资。中国的家电、汽车等产业，都有成百家企业在竞争，有规模生产的企业不多，平均成本就难以下降，利润率自然很低，企业也就无力投资研发，加快技术升级。出路一是加大企业兼并整合的力度，减少企业竞争的数目，扩大企业的规模。出路二是细分产品市场，开发现有技术可能实现的新市场。三是克服现有技术的瓶颈，取得技术上的突破。
中国目前钢铁建材出现的过剩产能，源于中国沿海大城市的房地产泡沫。房价远超实体经济可以支持的现金流，才会出现房产的大量空置。进城农民工没有稳定就业，才会在沿海和内地候鸟式打工。中国如此高的储蓄率，集中投资在沿海的房地产，只会提高居民的生活成本，如何能够实现城市居民的充分就业并吸收新增农民工的就业？解决钢铁建材过剩产能的办法是，与其削减有民生需求的供给能力，不如调整投资方向，从资本集中沿海地区转为积极开发内地，中国高速发展的潜能远大于日本韩国等东亚小龙。
美国金融把海外挣来的巨额利润，不投入国内基本建设，却去搞房地产和金融衍生品的泡沫，让几十万亿的资产灰飞烟灭，自由放任的金融市场不可能保证“资源的优化配置”。如果中国政府能制定二十到五十年的长远规划开发内地，调整中国的产业布局，改善生态和市场的错配，才能突破西方短期金融对实体经济长期发展的限制。
金融的系统风险和产业的链式反应。西方经济学的最大问题，是把宏观经济看成原子般的个人和企业之和，没有产业链和生态系统的概念。目前金融学防范金融风险的主要办法就是分散投资风险。这只对工业革命前的手工作坊时代有效，对工业革命的大生产和信息革命时代的网络经济未必有效。典型的风险分散策略失败的案例就是2008年的次贷危机。美国房地产金融机构把有毒资产打包销售，放大而非缩小系统风险。西方在金融危机后普遍提高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即使央行实行量化宽松政策，金融业依然不敢投资实业，反而扩张信用互换的衍生品交易和货币投机的规模，加大全球经济衰退的风险。国内近年企图用降低经济增长率和紧缩信贷的方法来防止金融的坏账风险，结果加速沿海加工业资金链的断裂和经济下行，加大而非缩小过剩产能。他们不懂得，只有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才能真正化解社会矛盾，从而降低金融的系统风险。在实体经济受损的条件下，金融系统不可能独善其身。假如解放战争也实行金融的分散风险策略，不在时机成熟时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反而在决战时机搞“包产到户”，把主力部队化整为零，让后勤部门保存实力，解放战争哪有胜利的可能？国民党军队的兵力装备优于解放军，但是各派军阀互不合作、只顾保存实力，才有被各个击破的命运。战争如此，斯密强调的市场份额竞争也是如此。
现实经济是个有机体，金融类似人体的循环系统，实体经济类似人体的骨骼、肌肉和器官。如果心血管堵塞，就会引起器官的坏死乃至生命的死亡。全球竞争犹如经济战争，金融类似战争的后勤系统。如果前线鏖战正烈，急需补给弹药，后方却实行包产到户，拒不实行全局协作，以防范金融风险之名保存局部实力，必然加大系统风险，导致战争失败，结果只能加大金融风险。西方经济史多次经济危机，金融总是扮演放大系统风险的角色，因为金融业总是在经济上升期火上加油，经济下行期雪上加霜，放大系统的震荡。中国引进西方的商业银行体制，以及期货期权的金融模式，始终没有解决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运作机制和商业模式问题。最近中国经济连续几年的经济下行，金融机构的顺周期行为要负主要的责任。
发展支持实体经济的金融体制
如前所述，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方向，不是继续模仿美国“人有我有”，而是深刻认识中国国情，发展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的健康金融。
如果比较美日德的金融体制，我们发现中国过去三十年的金融改革主要模仿美国的金融体制，成绩是逐渐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提高了中国金融企业的国际竞争力。问题是金融业的商业化，在相当程度上受西方金融体制的影响，在实践上付出金融脱离实体的代价。具体说来，以下几个问题需要设计支持实体的金融体制，摆脱西方金融模式的局限。
解决金融脱离实体经济的运作机制——改革金融机构的激励机制和业绩指标。按照经济学理论的设想，资本应当从资本充裕的发达地区流向资本稀缺的不发达地区，投资对象应当流向有增长潜力的企业家而非富裕的消费者，但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原因是目前金融机构的激励机制“嫌贫爱富”：银行借贷要求财产抵押，结果是最需要钱的人最借不到钱，最有钱的人又缺乏创业的动机。
更大的问题是国内银根紧缩使健康的企业也被落后的企业连累，使市场竞争起不到选优汰劣的作用。原因就是国内金融机构盛行企业之间的相互担保。本来不同行业的生命周期不同，风险可以对冲，联保机制反而把不同产业周期的企业捆绑在一起。这两个例子说明，为什么金融企业似乎合理的避险机制，反而加大了市场的系统风险。如果金融国企的政绩指标只以保值增值为核心，而非以扶助支柱产业和中小企业创造就业为首要任务，金融机构就不可能与实体经济同舟共济。近几年来，中国金融机构越是跟随西方金融的动向采取金融紧缩政策来去杠杆，提高企业的融资门槛，经济越是加速下滑，坏账风险有增无减。因为金融产业的运作机制，本质上是顺周期的。金融企业以邻为壑的运作机制，是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规律，中国必须建立新的金融运作机制，才能摆脱西方金融模式的困境。
减少金融系统风险的办法在于改革对金融企业的政绩指标，必须在整体利益的前提下考量金融企业的绩效。对于国有金融机构，短期的企业效率应当服从占领国际产业竞争的制高点和实现国内长远建设的布局这一中长期目标。
不改革金融机构的激励机制，宏观调控就失去传导机制。经济下行期即使央行扩大货币发行量和降低利率，资金也不会进入实体经济，而只会流入房市、股市、期货市场与汇率市场，放大投机风潮。有人认为国有银行的所有制问题造成国进民退，只有国企私有化才能提高金融效率，这和国际经验不符。美国私有银行顺周期放大风险的问题，比国内国有银行更加严重。量化宽松和负利率并没有刺激实体经济的投资。
美国的破产法保护投资人的私有产权，不保护企业家的创新机制。北欧国家试行新的金融机制。他们认为有过失败记录的企业家比没有失败记录的新手更有成功的机遇，所以投资投的是企业家的才能和声誉。互联网和大数据的方法可以开发信用贷款的量化管理方法，以替代财产抵押的担保机制。中国要建立扶贫的金融机构，必须发展信用贷款的商业模式。
建立宏观调控到实体金融的协调机制——从价格调控到驾驭资本流向。金融产品和日用消费品不同，没有过去的经验可以判断其内在的价值，未来的现金流只是定量的预估，无法判断未来的走势和波动。金融中介又是用别人的钱赚钱，这使产权理论大打折扣。因为金融中介机构只关心市场交易的规模来收费，对金融产品未来的损益不承担主要责任。这都给投机资本炒作金融产品的价格创造了投机空间。
国内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暴涨暴跌，说明金融监管和宏观调控指导思想都局限在企图调控价格水准，但这不可能成功。因为经济发展的本质就是非均衡，没有任何理论能预测未来的均衡价格水平。市场投机博弈的其实是市场资本的走向。无论是牛市还是熊市，都有赚钱和赔钱的可能，掌握市场走向的赢家通吃跟风投机的输家。目前中国的现实是投机资本炒作房地产、期货、股票，甚至古董的回报率远高于投资实体经济，原因是中国经济政策和财税体制的失误。央行放松银根，未必能使资金流入实体经济。国家队救市未必能维持市场信心。原因是对投机资本的驾驭，没有采取大禹治水的疏导办法，多开合理的投资渠道，而多半采取鲧治水的办法东堵西塞，事倍功半。只要中国政府的政策能引导资本的主流进入实体经济，市场合理的竞争机制自然会给出合理的价格区间。市场监管的重点只需打击寡头坐庄、内部交易和操纵市场。
中国的地区差距极大。目前中央的金融政策实际上只关注沿海大城市。建议中央考虑美联储的布局，设立多个人民银行的区域调控分行，对不同地区实行不同的利率和信贷政策，才能适应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实。中国是大河流域的国家，可以考虑分别建立黄河和长江的流域协调机制。否则，污染产业从下游移往上游，治理后果更为严重。对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改造和华北水资源缺乏的布局调整，也应有相应的金融体制支持。不能像西欧小国那样简单依靠货币政策来做宏观调控。
建立长远产业政策和短期金融运作之间的协作机制——考虑建立产业银行、主银行、和大学基金会支持的科技产业集群。世界银行的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理论，建议中国这样的制造业大国放弃所谓低利润的低端制造业，发展所谓高利润的高端服务业，来向高收入国家过渡。如果我们观察发达国家不同产业的利润率，不存在所谓劳力密集产业的效率低于高科技、高知识产业的普遍规律。原因是：第一，产业的经济效率即利润率，不等于社会效率。事实上，美国利润率处于低端的基础产业，竟然包括对国计民生极为重要的交通、汽车、农业，以及亏损的电讯、化工、钢铁、绿色能源、贵金属、矿业、煤炭和石油天然气的生产与勘探；损害国民经济的烟草、虚拟金融和过度医疗却处于利润率的高端。第二，产业的技术升级未必带来产业的高利润。新技术巨大的研发投资、设备更新和不确定性，可能导致产业的巨额亏损。如果没有政府政策的扶持，可能导致产业的生存危机。例如，新能源发展初期的巨额亏损，没有政府扶持难以生存；对知识经济极端重要的出版、教育产业，利润很低，也必须由政府和社会投资扶持。目前的商业金融体制没有激励机制支持低利润的基础产业和高风险的科技产业。
中国原有的金融体制实行产业分工，农业银行重点支持农业，工商银行重点支持工业。对产业链上企业的优劣比较了解。银行商业化实质否定了产业政策，鼓励金融机构追逐短期利润，防范金融风险的办法又简单依靠资产抵押和企业的互保，金融机构自己不承担金融风险，结果造成中国的民间储蓄极高，但是企业的贷款利率也高，民营中小企业很难从正规银行融资，只能依靠高利贷甚至灰色金融，造成巨大的金融风险。
计划经济的优势在产业政策，这正是商业银行的短板。美国金融模式的代价是牺牲中小企业，金融寡头的高利润并不能创造实体经济的高就业。中国农业银行的商业化，实际撤出了县以下的农村金融市场。地区信用社目前不足以支持农业现代化和营销网络。目前只有国家开发银行这样的政策银行，才对基础建设提供长期信贷。要改变金融机构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现状，必须改革目前的金融布局和金融体制。建议新建几家政策性的产业银行，以分别支持能源、化工材料、精密机械、生物农业等基础产业的长期投资。他们的政绩指标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不是短期的利润指标。
建议对重点企业试行主银行制度，允许主银行在一定限度下持有子企业的股份，达到和重点企业同舟共济的目的。对经济下行受冲击的骨干企业，可以试行银团贷款制度“抱团取暖”而非“以邻为壑”，才能打破危机传导的链式反应。
建议中央考虑国有企业改革的战略框架，组建十几个竞争性的研发—产业—金融—营销一体化的产业集群，取大学基金会而非国资的组织体制，吸收民间资本组成混合经济的公司形式，间接接受国家产业政策的指导。如此，一则可以绕过西方国家以“市场经济地位”对国有资本的限制，二则可以整合产业—大学—金融之间的协作，加速中国占领世界科技—产业—金融制高点的进程，克服目前政出多门、产业与金融互相掣肘的矛盾。目前提议的国企改革，有人主张国资委只管资本运作，其后果可能损害战略性的产业政策，同时更容易被西方以安全理由封杀国资企业的海外收购。
从套利交易到得失共享的国际合作体制。美国沃尔马等营销企业，控制日用品批量采购的定价权，压低中国制造业出口的利润。但是中国对能源、矿产、农产品的大量进口，并不掌握定价权，反而是中国买什么什么贵。原因是中国没有控制国际营销渠道，导致低附加价值的进出口贸易。
建议中国加强行业协会的作用，提高集体谈判的议价能力。学习日本和台湾发展农业协会的经验，集体采购农业生产资料和定点销售农产品，才能增加农民的收入。
本次中国经济下行，对资源输出国家造成巨大冲击。这样的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即中国无需在国际市场采购大宗商品，给国际金融寡头造成巨大的套利机会。中国可以成立大宗商品交易基金，与大宗商品输出国建立得失共享的稳定交易机制。办法是利用国际熟知的领子期权，平稳价格波动带来的利益冲突。例如：油价的暴涨暴跌，在暴涨期给石油进口国带来巨大亏损，在暴跌期给石油出口国带来巨大冲击。如果石油进口国与出口国签订长期供货协定就能抑制金融寡头的市场投机。但关键问题在长期供货的成交价格难以取得共识。我们建议可以采用现有的金融工具“领子期权”达成有需求无共识的成交方案，办法是用过去某一时段（如二十年）的平均价格为参照价格，允许上下百分之十（或相应指标）的现价波动。超过10%的利润或亏损，由交易双方分享。交易资金的超额利润先存入大宗商品交易基金，来监督利益分享的可操作机制。如果能先在中国有困难的贸易伙伴，如拉美非洲国家试行成功，则不难推广到俄国、澳大利亚、中东等资源输出大国。如中国牵头、多国参与的大宗商品交易基金能长期稳定运行，则中国就能破解美国的石油美元霸权，建立更稳定的国际金融秩序。这一案例说明金融工具的双刃剑特点。西方投机家可以用金融衍生品作为放大风险的投机杠杆，我们可以反其道而行，用来作为得失共享的市场稳定器。我们的出发点不是谋取自利的短期利润，而是国家间的长期互信，共同发展。
发展中国金融的理论创新和道路自信。我们从八十年代开始，就用新兴的复杂科学和经济物理研究复杂金融系统，取得世界领先的研究成果。我们在1988年首先发现经济混沌，否定弗里德曼的货币外生论；1996年从金融和宏观数据中发现色混沌的普遍证据，否定计量经济学的弗里希的噪声驱动模型和金融学法玛的有效市场理论。2002年用生灭过程分析宏观经济周期，否定卢卡斯的微观基础论，提出中观基础论，并发现期权理论的布朗运动模型是爆炸型模型，不适合描写有生机的金融市场。2015年提出代谢增长论，挑战索罗的外生增长论，罗默的内生增长论；提出经济周期波动的小波模型和金融市场价格的生灭过程，可以用股市指数定量诊断和预警市场的内生不稳定性与金融危机的发生机制。我们的研究处于演化经济学和经济物理的前沿。如果国内的经济教育能推行教学改革，我们有信心首先在中国建立后危机时代的新经济学，全面更新现有的金融理论，并把先进的复杂科学方法与大数据的金融实践相结合，占领国际金融研究的制高点。
历史上经济学的发展离不开国家的历史地位。没有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就和美国战后经济的领导地位，不可能有新古典经济学在世界经济学界的主导地位。中国经济持续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突破了人类历史上所有国家的发展记录。依据荷兰经济史家麦迪森《千年经济史》，中国1978至2010年间人均GDP增长的幅度，即中国改革开放32年间的发展，等于英国的400年、德法的260年、美国120年、日本80年的历程。如果比较中国1950至2010年间人均GDP增长的幅度，即中国60年的经济发展，相当于英法德1000年、日本470年、俄国430年，美国340年、韩国170年的发展。而中国的人口是发达国家总和的2倍、日本的11倍。这足以说明工业化、现代化的中国道路，优于西方模式和东亚模式，更新了整个世界的现代化模式。目前中国工业产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一，但是没有占领科技和金融的制高点，这样的国际地位和1900年的美国类似。
中国金融的发展目标，是和美国金融体制竞争，并占领世界金融的制高点。这可能吗？中国四大国有银行已上升为世界十大银行规模之首。中国拥有的3万亿外汇储备和上万亿美国国债，早在2008年初就让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惊呼中国金融的实力已经达到美苏冷战时期（核武器）“恐怖平衡”的格局（见美国《大西洋》杂志2008年2月的文章：Fallows, James, “The $1.4 Trillion Dollar Question,” Atlantic, Feb. 2008）。这充分说明，中国金融已经有世界上坐二望一的潜力和地位。关键第一是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是走中国自己的金融道路，还是盲从美国的金融模式。第二，发展路线决定之后，干部便是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市场如战场，怕败者必败。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中国目前流行制度决定论，似乎只要完善产权制度，金融产业将会自动升级。我的观察相反，成功的制度是胜利者的经验总结，用来保证战胜者的统治地位。德日东欧的金融体制是美国主导的制度设计，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主权，更难以挑战美国金融的霸权地位。只有中国革命诞生的新中国，有可能发展独立自主的国防和工业，才能发展独立自主的金融。其他金砖国家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远不如中国。不是他们没有金融人才，而是他们没有和美国谈判的实力。
结论
亚当·斯密开创的西方经济学建立的是经济原子论的世界观。他认为个体分工可以用市场交易的价格机制来协调，这本质上是手工作坊时代的经济学。他没有看到大工业生产和技术革命的本质是创造性毁灭，必然要求政府干预市场机制的内生不稳定性。工业化时代的产业链和生态网络是不稳定的复杂系统，社会福利不等于个体企业或个人原子的利益之和。追涨杀跌的羊群行为和金融寡头的操纵市场导致金融市场的暴涨暴跌。金融系统的功能相当于人体的血液循环系统。金融阻塞可能导致经济肌体的坏死以及生命的危机。我们研究的复杂经济学和复杂金融工程，才反映大工业的产业链和信息时代的网络经济。金融危机的深刻教训动摇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统治地位，引发全世界反思经济学的热潮。我们要发展后危机时代金融学的自主创新，就必须从批判新古典金融学的理论误区开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中国未来金融学的地位，不仅取决于中国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更取决于中国金融的世界地位。中国金融的主导部门，如果能认清西方金融理论与体制的局限，建立中国金融自主的人才培养体制，发现粟裕那样敢于用己之长攻彼之短的金融将才，打破国内金融媒体盲目崇美的学风，才能打赢国际金融竞争这一仗，帮助中国实体经济攻占科技和工业的制高点。只有树立金融全球竞争的大局观，发展中国独立自主的金融系统工程，才能真正防范金融的全球系统风险，打破美国金融寡头垄断的国际金融秩序。
我们对中国金融学和金融改革的发展前景，寄以厚望。
（感谢蔡陈菲对本文的批评建议）
责 编∕马冰莹
On China's Independent Financial Innovation in the Post-Crisis Era
—The Misconceptions of Financial Atomic Theory and the Systematic Risk of Financial Engineering
Chen Ping
Abstract: The Western economics established by Adam Smith has created the world view of the economic atomic theory. He believed that individual division of labor can be coordinated using the market price mechanism, but he did not see the destructive effect of industrial production and the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though they are essentially innovations, which inevitably requires the government to interfere with the endogenous instability of the market mechanisms. The industrial chain and ecological network in the industrial era is an unstable and complex system, and the social welfare is not equal to the sum of the interests of individual enterprises or individual atoms. The herding behavior and the manipulation by financial oligarchs lead to financial market spikes and slumps. The profound lessons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reveal the theoretical misconceptions taught by the Western mainstream financial studies. China’s financial innovation in the post-crisis era must get rid of the misconceptions of the new classical financial theory, study complex economics and financial engineering, and capture the high ground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
Keywords: economic atomic theory, complex system, systematic risk, internal instability, virtual economy
【作者简介】
陈平，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博导，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资本与社会研究所外籍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经济复杂性、宏观经济学、金融经济学、数量经济学、经济物理。主要著作有《文明分岔、经济混沌、和演化经济动力学》《Economic Complexity and Equilibrium Illusion: Essays on Market Instability and Macro Vitality》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