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未尽的讨论
以上就是笔者在2013年完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招标课题“中国迈向高收入过程中的现代化转型研究”时的大致想法和结论，也是本书的主要内容和观点。
完成课题报告以后，笔者继续着对相关问题的思考。笔者日益发现，无论是运用“社会系统分化理论”还是“现代化转型理论”，上述研究的方法和结论其实隐含着一个前提，即均意味着“中国会逐步走向一条由西方经验所导致的发展道路”。这其实是一个韦伯式的命题，那就是“为什么西方独特的发展经验和道路，会具有普世性的价值和意义”？韦伯在《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的引言中曾经问到：“究竟哪些情势一起作用，导致了那些在西方，并且仅仅在西方这里，才出现的文化现象——而这些现象，至少我们通常都以为，它们的发展具有普遍的意义和效力?”
如果不假思索地认为中国必然会遵循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经验所总结出来的社会演进模式，并由此来推断中国未来的进程和应该做出的转变，这是不是又成为另一种类型的“刻舟求剑”呢？
西方国家功能式分化的社会，是建立在其个人主义传统之上的，整个社会的制度安排和运行都基于个人权利的基础。在这种文化传统和相应的制度安排下，每个个体都是社会的完整缩影，都有其内在的权利和责任，仅凭个人串联着互相分立的经济领域、社会领域、宗教领域和政治领域 。就像费孝通先生所采用的经典比喻，西方社会就像捆柴，单个个体就是一根根的柴火，再由若干根柴火组成一捆一捆的捆柴（即一个个社会团体）。每个社会团体同样具有个人权利衍生出来的权利和责任，不同的社会团体之间形成相对分明的界限，因此社会的结构是一个团体格局。这种基于个人权利而形成的团体格局，对于功能式分化现代社会的产生具有重要的影响。而西方之所以会逐步演变成这种基于个人权利和团体格局而导致的功能分化式现代社会，与其所秉持的救赎和求知两大终极价值、独特的历史进程等一系列因素密不可分 。
而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下，个人是社会关系网的中心点，而非孤立的个体。中国的社会关系就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其关系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人会与所处圈子中心的人发生联系（即所谓关系），联系的紧密程度和所遵循的规则取决于处于不同圈层的人与中心的人远近程度，即血缘和亲缘等关系的密切程度，这种关系的远近程度是儒家通常所称的人伦。中国社会结构就是这样一个个人的社会关系共同交织所组成的差序格局 。
很显然，不同的文化传统生成不同的观念和制度，一个社会的分化模式不可避免地也会受到其文化传统的影响。在中国这种“关系主义”和“差序格局”的特征下，中国一定会向着那种“功能分化”式的社会演变方式前进吗？这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从增长、分工和分化的理论视角来看，如果“要维持经济持续增长需要分工持续深化，而要推动分工持续深化则需要社会由层级式分化转向功能式分化”的逻辑命题成立，从而推出“中国要实现经济增长和分工的持续深化，也需要转向功能式分化的社会”的结论，那么在“差序格局”和“关系主义”的文化传统下，中国的功能式分化又该如何具体实现呢？换言之，中国式的功能分化社会又表现出哪些与西方不同的特征呢？这同样是悬而未决的问题。
至此，为了回答“中国能否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收入国家”这个问题，从“增长”、“分工”一路追踪到“分化”、“现代化转型”，再继续讨论到“社会格局”和“文化传统”，似乎已经离开最初的问题太远了。根据推算，2015年中国人均GDP已达到11772国际元，已经超过了前述“高收入之墙”的11000国际元标准。即使根据当年价美元计算，2015年中国人均GDP也达到了8000美元左右，也有学者认为中国最早在2020年、最晚也会在2022年能够跻身世界银行设下的高收入国家行列，看起来“中国能否迈入高收入国家”，已经是一个即将由事实所验证、无需再多加讨论的问题了。
然而笔者却没有这样乐观，无论是中等收入陷阱还是高收入之墙，其标准仅仅只是几个数值，更为重要的是数字背后所反映的观念和制度的变化。正如书中所言，“中国迈向高收入，本质上是其现代化转型的一个环节”，而中国的现代化转型，目前依然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中国现代化转型的目标，即“中国的现代文明秩序的建构”（金耀基语），仍然任重而道远。即使从经济领域来看，随着经济增速的下降和增长模式的变化，过去三十多年高歌猛进的发展阶段已经结束，中国这艘大船逐渐离开了原有的航道，来到了一片真正未知的水域，未来的征程必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风险和不确定性，需要继续展开探索。同样如上所述，从“增长”、“分工”、“分化”到“现代化转型”的探讨依然没有结束，中国在自身传统下是否应该、以及如何能够走向功能式分化现代社会的道路仍然有待研究。从更深层次来看，中国如何在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大背景下，在中西观念、制度和器物碰撞的过程中实现“以古引今、以中化西” ，真正解决“孔子+马克思” 的难题，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转型之路，也许还需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努力。
最后，笔者要感谢对形成这本小书有帮助的诸位同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负责“中等收入陷阱”课题的刘世锦研究员和参与课题的各位同事，指导招标课题“中国迈向高收入过程中的现代化转型研究”的张军扩研究员、侯永志研究员和高世楫研究员，以及参与课题的清华大学唐文明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柯荣住博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何宇鹏研究员和王列军副研究员，尤其是中国发展出版社的美意和编辑宋东坡先生一直以来的包容和督促，才使得笔者有机会不揣浅陋将这本小书献于读者。
现在来看三年前的文字，相比于想要论述的宏大内容，书中的概念、分析框架、论证和结论都不免显得粗疏。而且笔者自己的观点在这三年思考中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之所以把这些远非成熟的当初想法付之成书，是自认为书中所论述的从“分工和分化”的视角来看待“中国迈向高收入和现代化转型”，还有一点创新之处和可取之意，希望能有益于读者，并对相关的讨论提供自己微薄的贡献。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文是作者新著《迈向高收入：分工、分化与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一书的“导言”部分，标题《陷阱和高墙：中国的现代化转型》系本公号编辑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