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缘起：陷阱和高墙
2010年笔者参加了一项关于“中国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该项研究是由中央领导交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承担的。开展研究的背景是当时中国的人均收入已经达到世行标准的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 。而一种流行的说法是当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就有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难以再继续上升到高收入水平。中国是否也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经常用来描述“中等收入陷阱”现象的是拉美等国家的情景，它们大都有过快速增长、又长期处于停滞的经历。例如阿根廷的人均收入从20世纪50年代初的5000元左右一路上升到70年代初的8000元左右，然而从1974年到1996年，其人均收入起起落落、跌跌撞撞，在长达20多年时间内一直处于6000～8000元的区间之中。类似的情况有巴西的1980～1995年（5195元）、墨西哥的1981～1998年（6717元）和智利1971～1988年（5597元） 。
世界银行2007年的一份报告中分析了“中等收入陷阱”的现象。报告认为，一国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发展机制与实现起飞的机制有着根本的区别，进入高收入所需要的制度、战略和政策更复杂、更具挑战性。因此，虽然不少国家能够打破最初的贫困陷阱、实现起飞并非常迅速地达到中等收入阶段，但只有很少的国家能够跨越这个阶段，而是常常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Gill and Kharas，2007）。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明确区分了两种不同经济增长速度回落情景，前者是一国的工业化没有正常持续进行的状态，人均收入在4000～7000国际元（报告称之为“陷阱”）；后者是工业化高速发展阶段基本结束、后发优势基本释放的状态，人均收入为11000国际元左右（报告称之为“高墙”）（刘世锦等，2011）。
报告指出，拉美等地区的国家之所以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根本原因是其工业化基本架构存在重大缺陷，导致后发优势未能充分发挥、工业化和高速增长过程难以持续进行。报告认为中国不会落入拉美国家类型的“中等收入陷阱”，对中国构成“真实挑战”的是其工业化高速发展阶段基本结束、后发优势基本释放后，能否成功地实现转型升级，像德、日、韩等国一样跨越“高收入之墙” 。
报告还根据德、日、韩等发达经济体的经验，预测在2015年前后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会下一个台阶，实际GDP增速将从“十二五”（2011～2015年）时期的年均9.7%下降到“十三五”（2016～2020年）时期的6.5%。考虑2010年中国经济增速高达10.6%，而且在2001～2010年这十年间也基本上一直保持着两位数的高增速。研究在当时就提出中国未来经济增长速度会下滑，并预判了下降的时点和幅度。在事后看来，这些预判有着惊人的准确性。有鉴于此，此项研究成果获得了“孙冶方经济学奖”和“中国发展研究奖特等奖”等殊荣。
当然，任何研究有独到成功之处，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不足。对于此项研究而言，较多的质疑集中在：一是依据的国际经验仅限日、德、韩等几个经济体，样本数量太少，使得总结出的“挤压式增长”和“经济增速下台阶”等“典型化事实”其实并没有那样“典型”，有限的样本也难以支撑起严格的计量检验。二是预测只根据国际经验作简单的类比外推，考虑到不同国家在各自经济增速下滑时所处时代不同，国际环境、资源禀赋和技术条件等都存在很大的差异，简单类比的方法不免有“刻舟求剑”的嫌疑，存在不小的主观性和偶然性。因此，相对于较为粗疏的理论框架和预测方法而言，此项研究的问题不在于预测结果的准确度太低，而是太高，如此高的准确度可能更多地要归因于运气和巧合，而不仅是理论的合理性和方法的有效性。
尽管如此，研究敏锐地观察到德、日、韩等经济体在高速增长阶段结束时的一致性，其人均收入水平分别在德国10440元（1969年）、日本11145元（1974年）和韩国10974元（1994年）（刘世锦等，2011：10），且均处于工业比重达到峰值后逐渐下降、城市化步伐放缓的局面。如上所述，不同国家的发展情况千差万别，其工业化和城市化发生阶段转换、经济增速明显下降的时间也存在不小的跨度，但为什么会有如此一致的人均收入水平呢？这也许不完全是巧合所能解释的，应需要得到更深入的探究。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中国确实遵循的是德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经济体类似的发展路径，那么目前中国的战略、体制和政策与当年的德日韩台等经济体又存在哪些相同和不同之处？中国是否也能像这些经济体一样顺利地完成经济增速下台阶的过程、实现转型升级而跨越高收入之墙呢？报告并未给出明确的回答。事实上，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的逐步下滑，对于中国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仍然不绝于耳，可谓“树欲静而风不止”。因此，无论是冠以“陷阱”还是“高墙”的名称，中国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否可持续，仍然是亟待进一步探索的重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