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社会自治程度还难以完全适应政府职能转变和社会治理新要求
群众自我组织行为不活跃
一是社会参与意识弱。我国虽然自古以来就有自我组织、互助共济的传统，但更多限于血缘、地缘意义上的社会交往，并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自治机制。计划经济时期，个体之间通过职业和单位联系起来，形成了浓厚的“单位”意识。改革开放以来，虽然社会关系更丰富了，但在社会交往中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基于血缘、地缘、业缘的熟人交往，相比较而言，陌生人之间的自主交往活动并不活跃。以社区为例，虽然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与所在社区发生联系，但是生活在社区中的居民却普遍缺乏社区认同，相互之间的社会联系淡薄。此前所开展的调查发现，目前社区内的群众组织虽然数量不少，但大多由居委会成员或离退休人员发起，在职人员参与较少。
二是存在体制性障碍。目前，我国对社会组织实行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双重管理的体制，在治理能力不足的情况下，业务主管单位为减轻日常管理难度，在准入环节设置较高门槛。然而，正在发育中的社会组织往往由于缺少充足的社会资源支撑，而达不到准入标准，有的只能以企业法人身份注册，有的挂靠在政府或者单位下面，更多以“地下组织”的形式存在，抑制了社会组织的更好发育。同时，历史上发生的几次治理整顿，某种程度上导致了社会组织曲折发展，由于社会组织发育良莠不齐，有的管理不规范，还存在少数非法组织从事特定政治活动，危害了国家安全，这难免会进一步导致国家对社会组织进行更为严格的管控。
现有社会组织发展存在不少问题
一是自主管理能力弱。许多社会组织在发展初期要么依托政府的组织资源，成为政府机构的延伸，要么通过市场手段集聚社会资源，从事着与企业一致的营利行为，却享受着社会组织的优惠政策，这种依附政府或市场的特征使得组织缺乏自主性。组织内部普遍没有建立法人治理结构，没有形成自我约束、自我管理的有效机制，有的行政化严重，有的管理很不规范。
二是一些社会组织职能错位。有的群团组织把自己定位为行政机关，不懂也不会组织和动员群众，有的固守在单位体制框架内开展工作，对群众需求的回应不足，对单位外的群众覆盖不足，有的满足于搞“盆景工程”或自娱自乐，有的以联系群团干部、明星模范代替联系群众。由于政府职能没有转变，城乡社区自治组织承担了较多的行政事务，反而没有精力引导社区群众开展各类自治活动。
三是政府管理服务体系不完善。我国在特定历史时期针对社会组织建立的管理制度，存在不少权宜之计和政策模糊地带，已经很不适应当前的各种现实形势。比如民办非企业、基金会以及各类非正式组织没有合适的法人形式，双重管理体制亟待调整，对作为社会组织主要实现形式的非营利组织还没有系统的管理办法，各类非正式组织没有纳入政府管理视野，政府对社会组织的扶持政策不到位，等等。
不能适应政府职能转变和社会治理新要求
当前，全面深化改革正在向调整政府、市场、社会关系的环节推进，核心是转变政府职能，方向是政府从公民能够自主决定、市场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社会能够自律管理的领域退出。但是，由于社会自治机制不够充分，对政府转移出来的社会能够自律管理的职能，还没有很好的承接方式，反而导致政府不能从纷繁复杂的社会事务中解脱出来，导致政府不能集中精力做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等工作。
另一方面，社会本身也在经历着深刻的变化，呈现新的特征。一是原子社会。根据有关研究，传统“单位”覆盖的从业人员已经收缩到城镇从业人员的25%左右，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原子化的个体，分散在社会各个角落。二是陌生社会。随着就业方式多样化，越来越多的人处在陌生的社会联系中，彼此缺乏信任。三是多元社会。社会需求呈现个性化、多样化、差别化的特征，难以充分回应。四是开放社会。人口在城乡、区域、不同职业、国际国内之间快速流动，管理难度增大。五是网络社会。互联网的发展扩大了交往空间，降低了交往成本，也在现实社会之外形成了虚拟的社会联系，带来了新的管理问题。六是风险社会。随着社会分工深化和人口异质性增加，社会风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提高。面对社会新特征，如果不加强社会自治，任何管理方式都难以适应如此复杂的社会成员的组织和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