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导致国家间和国家内部产生两极分化现象，各国利益和诉求分歧严重，国家间竞争日趋激烈，而且全球性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产生叠加效应，国家内部政治、社会矛盾凸显。在这一过程中，传统的国际规则和观念受到冲击，联合国作为国际权力中心的地位受到削弱，二战后建立的国际体制面临调整。
21世纪以来，世界产生了新的安全问题，就是恐怖主义的兴盛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产生。在全球化导致的贫富两极分化，金融危机又进一步加重分化程度，和美国等西方国家奉行不计后果的干预政策，以及文化理念冲突等多重因素作用下，恐怖主义呈井喷之势，成为一个世界性安全问题。恐怖组织不仅向自主化、分散化、多样化和网络化方向发展，而且出现恐怖组织建立了一个横跨伊拉克和叙利亚，占地面积二十余万平方公里和一千多万人口的“伊斯兰国家”的极端现象。此外，全球化和新技术革命在惠及人类的同时，也给人类生存和发展带来了非传统安全问题：网络安全、核安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公共卫生安全和跨国犯罪等。这些新出现的世界性安全问题，深刻冲击着人们的安全观念和现有国际安全机制，国际安全机制面临着调整和完善。
在新的世界格局、形势、观念影响下，无论一国或集团力量多强，凭一己之力再也无法或难以解决世界性问题和难题，这对美国以前凭借自身强大实力寻求对国际事务主导和对国际秩序控制的逻辑与实践带来挑战。无论是G20取代G7承担起对全球经济、贸易、金融、环境、能源等领域的治理角色，美国通过与中国等主要经济体寻求妥协，促成巴黎气候变化大会最终达成《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还是联合国在打击恐怖主义、核安全、防扩散等安全领域达成一系列协议和安排，都反映了美国必须与他国特别是大国协商并取得妥协，才能重塑国际秩序的现实。
但是，以保持和巩固世界领导地位为其全球战略，并一直保有这个特殊地位也习惯于领导世界的美国，绝不甘心失去或削弱世界领导地位。正如《2010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所言，“我们的国家安全战略是重振美国的领导地位”“塑造能够应对当前时代挑战的国际秩序”“唯有如此，才能在二十一世纪更富有成效地推进美国的利益”。因此，在新的战略格局和形势下，美国仍然努力寻求主导国际秩序的调整，维持其制度霸权。美国不仅在联合国改革问题上保持着强大影响力，推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方案向对美国有利的方向发展，而且仍然把持着对“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的最大发言权，并主导了反恐、防扩散和核安全等安全领域协议、安排的达成。为了应对新兴国家对其全球和地区经济主导权的挑战，近年来美国以自己的经济理念和标准，推出了“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自贸区协议”（TTIP），覆盖了亚太和欧洲39个国家、经济总量占世界近百分之七十的区域，从而将世界主要贸易区均纳入美国领导下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中。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达成后，奥巴马发出了“美国不能让中国等国家书写全球贸易规则，美国必须制定这些规则”的心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