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国处理对外关系之构思与部署，经历了开国时“孤立主义”的闭关自守、19世纪初的门罗主义、二战后的霸权布局的演变过程。在这一纵深发展的背后，是美国对自己国力雄厚的自信心。美国21世纪的战略布局正在摸索阶段，反恐机制、应付欧佩克对石油市价之垄断、群力环保、世界扶贫工程等四项是其当务之急，但由于美国对中国的恐惧与日俱深，其未来的战略布局将仍以防范中国为主干。其原因乃在美国的外交导向过分受到国际关系学科中实力派的影响。实力派引用历史实例为依据，指出凡是崛起的新兴强权一定会与当前第一强权争夺霸主地位。但是，实力派所引用之先例全是第一次崛起的“暴发户”。而中国第一次崛起早在713～1820年之间一千多年，目前是中国第二次崛起，是复兴而非“暴发户”之行列可比。本文还引用了三个“标示”以证明中国目前之再起绝对不会导致与美国争夺霸主地位。美国未来全球布局，不应以“中国威胁论”作其大前提。
【关键词】区域布局 全球布局 独立主义 门罗主义 战略边陲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6.12.001
导言
美国立国之初选择了闭关自守，谈不上任何全球布局的构想，等它走出这个孤立主义的阴影，已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而真正开始有全球布局，则是在二战结束以后的事。这其中的渊源须稍作交代。
美国最初与外界隔绝的选择，可由华盛顿总统的惜别赠言（Farewell Address）窥得其依据。这篇演讲的主要叮嘱是：美国在自身谋求和平之同时，须切忌干预（境外）他国事务，尤不可与任何国家或集团缔结永久同盟关系。所以，美国在一度与法国在1778年联盟之后，下一次与其他国家缔结同盟关系是171年之后的北大西洋公约。这种美式孤立主义，其实并非出于消极心理，因为它到19世纪初（1823年）已演变成了很积极的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发生这一演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要防止欧洲国家插手西半球、影响美国在本地区“唯我独尊”的地位。回顾历史，我们可将门罗主义看作是美国一个早期的区域性布局。这种看法，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美国在二战后的全球布局是门罗主义从美洲推向全球的一种自然延伸。在门罗主义（甚至以前的孤立主义）和二战后美国全球霸权扩展之间，有一个隐蔽而关键的共同点，那就是美国对自己强大之国力有坚不可破的信心。正因为如此，美国才认为自己退可以闭关自守、进可以执行门罗主义。而等到二战结束美国承袭了英帝的霸主光环，这股自信心就成为美国领导全世界的精神支柱。因为二战后要对抗斯大林共产集团的挑战，所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美国领导之下应运而生。值此，美国即从19世纪独霸美洲地区的共主演变成20世纪中叶以后的全球霸主。但与英国帝国主义傲霸全球不同的是，美国没有像后者那样热衷建立一个日不落的殖民大帝国。这可说是美国比英帝高明之处：它不建立殖民帝国，但却能制定世界博弈规则，让全世界随它的音乐起舞。
另外，有鉴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专制独裁的敌人（法西斯与纳粹政权）发起的侵略战争，所以作为霸主的美国必须领导一个揭橥民主、自由的世界秩序，方能确保长期和平与稳定。因此，在布局上，二战后的美国除了要领导反共之艰巨重担外，还兼任了自己认为是推动民主、自由的一个夙夜匪懈之义勇军，甚至还充当世界警察。
美国全球布局的由来
美国二战后的霸权布局，有政治（包括军事）与经济的两方面。先谈它在政治上的布局。
要了解美国在政治上的布局，须先知道罗斯福总统的“边陲战略”（Rimland Strategy）。由于在二战期间斯大林所领导的苏联已蚕食鲸吞了东欧一大片，其势力扩张气焰已咄咄逼人。在二战尾声之际，罗斯福总统目睹欧亚两洲法西斯与纳粹势力俱已垂临败亡，而英国势力虽然已执世界牛耳一个多世纪，但在二战中已消损疲惫殆尽，所以认定战后国际秩序之领导非美国莫属。他在筹划战后秩序之布局时，深信未来对世界的威胁定必是来自邱吉尔称之为“铁幕”的共产苏联极权集团。因而采用由权威地缘政治学家斯必克曼（Nicholas Spykman）教授首创之“边陲战略”理论①。该地缘政治理论将西欧与东亚核心的中国定位为美国必须尽全力争取与笼络的东西两个战略边陲（rimland），用以帮助美国围堵地跨欧亚两洲的心脏强权——苏联——与其附庸。
此后在欧洲成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就是这个理论下的产物。其责任与功能乃在巩固西欧的边陲，以对付来自苏联共产集团的威胁。而战后东亚的中国，除了是战败日本有功劳的盟邦以外，也是美国必须扶持的另一战略边陲。其重要性是双重的：既可以帮助从东边抵制心脏强权苏联，又可看住战败后的日本，防其蠢动。也因为如此，中国必须以战胜国身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这样的安排，可说刻画出了美国准备负起战后霸主责任的一个在地缘政治上布局的轮廓。可是没有想到，4年以后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替代了其原先盟友蒋介石政府。这个转变打乱了罗斯福总统对战后国际秩序在地缘政治上布局的亚洲部分。虽然解放前的中国被美国定位为其东亚边陲，但新中国则因被华盛顿误判为苏联共产集团的延伸，而在美国战略地图上消失了30年。以下，我们还须对美国在经济上的布局作一个交代。俾使我们对美国战后布局的政、经两部分有一个全貌的认识。
二战后国际金融治理体系创立之理论基础与美国的布局
美国对战后布局的另一部分是创立战后金融治理体系。这其中牵涉到实际考虑与对历史的检讨，也有其理论的基础与用意。先谈实际考虑与对历史检讨之部分。
在二战之前，世界上并没有国际多边金融治理体系，因为那时的国际关系主要是双边关系。同时，很多西方国家都有殖民地，连美国在打赢1898年与西班牙的战争后也取得了菲律宾群岛作为它的殖民地。国际投资一类的金融关系多半是宗主国在殖民地进行的纵向经济活动。而一个宗主国与另一宗主国之间的横向投资，虽然是有，但其发生的频率与金额均微不足道。在英帝的运作下，英国的国家银行实际上行使了相当于世界银行的功能。
自工业大革命以来，世界经济史上的相关理论，可以说主要表现为保护主义（即关起国门抗拒外来产品）和自由贸易（即呼吁各国均须开门接纳外来产品）两派的抗衡②。
国际上有关经济（包括金融）秩序的变动——譬如由双边到多边、由区域性变为全球性、由依靠一个霸主的保证到以多边条约为基础而形成制度化——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终止后第二次大战爆发前的两件大事有密切关系。其一是希特勒纳粹势力的崛起，其二是20世纪30年代的全球经济大萧条。
这两件大事有其密切相连的关系。第一次大战结束后，法国与英国坚持要求在巴黎和约中规定战败的德国必须付出巨额赔偿。由于巨大的赔偿负担，德国经济很快被拖到绝境。为了履行对英法的赔款义务，德国每年必须向美国华尔街的金主作大量的借贷。而英、法两国也须依靠来自德国的赔款才有钱以分期付款方式对华尔街偿还它们在战时的贷款。这样的循环流程由于1929年华尔街股票市场发生空前崩溃遽而中断。其导致的后果是，德国借贷来源断绝，因而付不出对英法的赔偿。英法也因此无法对华尔街继续偿还它们战时借贷的分期付款。这更加深了华尔街资本短缺窘境，导致本来就受损于股票市场崩溃而特显疲软的美国经济更是雪上加霜。美国国会为了挽救此严重经济拮据，在1930年制订了《斯穆特—霍利法案》（Smoot-Hawley Act），给美国竖立了一道严密的保护主义壁垒。孰知欧洲各国为了自救，也学样纷纷设立了保护主义关卡。这一串连环行动终于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全球经济大萧条。在德国经济崩溃绝望之余，希特勒登高一呼，以必须力挽狂澜改变现状作为竞选号召，他的纳粹党遂被选为德国国会的多数党。希特勒于1933年被任命德国总理，6年后的1939年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这两件大事给世界各国政府敲响了警钟。它们意识到，原来世界各国经济是休戚相关的。无论是华尔街股市崩溃，或是德国经济被拖垮，都会波及全球经济。如一个国家树立保护主义关卡，就会刺激其他国家回以相应的关卡，遂而导致全球灾害。这种觉悟与共识，为未来建立一个崭新的国际秩序奠定了理论基础。二战结束后，战胜国不但不再要求战败国支付赔款，而且为了确保国际经济不再受累于保护主义的困扰，他们在美国领导下制订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制度——1995年被世界贸易组织（WTO）取代。
另外，自19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之后，人们得到一个启示，即国际社会需要一个机构来维护国际货币稳定性与兑换之规律，并且可以兼作一个最终应急贷款之援手（lender of last resort）。其功能是在所有国家普遍发生资金短缺时，可以注入紧急资金，使国际经济由恶性循环变成良性循环。在此共识之下，美国在布雷顿森林召开会议，塑建了一个“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 System）。这个体系包括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世界银行。其中IMF的设立，主要是为了防止世界经济大萧条悲剧的重演③。
把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和布雷顿森林体系加起来，就构成了二战后新的国际经济体系。这个体系的精神是反对保护主义而鼓励开放式自由市场。其理论基础，英文叫economictheory of peace，中文可译成开放经济的和平理论。这个理论可以用日本1941年炸珍珠港一事来作比喻的例证。日本是一个毫无天然资源的国家，这也是它发动对东亚侵略战争的一个重要借口，而为了维持其对东亚的侵略战争，需要持续有战略物资的支援。当时的东印度群岛（即今日的印尼）拥有日本急需的资源（譬如石油），但因美国那时坐镇菲律宾，正好挡住去路。1941年珍珠港事变之发生，正是日本企图以轰炸珍珠港来逼使美国由菲律宾撤退的一次冒险。抽象一点来说，如果世界上有自由市场让日本可以取得它所缺乏的天然资源，它就不须靠战争手段来取得，而且绝对比发动战争更为轻便，也不必付出那样高昂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