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是以“善治”为核心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治理所要实现的重要目标之一，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决定因素。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20次提到“公平”一词，充分说明公平在现代治理理论与实践中的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新年贺词中明确指出，“推进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要让国家变得更加富强、让社会变得更加公平正义、让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 2015年4月28日，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要始终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而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中，也对“机会公平”“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等有所论述。此前发布的“十三五”规划纲要中，则进一步地提出“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实际出发，把握发展新特征，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当前，测度中国县市经济社会公平度现状，总结县域地区在公平发展方面的成功经验，发现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对于了解和改善中国县域地区经济社会公平程度，以及推进整个国家经济社会更加公平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这也是我们在过去一段时期一直坚持对县市经济社会公平度展开测评的主要初衷。同时，处于省（直辖市、自治区）和县市之间的地市一级，在区域经济调控、要素资源配置、产业结构调整、城乡发展统筹等方面有着异常重要的作用和地位，对其经济社会公平程度的研究和评价同样不可忽视、不可或缺。
“十二五”时期，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云南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云南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努力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攻坚克难、保持定力，统筹推进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各方面工作。
“十二五”期间，云南省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强化经济形势研判，及时出台稳增长27条政策措施，持续加强稳增长督查。全力实施“四个一百”重点建设项目，推动产业结构向开放型、创新型和高端化、信息化、绿色化转变。聚焦主导产业发展，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巩固提升烟草、电力等优势产业，大力培育新兴产业。惠农政策落实力度加大，高原特色现代农业加快发展，高原粮仓、特色经作、山地牧业等稳步发展。并且坚持把脱贫攻坚作为最大的民生工程，以4个片区区域扶贫攻坚为重点，实施精准扶贫，各方面积极开展工作，保证了“十二五”的圆满收官，为“十三五”顺利开局和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
就未来一段时期，对云南省而言，实现经济社会跨越发展、边疆繁荣稳定、民族团结进步，需继续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努力保持经济较快发展；需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使发展更有效率、更可持续；需坚持以人为本，把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需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保持和扩大云南的生态优势；更需通过推进经济社会更加健康、公平地发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加快推进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与支撑。
人民论坛测评中心在所构建的以县市为测度单位的经济社会公平度测评理论模型基础上，通过对具体指标进行进一步修正和完善，建立了中国地方经济社会公平度评价体系。现根据2014年云南统计年鉴等提供的公开统计数据，对云南省16地市（州）的经济社会公平度进行了测评、排名、比较和进一步分析。我们寄希望于通过这种系统性的研究，对各地市（州）“十二五”时期推进经济社会公平发展的主要做法、有效经验给予一定的展现。当然，因为这里是以2013年的相关数据为基础来实施测评，以至于测评结果与当前各地市（州）的基本情况难免存在偏差。因此，我们更多期待的是通过这种方式的测评和比较分析，为各地市（州）在“十三五”时期促进经济社会公平度进一步提升，提供方向性的指引。
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依据与数据的选取
在构建经济社会公平度测评理论模型的过程中，我们主要遵循了全面性、敏感性、可比性、可操作性和动态性五个基本原则，以用最适宜的指标来客观评价公平程度为导向，以我国地市一级目前所处的实际发展阶段和经济社会状况为根本前提，最终选择了阿玛蒂亚•森的正义观和马克思的公平分配理论作为依据，搭建了功能公平、可行能力公平以及结果公平三个维度，确定了底线公平、机会公平和分配公平三个一级指标。而在指标数据选取方面，则是充分建立在数据的可获取性之基础上，具体指标选取的理论依据以及所选择的指标数据说明如下。
底线公平
早期与公平有关的评价指标体系中，多以最低生活水平以下人口的低保参保率来衡量底线公平。对于这一点，我们有不同的看法，其具体原因如下：第一，福利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与有关的实证研究均表明，过分追求最低生活水平以下人口的应保尽保率，会削弱这部分人口中很多人的劳动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滋生等、靠、要等消极思想；第二，类似“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的道理，长期来看，与其给予最低生活水平以下人口基本的生活保障，倒不如加快完善相关的就业政策、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让这些人能够通过自身的劳动和努力来摆脱贫困。由此，我们没有选择最低生活水平以下人口应保尽保率，转而将贫困率确定为衡量底线公平的一项核心指标。在此基础上，结合数据的可得性，最终选取以一个市（州）的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参保人数占该市（州）年末（常住）总人数的比重来近似衡量这一指标。
此外，自1978年我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就长期存在。在这种二元的结构和格局下，我国城乡之间公共基础设施、人均收入水平、市场化进程等方面始终存在较大差距，并进一步导致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长期存在差距。另一方面，国内外相关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均表明，生活水平是衡量人们衣食住用等基本生活底线实际情况的一项重要指标。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人们的日常生活水平，愈加能够通过生活消费方面的支出水平给予直观反映。由此，以保证指标间的可加性和可比性为准则，结合目前中国绝大多数农村地区人均消费支出普遍低于城市地区人均消费支出这一现实情况，我们选取以一个市（州）的乡村、城镇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比，来衡量该市（州）城乡居民在生活水平方面的公平程度。
机会公平
进入本世纪以来，我国大多数人的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这推动了人们需求层次的相应提升，使人们更加关注个人的发展机会问题。而综合西方的人力资本理论以及我国地市一级经济社会的实际发展情况，我们推定，在地市层面，九年义务教育、中高等教育在培养和提升人力资本方面有着基础性的地位，特别是中高等教育，近几年来在这方面的作用持续提高。通过查阅相关文献，我们发现，关于这方面的推定，也被大量与人力资本有关的国内外研究所证实。为此，我们选取以一个市（州）的中学教育完成率来衡量该市（州）人口在发展机会方面的公平程度。结合数据可得性，中学教育完成率以普通中学当年毕业总人数与三年前普通中学招生人数之比来代表。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在计算过程中，鉴于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关于教育方面的统计口径近几年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关于当年中学毕业总人数，我们以初级中学毕业人数与普通高中毕业人数之和来代表；关于三年前普通中学招生人数，与2011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的统计口径相一致，因此直接进行了数据选取。
分配公平
要全面而系统地衡量经济社会公平程度，除了需要考虑底线公平和机会公平外，还需考虑收入分配上的公平。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以及“效率和公平并重”两个具有阶段性特征的分配原则，我国的经济社会取得了飞速发展，但同时，城乡、地区、行业、职位间的收入差距也被拉大。从整个国家层面来看，用以衡量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进入本世纪就开始超过“0.4”这一国际警戒线，尽管其近几年来出现一定的缓和趋势，但仍处于较高水平。因此进入本世纪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注重和实现公平，成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核心和重点。“十三五”规划纲要更是明确提出要“正确处理公平和效率关系，坚持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持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规范初次分配，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调整优化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努力缩小全社会收入差距”。
有鉴于此，我们选择了以初次分配公平度和再分配公平度两个指标，来衡量收入分配上的总体公平度。在此基础上，结合数据的可得性，进一步选取以一个市（州）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的百分比以及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的百分比，来反映该市（州）经济社会初次分配公平度以及再分配公平度。其中，在测算人均可支配收入方面，我们在以数据可得性为导向的前提下，部分借鉴了《中国经济周刊》中国经济研究院所曾采用的做法，最终确定以（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非农业人口占比来衡量人均可支配收入。
此外，鉴于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近年来长期存在，而这种二元结构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的城乡收入分配结构的改善，限制了城乡收入分配公平度的快速提升。因此在分配公平方面，城乡居民间的人均收入差距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同时，为保持数据指标的可比性和可加性，与城乡人均消费支出指标的设定逻辑相一致，关于一个地市（州）的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同样以乡村、城镇人均收入比（%）来反映。可能有人会认为这里的人均收入与底线公平指标中的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存在交叉和重叠，因为收入水平是影响消费支出的主要因素。但需要注意的是，已有的大量实证研究均表明，对于现阶段的中国，特别是对于现阶段的中国地市地区，除了收入水平外，诸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市场化程度等因素，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消费支出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