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传统社会治理方式不断转变，新的社会组织逐步发育成长
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是通过遍布基层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农村是集体经济组织）将社会成员组织起来（无单位人员由街道、居委会负责），为他们提供包括生、老、病、死在内的全部生活保障，“单位”作为行政机构的延伸，对经济、社会、文化等事务进行全方位管理，每个人的工作和生活都全部从属于单位，并没有独立的“社会空间”。这种管理方式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能有效维持社会秩序，适应了当时的国家战略需要。但是，个人仅仅在单位范围内按照行政指令工作甚至生活，积极性和创造性受到极大抑制，社会活力明显不足。
改革开放以后，就业自主化、住房商品化、社会保障社会化等改革逐步将办社会职能从单位中分离出来，单位逐渐收缩为工作场所。随着收入水平和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个人可自由支配的时间、资源和空间不断扩大，有愿望也有条件在单位之外更广泛地参与社会生活。与此同时，在单位之外，逐渐涌现出按“非单位”的方式进行管理的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还出现了一些“无单位”的自由职业者，对这些人的组织和管理，需要有新的机制。总之，在单位体制之外，逐渐发育出自主的社会空间，在强烈的社会治理需求推动下，作为对单位的替代或补充，一些新的社会组织逐步发育、成长和发展起来。这其中包括：
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改革开放以后，城乡社区逐步建立了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自治组织，履行基层自我管理、服务职能。在分离单位办社会职能过程中，由于新建立的社会保障经办机构没有基层组织网络，特别是面对城镇低保对象、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以及退休职工时，很难开展工作，各地探索将社会保障管理服务职能放到社区，取得了较好效果。目前城乡社区已承担起包括矛盾调处、社会保障、文化教育、人口就业、计划生育等在内的几十种管理服务职能。
民间组织。一些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开始出现，首先是文革中被解散的学术团体迅速恢复，随着经济活动不断活跃，各种行业协会快速发展，有的承接了政府行业管理职能，中介组织不断涌现；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出现了基金会一类的民间资助机构；在社会事业体制改革中，提供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等服务的民办事业单位快速发展。为规范管理，有关部门将这些社会组织划分为民办非企业、社会团体、基金会三类，统称为民间组织统一管理。
群众团体。在各类社会组织中，有一类基于成员共同身份、作为党和政府联系群众桥梁和纽带的群众团体，在改革开放后逐步得到规范和发展，包括作为政协成员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等八大人民团体和25家由国务院批准的免登记团体，如文联、作协等及其基层组织。这些组织逐渐转变职能，依托发达的组织网络，不断发挥服务群众、反映群众诉求的作用，适应了新的社会治理要求。
各类非正式组织。在社会交往需求的推动下，一些个体基于共同兴趣、爱好、价值理念以及共同需要自发成立了各类非正式组织，比如合唱队、读书会、车友会、学生社团、沙龙等，它们为社会成员提供了相互交往的平台，虽然自身没有法律身份，但是形式灵活，具有较强的针对性，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程度高，成为社会治理中重要力量构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