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塔斯社北京分社社长安德烈·基里洛夫。资料图片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威尔·来普利在北京的一家饭店里，用平板电脑点菜和结账。资料图片
1976年，在北京留学的约尼·埃林（右一）与法国同学（左二）一起去农民家里半工半读。资料图片
今年3月，德国《世界报》驻华记者约尼·埃林在北京市大兴区采访建设中的北京新机场。资料图片
南非ETV电视台驻华首席记者钟贝利。 资料图片
巴基斯坦联合通讯社前驻华记者马苏德·萨塔尔·汗在西藏米拉山口留影。资料图片
珍藏那支红色铅笔
——访俄罗斯塔斯社北京分社社长安德烈·基里洛夫
记者 张光政
“常驻中国的记者不能局限于读报和参加新闻发布会，要一头扎进采访，还要有很高的中文素养和国情知识储备。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现在发生的一切。”俄罗斯塔斯社北京分社社长安德烈·基里洛夫近日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坦言。他的办公室桌上放着一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旁边还有一本《中国历史》。
2013年3月19日，习近平主席在出访前夕接受了金砖国家媒体联合采访。这是他就任国家主席之后首次接受外媒采访。塔斯社第一副社长米哈伊尔·古斯曼和基里洛夫代表俄罗斯媒体参加了联合采访。
“倾听超过13亿人口的大国领导人的声音，并传递给自己的国家，这是重大的责任。”基里洛夫说，为了完成好这项采访任务，他们提前进行了精心准备。采访当天上午10时，记者们进入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基里洛夫说：“习主席已经站在那里，面带微笑，和大家一一握手。他的手很温暖。”习主席对中俄关系的高度重视和积极评价给基里洛夫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基里洛夫了解到，习主席年轻时读过很多俄罗斯作家的作品，像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涅克拉索夫、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他们的书给他带来了很深的影响。
塔斯社全面报道了习主席的采访内容，稿件被俄媒体广泛转载。“这次采访很成功，很多朋友都打电话来祝贺我们！”基里洛夫兴奋地说。如今，在基里洛夫的办公室里一个很显眼的位置，陈列着一支红色铅笔，这是习主席接受金砖国家媒体联合采访时使用过的。基里洛夫说：“这支铅笔是历史的见证。”
基里洛夫表示，俄罗斯已经形成了“中国热”。过去，俄罗斯人主要对中国的武术、风水等感兴趣，如今，他们越来越关注中国经济，因为全球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经济走势。“我毫不怀疑，中国有能力确保经济总量的增长和经济质量的提高，尽管完成这一任务并不是轻松的事情。”基里洛夫说，塔斯社尽可能充分地向俄罗斯人介绍中国在各领域取得的成就。
2014年，基里洛夫参加了人民日报社和塔斯社在黑龙江省联合举办的“龙江行”中俄主流媒体大型联合采访活动，走访了黑龙江省的黑河、哈尔滨、牡丹江、绥芬河、东宁等地。“这样的联合采访活动加深了俄罗斯记者对中国经济发展特色的认知，使我们触摸到了俄中经贸合作的脉搏。”基里洛夫表示，俄中两国边境地区的居民比邻而居，但彼此间的了解相当少，双方都想了解对方的情况，因此，今后两国应该开展更多类似的媒体合作。
基里洛夫还注意到，现在，大多数去俄罗斯旅游的中国人都会去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还有不少人选择去伏尔加河坐船，或是去西伯利亚原始森林狩猎，索契和贝加尔湖也是热门景点。中国游客还对俄罗斯的红色旅游线路很感兴趣。“俄中两国很多人都还没有机会到访对方国家，两国记者应该尽可能全面、客观地介绍对方国家，这是我们的社会责任。”基里洛夫说。
曾经梦想飞鸽自行车
——访德国《世界报》驻华记者约尼·埃林
记者 黄发红
德国《世界报》、奥地利《标准报》驻华记者约尼·埃林对中国的认识，开始于布票、粮票、工业票的时代。1975年，中德建交3年后，埃林获得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的奖学金资助，和另外12名德国学生一起到北京大学和北京语言学院（即北京语言大学前身）学习汉语、历史和哲学。
“我最早学会的一个汉语词汇是‘没有’”，埃林说着一口流利的汉语，在他的记忆里，那时的中国物资匮乏，商品凭票供应。尽管每月150元的奖学金不算少，但很多他想买的东西却都“没有”。
埃林很想买一辆飞鸽牌自行车。拿到工业票后，他跑到北京四道口百货商店，花一个月的奖学金买走了货架上3辆自行车中的一辆。“不久前，我在潘家园古玩市场又找到了同款式的飞鸽牌自行车，现在要卖到1500元。”埃林感慨道。后来，埃林成为德国《世界报》的记者，并曾经作为中央编译局的德语专家、德国杜伊斯堡和中国武汉友好城市建设的联络员多次来华工作，并娶了一位中国太太。1997年底，埃林来到北京担任《世界报》驻华记者。
中国的快速发展让埃林难以想象。埃林回忆，他在北京上学期间，德国曾在北京举办过一次工业技术展。来华参展的德国企业向观展的北京市民发放免费的广告塑料袋。当时，塑料袋还是个新奇东西，人们都排着队去领。“现在，中国政府为了保护环境，早就颁布了‘限塑令’，减少白色污染。”
更快的变化来自当今中国的互联网领域。“购物、打车、订外卖，用手机都能搞定，现在，中国人的生活太方便了。” 然而，埃林并不是这些互联网应用的忠实用户。像大多数德国人一样，他更偏爱传统的生活方式。埃林手指向咖啡店书架上的书，担忧地说，“如果大家都在书店挑书，回家再到网上用更低的价格买书，书店还怎么生存？”在他看来，互联网外卖、互联网打车给人们生活带来了更多便利，但也存在着管理和服务上的不足，需要加以规范。
也有让埃林特别满意的公共服务——中国的高铁。“很方便！很方便！”埃林不断称赞。有一次埃林去浙江嘉兴采访，回来时延误了预定的航班。他就去了火车站。车站工作人员告诉他还有票。埃林很高兴，当即买票上车，7个小时后就回到了北京。
埃林告诉记者，并不是先有“德国制造”这个名号，而是诸多的德国知名品牌、高品质产品撑起了“德国制造”的声誉。“这对中国也同样适用，阿里巴巴、中国高铁等在世界上都很有名。只有这样的企业和品牌越来越多，‘中国制造’才能获得更多认可。”
40多年来，埃林亲眼见证了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刚到中国时，我们满心好奇，中国发生的一切只对这个国家有影响，和我们无关。今天，中国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世界的目光，它影响的是整个世界，关乎着每个国家的利益。”埃林说，“世界在用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心态在看中国，中国也在用全新的姿态拥抱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