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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时代的三个角度：
政治转型、经济转型、代际转型
经济从来不是在真空当中运行的，一定得在一些具体的法律秩序、具体的规则秩序中运行。那么，我们在谈经济的时候，实际上就绕不开政治；同样我们要谈政治，当然也绕不开经济。因为任何一个政治秩序，具体的政策想法，都必须落实为一些财政方案，而财政方案一定是依托经济现实的，所以谈政治也绕不开经济；但是谈经济，你一定要看到它所运行的制度框架，那么也就离不开政治。
在这之下，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要素，比如无论谈经济还是谈政治，都离不开人口，因为没有人口的话，根本就无所谓财富的创造、经济的创造，没有人口的话，也根本无所谓政治——政治本来就是众人之事。
而谈到人口，接下来的要素又会纳入进来，就是时间，时间变量。但这里的时间变量不是单纯的物理意义的时间，我更多谈的是“历史时间”。所谓“历史时间”，就是我们能感知社会的本质的结构性变化的浮现。
中国自近代鸦片战争以来，处在一个急剧变化的历史时间当中，而且变化的时间节奏越来越快。要讨论转型的话，一定要看到转型在这个历史时间中是一步一步怎么走的。
刚才我说到了人口。人口除了一个数量基础之外——有数量为基础，人口才拥有创造财富、众人之事种种可能性——同时也包含了另外一个要素，也是它的历史时间要素：“代际更替”和“代际变迁”。这个代际不是简单的生物意义上的代际，更多的是文化意义上的代际。
像今天我们经常说的60后、70后、80后、90后都有不同的亚文化，尽管生活在同一个国家，但是对于现实的感知是完全不一样的。前一阵有件事让我特别吃惊。我有个表弟是北大社会学系毕业，现在硕士在读，有一次我跟他聊天，他突然说：“哎呀，最近感觉自己老了。”
我那个表弟是90后，正好是90年的，我说：“你怎么有资格说这个？”他说：“现在已经不是以十年为尺来划分代际了，已经是五年了！我们现在划分90后、95后、00后，以五年为代际了！”
历史时间背景之下的代际划分是以什么为标志的？实际就是以亚文化的圈子、亚文化的群体。我们会发现它的迭代速度越来越快，10后、20后、30后可能在这个亚文化圈子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但是很明显60后跟70后、80后分别就很不一样了，跟90后更是不一样。
而到了90后之后，更是以五年为界、为期来划分，这个代际划分的速度周期越来越快、越来越短。推动这个划分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是“技术”，尤其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互联网技术。
我前面说了几个要素：政治、经济、人口。实际上人口和时间加一块儿，我想说的是“代际”。政治、经济、代际、技术，这几个要素加在一起，是我们观察一个转型时代的重要因素。在转型时代，这几个要素彼此互为联系，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全部考虑进来，对于转型的讨论才有可能会比较完整。
在这几个要素之下，我大概要从三个方向、三个角度来聊转型：政治转型、经济转型以及基于新技术衍生出来的新的代际转型。
政治转型，就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往后，中国在不断变化。昨天大家都聊到了很多关于进入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宪政发展的历程等等。政治转型主要就是从宪政转型的这个角度来谈。
经济转型，不久前我刚发表了一篇文章，就是讨论中国经济转型。那篇文章实际上是我最近这几年对中国经济、中国社会、中国政治的观察，得出的一些理论假想。之所以会从那个角度关注中国经济，是因为前面说过，经济和政治是紧密勾连、紧密连接的。
中国经济的转型不是在真空当中完成的，它是在世界经济转型这样一个世界大势的背景之下展开的。
这两个转型，宪政的转型和中国经济的转型，向下又可以进一步看到它贯穿到我一开始谈到的代际转型。每一代人有不同的亚文化，不同的亚文化会衍生出不同的诉求。对于什么是right，对于我想要什么、我关注什么，以及究竟什么才拥有正当性，对这一系列东西的关注，全都不一样了。
而这些全都不一样，是我们思考未来中国政治、中国社会下一步走向的非常重要的方面。因为毕竟现在90后还刚刚进入社会不久，他们还无法拥有话语权。拥有话语权的这些人是跟他们处在完全不同的代际观念之中的人，也许十年之后，才会轮到90后。我们当下关注的，假如把它放在十年后，有可能会看到一些很不一样的东西。
2
政治转型：
“形式因”跟“质料因”一定要匹配
黑格尔为什么说“中国从来没有历史”？
先说政治转型，或者说中国的宪政转型。
我们今天都在说如何能够立宪、制宪、依宪行事、拥有一部宪法……但所谓的宪法Constitution，这个词的意涵在古代和近代以来是完全不一样的。近代以来，宪法体现为法典，一部成文的法典，里面很多具体的条目和科目，要对应最高权力的分配，对权力的正当性来源，对个体的right保障，会有很多具体条目用成文的方式确定下来。
在古代的时候Constitution不是法典，这个词在古希腊就存在了，一直运用到法国大革命前期。Constitution的概念是指结构，一个城邦或者一个共同体，它们内部的结构，我们要去观察、要去了解、要去理解这个城邦或者说共同体内部的结构，然后对这个结构做一个表达。
这个表达甚至不一定是成文的，很有可能是不成文的，但是大家都清楚地知道这样一个结构，并且知道这个结构意味着什么，特别是对自己的意义是什么，然后知道自己在这个结构中所处的位置是什么。
在这个结构中，对每个位置都会有功能性的要求，你把这个功能性的要求能做到极致，OK，那你就是一个有德性的人，而每个人都各司其职、各司其位。那么此时，这个共同体就拥有一个完美的Constitution。
这是古典时代的Constitution的意义，它的“形式因”跟“质料因”一定是要匹配的。（放在宪政话语背景下，“形式因”就是被表达出来的宪法，“质料因”就是作为该宪法载体的国民、国土、经济等等各种现实要素。）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这本书中也谈到了这个话题，亚里士多德不认为可以抽象地谈论什么是好的城邦，但是柏拉图跟他的路数完全不一样。亚里士多德说“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原因在这儿。
柏拉图认为，应该找到正义的终极标准是什么，然后用它来衡量世间的一切。假如你不能找到终极标准的话，那么正义和邪恶就没有区别了，柏拉图是基于这样一个理念写出《理想国》。而亚里士多德跟他的路数是相反的，亚里士多德说，你谈的那个抽象的标准，看不见摸不着，谁都可以谈一套，那究竟谁对啊？
而且，那个抽象的标准谈出来之后，标准倒是挺好，可是它和现实当中这个城邦的Constitution，从“质料因”而言完全不搭的话，那有什么意义呢？所以什么是好的Constitution？一定是它的“形式因”和“质料因”相匹配。
“质料因”就是城邦内部社会结构什么样，人口结构什么样，人的观念什么样，它的地理结构、经济结构等等一切东西——当然这是用比较现代的术语了，那会儿还没有这些术语——然后它与城邦内部的一些决策机制、财富的管理机制等等是否相匹配。
这个城邦决策的机制、管理的机制、立法的机制等等这些都是它的“形式因”，城邦的人口、经济、社会制度是“质料因”，这两个必须相匹配，才是一个好的Constitution。假如不匹配的话，这个Constitution肯定是玩不转的。
我们谈近代以来的Constitution的时候，都是把它作为一个法典来谈论的。是谁开始把它作为法典来谈论？
当然是西方人，尤其是法国大革命以后的西方国家。西方之所以能够这样谈论，以及能够这样进入历史实践，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它的“质料因”跟“形式因”匹配了。如何能匹配？用一个比较哲学化的术语来表达，就是西方的“质料因”（就是它的人民），在大革命之后，陆陆续续开始普遍进入历史，获得了精神自觉。
所谓“进入历史”“获得精神自觉”是什么概念？实际上就是说，他们终于开始有了自我意识。自我意识并不是说人民知道这是我的手，那是我的脚，从哲学意义上来说，拥有自我意识，最本质、最根本的就在于明白了自我和他者的区别。
在此基础上，人们才能有效地说清楚“我是谁”，以及更进一步有效地说清楚“我想要什么”。假如你说不清“我是谁”的话，你是无法说清楚“我想要什么”的。即便你想要的东西不一定靠谱，但是你能说出“我想要什么”的话，当现实和你想要的东西又不匹配时，你如果有一个很强的自我意识，就会开始行动，努力争取你想要的那个东西。
假如这个社会有足够多的人都开始进入到“我想要什么”“我要怎样行动”，都开始比较主动地进入到这种情境之后，那么这个社会的秩序，就完全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存在了，秩序一定会发生一个质的变化。这个质的变化，不是一个简单的物理意义上的时间流逝，而是一个历史时间的流逝。此时，我们才可以说你进入了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