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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转型：
巨量规模的市场使得中国形成了一个非常独特的互联网商业模式
只有中国才能满足西方创新经济产生的大规模外包需求。
如前所述，我们这个民族所面对的一些问题，导致我们始终无法进入日常政治，但日常生活始终在不断往前发展，不断演化，这是现代经济所带来的。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以一种非常深刻的方式参与到了现代经济当中。只要你这个民族参与到现代经济当中，那么你的“质料因”与过去相比，就在持续不断地发生迭代演化，这种变化会使得“形式因”的不匹配性越发尖锐地凸显，而这也是今天人们对当下有越来越多的不满的很大一个原因。
那么现代经济在当下中国呈现的是怎样一种形式呢？
这就需要解释中国的改革开放之后迅速的崛起的原因，一般解释都是我们的劳动力和土地要素价格很低。但是仅以要素价格低，解释不了为什么进入21世纪，要素价格比过去更高了，但是我们的经济除了最近这一两年之外，一点都没减速？甚至制造业还比过去以更快的速度在发展？这是用要素价格完全无法解释的，甚至与要素价格的解释背道而驰。
我试图给出一个解释，中国之所以能以这样的方式发展，是因为西方经济进入到了一个转型的时代，它们在某种意义上从短缺经济进入到了过剩经济，并开始进入到了经济创新时代。
某种意义上的短缺经济，我指的是人们的基本需求在不断变化，无法被普遍满足。基本需求的内容是随着技术的变迁在不断变化的，比如手机诞生之后，能够移动打电话就构成人们的基本需求了；然后在今天，智能手机就构成我们的基本需求了。
在基本需求没有被满足的情况之下，谁能够以流水线的方式廉价、均质化地生产出皮实、耐用产品的厂商，就能够占据利润的制高点。因为基本需求没有被满足，只要你能做出来，就能卖。但是以这种方式走到一定程度，把人们的基本需求都给满足了，也就走到你的逻辑终点了。
比如还是手机，诺基亚廉价的、皮实的、均质化的产品，特别耐用，多功能，能打电话、发短信，还能砸核桃、又能防身，特别好卖，所有人都竞争不过，而且价格又便宜，于是它就成了王者，把人们的基本需求都满足了。
但满足了之后，诺基亚就走到逻辑终点了。因为手机太耐用了，人们根本没有换代的需求。往后手机如果还想卖的话，里边就必须得有新的功能了，能装个App，能干点别的，搞一些新的玩意，就进入到了一个创新经济的时代——你不能创新的话，就卖不出去了。
进入创新经济时代，你就必须把生产流程外包出去，不外包的话，根本没法创新，因为漫长的生产链会抑制你的创新——每次创新，生产链就必须调整，转型成本太高，所以一定会抑制创新。
创新经济时代，就产生了大规模外包的需求。谁有能力承包呢？两个要求，必须同时满足：
第一，得有效率。没效率，这活儿拿不着。而效率的前提是生产的专业化，但是一专业化，你就危险了！因为你太专业化，就完全锁死在了上游的特定创意，上游创意一变，你马上就死了。
所以第二，你又必须得有弹性，这就要求你不能专业化，不能专业化，你就没有效率，一开始那活儿你就拿不着，想死都没机会。所以效率和弹性必须同时满足，但是在同一个企业内部是无法同时满足的，而中国把它给满足了。
这是因为中国把效率和弹性放在了两个不同的位阶上来实现，在单个企业这个层面上——注意，我这儿讲的跟国企无关，说的都是民营企业——在单个企业这个层面上，极度的专业化，专业化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东南沿海我知道有很多企业，专业化到难以想象的地步，效率就达到了极大化。然后，无数个企业彼此之间互为配套关系，而这个互为配套的动态关系在不断地动态重组，这完全是个自生秩序。
上游企业发包A任务下来，就会有若干个企业以某种方式彼此之间互为配套关系，把这个A任务完成。上头创意变了，变成B任务了，此时会有另外的一些企业进行互为配套关系，原来那些企业有的可以参与进来，有的参与不进来，但是参与不进来的，可能去参与C任务去了。
然后这边又动态重组，把B任务完成了。C任务又形成一个动态重组关系。始终不断的以动态重组的方式，构成了一个庞大的供应链网络，网络内部不断重组，互为配套，以整个网络为单位，确保弹性；以网络里面作为节点的单个企业为单位，确保效率。
而且由于每个企业都和无数个企业彼此互为配套，所以，即使是做一个非常专业、非常小的东西，你也能够达到规模量产，完全能够活得下去，甚至可以达到世界级的量产。在这种情况之下，弹性和效率就同时满足了。这两个要素同时满足，就使得西方产生大规模外包需求，中国一下子就能成为这个承包方。
经济技术开发区
互联网精神在中国的民营经济与经济奇迹当中的巨大作用。
中国是以供应链网络的方式成为承包方，这个供应链网络要是想成长起来，有什么样的要求呢？它的一个最基本要求是，必须有足够多数量的、又足够专业化的企业，近乎同时成长起来。不可能一个企业很专业化，在那儿自个儿长了二十年，而必须得是这些企业近乎同时长起来，足够多的数量才能形成一个供应链网络。
近乎同时长起来，有一个什么要求？
你是否有一大片已开发好的开发区，基础设施、广义上的城市化，全都建好了，但是还没有相应的工业能力进驻，在等着工业能力进驻呢！假如你有这么一个东西，那些企业就能近乎同时成长起来。
这种东西，哪儿都没有，只有中国有。为什么只有中国有？
因为土地财政，使得中国跟其他国家相比，走了一个反向的历史节奏。
正常的历史节奏是“工业化拉动城市化”：你这儿有城市了，但是城市里各种成本都太高，规矩太多，于是我就跑到村里去建一个工厂。那儿成本便宜，规矩又少，又有原材料，于是我在这儿建一个厂，很快发展起来了，聚了好多工人。别的资本家发现，这儿不错啊！于是全都跑这儿来建厂，厂越聚越多，工人越聚越多，最后变成一座城市，曼彻斯特就是这么起来的。
之所以需要工业化拉动城市化，就在于城市一定得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乡村对公共服务的要求比较低，而城市对公共服务的要求很高。而公共服务得以公共财政为前提，公共财政得以这个城市能提供的相应的经济能力为前提。你没有工业化，就根本没有能力提供这个经济能力，无法提供公共服务，就不可能城市化，所以一定是工业化拉动城市化。
但是在中国，由于分税制以后，土地财政使我们走了一个反向的历史节奏：我们先城市化，工业化是否能起来，是否能够拉到足够多的工业进驻，还不知道呢！但规划的时候，已经假设能够招商引资，能够招来很多，能够玩得很好。
但是，当所有的地方官都这么想，都这么搞开发区的时候，那谁都不可能拉到足够多的工业，这就是“城市化先于工业化”。而分税制之后，陆陆续续开始的土地财政，也需要一个基本的周期，这个周期大致到了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土地财政初见成效。
初见成效意味着什么？
大量的开发区已经建立起来了。但是，假如一个开发区容量是一千家企业，你能招来两千家，那你的容纳力会供不应求，你会过得非常爽。而中国建了一百家开发区，最后每个开发区能招来一百家，你就算高手了，那你还空着九百家呢！就相当于一个大致空着的开发区，城市先于工业化搞起来了。
搞起来之后，麻烦来了。土地财政，你贷款得还啊！而且相应的财政能力提供公共服务你得跟得上啊！你没有工业能力进驻，所有这些配套全都跟不上，还款周期一到，马上就陷入危机，于是整个中国的经济会陷入极为可怕的断崖式的下跌，中国经济面临彻底崩盘，2008年经济危机会提前几年率先在中国爆发。
但是，没想到，在土地财政初见成效的时候，时间耦合，另一个需求到来了，就是大规模外包这个需求！而大规模外包，要以供应链网络的形式才能满足。而供应链网络它刚好对大量空白的开发区有需求！
两个时间耦合，中国经济“砰”一下就起来了，而且这个成长速度完全是一个非线性的速度！百分之八到百分之十的增长速度，是一个很高的速度，但它仍是线性的，而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制造业这个部门的成长速度完全是一个非线性的速度。
为什么能以非线性的速度“砰”地一下长起来？
因为它是分布式成长的——供应链网络就要求你必须以分布式成长和运转。在过去传统的工业化拉动城市化的逻辑下，不会以分布式的方式成长，而一定是一个线性的发展速度。
当然，跟农业时代比，那个速度已经非常快了。但是，跟网络时代比，它还是一个线性速度。而分布式成长，会以非线性的速度，成长极快，难以想象。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互联网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我这儿指的是广义的互联网，包括互联网精神。
实际上，分布式运转的的供应链网络内部在不断动态重组，不断互联，分布式决策，分布式运转，它本身就是以某种互联网精神在运作，当然这帮企业主未必意识到了。但是，现实当中，它的运作逻辑完全是一种互联网逻辑。这种分布式的决策，分布式的运转，自身秩序不断演化，不断迭代进化，然后共享等等，是以这种精神在运转的，这便是互联网精神在中国的民营经济、经济奇迹当中的巨大作用所在。
另一大作用是，伴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西方大规模外包才成为现实。一方面是西方进入到创新经济时代，跟互联网时代是同步的。另一方面，创新经济，大规模外包，要求你必须要有高速信息传递和大规模数据处理能力，发包方才不至于对承包方的信息一无所知，才能根据信息迅速调整你的发包任务。
而高速信息传递能力和大规模数据处理能力，都以互联网宽带的出现为前提。于是，基于互联网技术，以及基于某种意义上的互联网精神，中国的经济获得了一个迅猛的发展，迅猛的崛起。而且这种发展和崛起，我们甚至可以说，在可预见的未来，制造业能力向东亚地区的转移是终局性的，进得来出不去。
往东南亚转的那些企业，并没有将整个生产全流程都从中国转走，而是纳入到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更大的分工体系网络当中。
因为要想往外转，能够承接的地儿，是否也有那么大的供应链网络呢？如果没有，就根本转不出去。而供应链网络，前提是你得有那些空白的开发区等着，而那种空白的开发区又以土地财政为前提。这个事情基本上是无法复制的。
所以，制造业很难从中国往外转移，能转移的只有两种：一种是对供应链的要求不高的，非常低端的那种制造业，可以转往非洲；另一种是往东南亚转。但往东南亚转，严格说来不算是从中国转走，而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供应链半径在不断扩大。因为往东南亚转的那些企业，并没有将整个生产全流程都从中国转走，而是纳入到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更大的分工体系网络当中。
这样的话，供应链的规模变得更大，效率会进一步提升，想往东亚制造区之外转，就更加困难了。而东亚制造业聚集区，它的市场效率极高，然后又有低成本优势，就使得中国的经济获得这样一个快速的高速的发展。
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差不多可以说，就中、低端制造业而言，中国的供给能力已经超过了全球的吸纳能力了。因此，一旦世界经济进入下行阶段的话，中国经济一定会下行，因为需求没了！我们的产能过剩，已经不是简单的对中国而言产能过剩了，而是对世界的产能过剩。
经常上淘宝购物的人，是广义的中产阶级。
伴随着这十几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国成长起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实际上可以把这个标准放得更宽泛一些，现在经常上淘宝购物的人，就是我定义的广义的中产阶级。
为什么这么定义？就在于中国形成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之后，它带来一个巨量规模的市场，这个巨量规模的市场使得中国了形成一个非常独特的互联网商业模式，这是其他国家市场规模完全无法复制的一种商业模式。
传统经济，即使你以互联网为载体，比如杀毒软件卡巴斯基，肯定得以互联网为载体吧？越是互联网就越对卡巴斯基有需求，但它仍然是传统经济。传统经济的商业模式是什么？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卡巴斯基要想挣钱的话，必须得你向卡巴斯基付费，这就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但是中国这种巨量生产规模，使得我们的商业模式进入到一个完全不同的逻辑，“羊毛出在狗身上，由猪来付费”！就像360，所有的杀毒软件全都免费，之后就会形成巨大的装机量。这个巨大的、几亿人的装机量，就掌握了几亿人的数据。基于这几亿人的数据，就形成了巨大的商业价值，一定会有人为它买单。那么，他用免费来吸引几亿人装机，就是吸引到几亿只“羊”。这几亿只“羊”形成巨大的数据，就是那“狗”，然后一定有人为这些数据买单，那些人就是“猪”。
“羊、狗、猪”的逻辑，就是今天中国的互联网模式。而这种商业模式要想能玩得转，一定得以巨量的市场规模为前提。市场规模没到那个程度，你的数据就不值钱。而只有中国才能达到个程度，其他国家很难指望。所以假如用很宽泛的中产阶级定义，经常上淘宝购物也算的话——因为你已经把数据提供“狗”了——中国的中产阶级已经远远不是1.08亿这个数字了，已经大于除印度之外的任何国家的人口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