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推敲美国这种经济布局的真正意图
尽管如此，至于美国真正的意图，我们要等到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啸发生后，目睹了国际基金（IMF）既没有预防这次金融海啸的发生、又未能帮助全球经济复苏，才恍然大悟。原来美国当初创立IMF的真正意图，并不是任它成为调节全球金融的一个权威的机构，而是企图要它成为美国管控全球金融体系的一个工具，以保证全球的金融经济都会应美国的音乐而起舞。有了这个认识，我们才能将美国战后一切金融方面安排的布局以及之后发生的种种情况完整地串联起来。
第一，虽然说IMF要充作最终应急贷款之援手（lender of last resort），但它的总基金额仅有2500亿美元（$250 billion）。针对2008年金融海啸，欧盟提议将之增加一倍，也不过才5千亿美元。再看奥巴马总统于2009年1月对国会提出的为美国经济“救市”方案，需求之总数是25000亿，结果国会通过了8310亿（$831 billion）的拨款。相比之下，IMF的总基金额简直连小巫都算不上。IMF这种先天不足，完全是由于美国对全球金融管制要自己直接参预，决不松手。因此，它不认为IMF资金短缺是问题，就不足稀奇了。
第二，当初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成立之时，美其名曰要巩固全球货币稳定，所以各国货币统统均与美元挂钩，兑换率皆以美元作为计算之标准。美元又与黄金挂钩，1两黄金定价为35美元。在这个体系里还设立了史无前例的“加权”投票制度（weighted voting），与其他国际机构的一国一票制完全不同，这里各会员国拥有的票数多少，是依其在IMF所分摊的认股（quota）多寡而定，而认股多寡又是按每个国家经济体之大小而决定。因此，美国以其经济为世界之最，故拥有最多的票数，占全体票数的16.5%。最小的马绍尔群岛的票数，只占0.001%。加权投票制度，也等于是帮助美国确保IMF作为它对全球金融管控工具的一项法则。
第三，二战后之初期，世界各国普遍缺乏美元，美国在1947～1958年之间积极主导了美元的大量输出。杜鲁门计划与美元外援（简称美援）计划应声而起，后来，马歇尔计划再拨款170亿美元作为援助美国的欧洲盟邦（以后再加日本）经济复苏所需。一般人只认为这是应付冷战而来，实际上则是美国要借此种种办法将美元推广成全球贸易与投资的共同货币以及兑换折算的基础。它成功了④。但是，美国这一成功也是IMF在面对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无能为力的原因。
自1958年开始，其他国家的美元持有率逐渐增高，殆至1970年左右，所有外国持有的美元总数已超过美国所有。尼克松总统感到如果这些国家把它们手中持有的美元向美国要求以35元兑换一两黄金的话，美国将面临空前危机。因此，1971年，各国在美国主导下签订了斯密松协定（Smithsonian Agreement），美元与黄金以及与其他货币兑换均告脱钩。世界进入了一个自由浮动的时代，意即黄金价值和任何货币与美金之间的兑换率，均由国际市场浮动决定，不加人为管制。
IMF于1986年开始发行SDR（特别提款权），象征IMF开始有其自己发行的币制（昵称“纸金”），其价值由一个包含美金、英镑在内的一揽子储备货币来决定。1992年欧盟成立后，又开始有了欧元币制。美金虽是遭遇到竞争，但它在各种币制中仍占翘楚地位。美国仍对世界金融系统（包括布雷顿森林体系）保持以往的管控。真正受到严重挑战，要等到2015年两个崭新金融机构的出现：（a）金砖五国NDB（新发展银行）与（b）由中国推动而拥有57个创始会员国的亚洲基建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至于后者，尽管美国极力反对，仍无法阻挡那与美国最亲近的盟邦英国投资加入。继英国之后，法、德、意诸盟邦也照样跟进。之后又有澳大利亚以及韩国陆续违背美国意旨而加入了亚投行的行列。
时至今日，美国由罗斯福总统在1944年凭他的远见与信心筹划的战后美国霸权领导世界的布局，政治与经济的两部分均遭遇到种种变换，已面目全非。至于其政、军构想的部分，在西欧的边陲，由于苏联垮台，北大西洋公约虽是幸存，但没有了心脏强权苏联的威胁，其创设之初衷不复。何况欧盟之崛起已囊括了欧洲27国，西欧往日对美国的亦步亦趋已不复重见。而在东亚核心中国的这块边陲，虽经过1949~1979年的一度隔离，自尼克松要玩“中国牌”以牵制过分嚣张的苏联又重返美国的战略地图，但历经改革开放30多年来，已于几年前登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荣誉榜，中国的地位也随之剧变。何况高盛公司、座落巴黎而具有34成员国的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及很多其他分析家都异口同声地预测中国经济总量即将超过美国，而人民币也将替代美元作为世界金融制度的基础。如果属实，美国将非有其应对21世纪格局的新布局不可。
在此，为了深入追踪探讨美国自罗斯福布局以来所遭受未能预期的挫折，我们须分析美国经济近年来一蹶不振的两大导因：一是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二是2008年以前世界石油价格的飙升。
二战后布局给美国带来优势，但为何其今日经济陷入困境
罗斯福为战后而设的战略布局，一方面让美国能够主导全球行为规则的制定（譬如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加权投票制度）；另一方面是让美元变成世界金融经济的共同货币，已如上述。还须加一点，那就是二战后的美国还兼任了自己认为是鼓动民主、自由的一个夙夜匪懈之义勇军。这一点对美国在金融经济上的好处，并非显而易见。有人说，因为美国不遗余力地标榜民主自由，所以世界上任何地方发生动乱，当地有钱人一定携带他们的财富逃来美国。这话乍听起来似乎是无稽之谈，但仔细观察，也不无实例可佐证它的几分真实性。不用说太早以前，就算最近20年来东欧与北非的“颜色革命”以及中东（譬如伊拉克与叙利亚）动乱诸例，几乎没有一次不是当地的有钱人带了他们的财富跑到美国避乱。不仅如此，自从中国开始富起来之后，一方面有诸多“裸官”将大量不义之财交由家人悄悄挪出国门，最常见的仍是投向美国；另一方面有某些暴发户个人出于莫名的原因不甘藏富于国内，而向国外转移巨额财富，也多半是以美国为资金歇脚的目的地。（当然也有若干中国有钱人带了财富来美国并取得美国公民身份，但发觉美国征税查税过于苛严，所以为了财富保值宁可放弃公民身份而远走他乡或者返回中国。）
我们在前面说起，战后美国认为在它的霸权之下除了标榜民主自由之外，尚须自己充当全世界警察的角色。有鉴于以上动乱地区有钱人纷纷携带他们的财富竞相来至美国的实例，所以美国标榜民主自由对自己的实质好处是见效了。但是，充当全球警察一角，其所遭遇的结果，尤其是在冷战终止后，不尽理想。在索马里、海地、波斯尼亚与科索沃的事件中，美国的干预虽然没有具体的成果，但也无伤大雅，但美国插手阿富汗与伊拉克的军事干涉，却遭遇到难言之隐。丧兵折将以外，最讽刺的是，美军要打退堂鼓都找不到体面撤军的台阶下⑤。所以，我们对未来美国的布局是否仍对充作世界警察有同样的热心，可以存疑。
尽管美国二战后的布局使自己的国际安全有了保障，但当初布局的构想，从来没有任何应付恐怖袭击之心理准备。故“9·11”恐袭将空前动乱带来美国本土，产生的惨重后果至多。包括严重地创伤了美国经济，令其一时无法转圜。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为了防止经济不断衰退，采取了连续13次降息措施，最后把美国联邦基金利率降到1%。孰料这些措施为美国带来更大的伤害。由于利率大量降低，造成大众借贷来抢购房地产的异常现象。同时也招来很多国外资本注入美国大炒房地产。房地产泡沫以及次贷危机问题，都是由此衍生而来。回头来看，我们可以说，由于美国从未遭遇过像“9·11”这样的事件，所以金融界过分反应，造成银行过分放宽房屋借贷标准，几乎对申请贷款者来者不拒。银行也知道如果太多借款人偿还不出他们的贷款的话，银行自己将面临资金周转危机。所以，这些银行与放贷公司早已将放贷打包，转卖给了半官方的房利美（Fannie Mae）与房地美（Freddie Mac）两大公司。没想到点滴水渠聚集成河，而河川汇集，终成汪洋大灾。房利美与房地美两家公司因累积呆账高达50亿美元之多而被政府接管，成为华尔街崩溃倒闭之先声。
除“9·11”以外，另一使美国经济瘫痪的变数，则是21世纪初的石油价格飙涨。本来在此以前，石油价格已居高不下，害及很多行业，尤以航空业与旅游业为最。为了缩减成本，很多公司只好裁员节流，引起失业率上升。到了2008年7月，国际原油价格却飙涨至每桶147美元。美国经济因此遭遇莫大的挫折，失业率更直线拉高，银行呆账急剧上升。投资银行本来习惯玩耍杠杆游戏，譬如以1块钱抵押就可以借贷30块钱，形同走钢索，而石油价格飙升的效果，如同将走钢索人手上的平衡棒打掉了一般。这一切积累效果导致华尔街无法收拾，终于造成2008年的崩溃，引起全球的金融海啸。
可是有一件事令人困惑。即自1500年以来，西方国家一直控制了世界石油市场定价，为什么偏偏现在出了问题？要知道此答案，我们必须先知道近代国际法上的一个悄然但重要的演变。因为很少人抓住此中奥秘，所以需要略加解释。
在历史上，国际法中的主权观念始终是指一个国家在政治意义上的自主性，并不涵盖经济上的自主性。正是因为如此，西方国家才得以控制中东地区石油资源。西方所谓的“七姐妹”⑥才能来此开采这些资源，然后将生产的石油产品卖到世界各地。这“七姐妹”也垄断了石油定价权。可是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由于现代国际法接受民族自决权，而且将它定为一个“人权”，大量的新兴国家在挣脱西方国家的殖民控制后，纷纷参加了国际社会的各种活动。由于他们的鼓动，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天然资源的永久主权》决议案。从此，在本来只是政治意义上的主权之外，又增加了经济意义的主权，从而在国际法上建立了经济主权的观念，因而一个国家对其土地上的天然资源拥有其绝对自主的权利。这表明了一个资源拥有国为了“公共目的”有“国有化、没收、征收”它拥有之资源的权利。
这一发展，对于西方石油公司一向基于“屈让”（capitulation）老观念而取得的采油权造成莫大威胁⑦。西方石油公司为图求存，纷纷与当地国签订了共同“参预”协议（譬如与沙特阿拉伯石油公司以及科威特的英国石油公司签订的协议）。某些协议还允许当地国政府拥有51%比率的利润分享⑧。此后，这种拥有石油的当地国之“参预”权得到延伸，甚至让它们可以决定石油在世界市场的售价。我们熟悉的OPEC，虽然名称是石油输出国组织，但实际上是拥有石油当地国的组织。它成立于1960年，自1974年开始，中东石油的卖价就全权由OPEC（而非西方“七姐妹”）绝对掌握。从此，石油市场永无宁日。这就是世界上第一次能源（石油）危机在1974年爆发的重要原因。
从1971年到1973年底，波斯湾的原油从每桶1.8美元涨到每桶11.65美元；到了1982年已涨到每桶40美元。而在2000年后，原油价格很少低过每桶60美元。到了2008年7月原油价格居然涨到每桶147美元，这是史无前例的。
分析以上（“9·11”恐袭）的突发事件和石油价格失控的两大变数，我们不难发现它们之间有一共同点。那就是它们幕后的策动者都是中东的某些极端势力。在炸毁纽约世贸中心大楼和促成华尔街崩溃方面，这些势力均达到了它们的目的。如果可以这样下结论的话，那么为什么这些人会如此痛恨美国乃至要摧毁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纽约世贸大楼与华尔街都是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最显著的象征）？如果我们试从某些中东阿拉伯人视角观之，最可能的解释是，他们认为美国对中东阿拉伯与以色列的政策过于偏颇，以至伤及阿拉伯人权益。如这个揣测属实，也许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为何奥巴马总统上任后给予中东问题特别优先关注，甚至不惮重提自1947年以来就被搁置的巴勒斯坦建国这一敏感议案。
理解这些演变与复杂背景，我们就会发现，罗斯福为二战以后制定的战略布局已无法适合“后冷战”时代所需。美国对于21世纪应有怎样的新布局，似乎尚在摸索之中，但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已有足够依据可以基本认定美国未来应该关注的事项，大约可以归纳为四点：控制世界石油的稳定；制约国际恐怖主义者之行动；参与世界扶贫工程；在环保方面作出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