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科举时代，举人数量是衡量一个省份文风高下、教育水平、政治经济发展状况的重要指标。贵州自民国三十七年由刘显世等主修《贵州通志》对举人数量进行过全面考证外，至今没有学者对该领域进行过详细梳理论证，但《贵州通志》因文献缺失，误载、漏载情况较多。因此，对其准确性的考量显然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清代 贵州 乡试 举人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清代科举考试分为童生试、乡试、会试、殿试四个层级，乡试属于省一级的考试，三年一次，逢子、午、卯、酉年在省城贡院举行，中式者称为举人。乡试“是中国科举史上层级考试中最迟出现的一级考试，也是竞争最为激烈的一级考试，而且还是最早退出历史舞台的一级考试”。①对于一个省而言，乡试是读书人的竞技场，也是省府最重要的政治、文化活动。
贵州于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建省，于嘉靖十六年（1537年）独立开科，此前长期附试于邻省，“洪熙元年定贵州所属有愿试者于湖广就试，宣德二年六月准贵州考生改赴云南乡试”。②文章考证的举人数量主要指在贵州参加乡试的正榜中式举人，只包括定广总额、捐输广额及五经中式者；不包含副榜举人，因为副榜中式者不具备正式举人资格，仅是准举人的身份；也不包含恩赏举人和在外省如顺天、四川等省参加乡试的中举者。资料来源主要包括《乡试录》、《同年录》、《同年齿录》、《钦定大清会典则例》（以下简称《会典》）、《钦定科场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贵州通志》（以下简称《通志》）及贵州所属府州县志。
贵州在整个清代自顺治十七年首次开科至光绪二十九年最后一科乡试，应举行乡试108次，期间因战乱停科10次，实际开科98次。关于贵州乡试举人的具体数量历来没有比较确切的统计资料，《乡试录》应为记载举人数量最为详实的资料，但因历史、战乱、王朝更替等多种原因，存世量不多。文章所收集的试录资料共54科，其中《乡试录》36科，《同年录》13科，《同年齿录》5科，所缺科目以《会典》、《条例》、《通志》、朱批奏折及府州县志进行补正。关于贵州举人数量也有学者进行过研究，庞思纯有“贵州6000举人，700进士”③之说，不过这只是一个概数。湖南大学硕士研究生做过专门的“清代举人额数的统计”④，其中涉及到贵州部分，但因资料不足存在一定统计误差。另外，各个时期的《通志·选举制》中对举人数量都有专题记载，后期版本多是在承袭前者基础上的续写，修志时间跨度越长，误漏较多。以《通志》为例，在乾隆丙辰科以前依旧志录入，记载较为准确，之后至嘉庆九年因文献缺失，主要通过採访获得举人信息，除解元一人可考外，其余多没有可靠的史料依据，误载、漏载情况较多。下面就举人数量分别从四个方面进行论述和考辩，其中未涉及驻防考生，因为在已查阅的史料中没有驻防生员另额录取的记录 ，所以暂不作讨论。
乡试定额
乡试定额指乡试中固定录取名额，或者说是一个录取基数，其具体标准通常以各省田赋多寡、人口状况、文风高下为依据。定额有时也会根据上述情况的变化进行调整，但总体变化不大。举人的最终录取人数偶尔会有高出这一基数的情况，如遇一次性广额、边省少数民族士子另编字号于通省额外录取、八旗驻防子弟就近乡试于该省额外取中、五经中式者也是于定额外录取，上述情况都会出现乡试实际录取名额高于该省定额。贵州乡试定额自顺治二年定为四十名至最后一科乡试，进行过多次调整。“顺治二年题准贵州中额四十名（贵州未开科）。顺治十七年再次题准，乡试中式，照旧额减半，贵州二十名。康熙三十五年议准，八旗及直省乡试广额，贵州原中二十名，今增十名，共三十名。康熙五十年议定，直省中额，俱于五分内加增一分，贵州额中三十名，今增六名，共三十六名”。⑤之后也有多次增减，至乾隆丁卯科（十二年），减四名，自是永定为四十名。后因捐输和欠饷贵州永广定额三次：“同治元年议准捐输加一名，六年议准捐输加一名，光绪八年奏奉特旨报效欠饷加八名，共加永远定额十名”⑥，增至五十名。贵州在清代98科乡试中累计定额为3734名。
五经中额
五经指《诗》、《书》、《礼》、《易》、《春秋》，清代乡试沿袭明制，实行分经考试，分房阅卷。顺治三年规定，第一场四子书三题，五经各四题，考生只需选作一经。但也有考生通作五经，共二十题，加四子书三题，则需在一天之内完成二十三题，书写量往往达两三万字。按照考场条规，这本是违式行为，考官可自行处置。但因早期能作五经者往往寥若星辰，又文学具优，考官出于爱惜人才，也为慎重起见而请旨裁夺。皇帝为广纳才俊，鼓励士子向学，特赐科名，后另加名额取中，由此便出现五经中额。
对于五经中式的开端，福州学者梁章鉅所撰的《归田琐记》中有详细记载：“乡会试有五经中式者，实吾闽人开其端。洪武二十三年，黄文忠试南畿，五经题皆作，以违式取旨。特置第一，免会试，授刑部主事，此其始也。国朝则指不胜屈，然开其端者，以顺治丁酉乡试，山东法若真为首，次则康熙丁卯顺天乡试海宁、查嗣韩，及吾乡林文英。”⑦起初作五经者只是一种特例，并未通行各省，至康熙四十一年“着额外取中三名。若佳卷过多，另行题明酌定。”⑧康熙五十六年停止五经应试，雍正二年又復五经中式：“计十九名加中一名，各省奉此为法，每额中十九名，加中五经一名，其零数过十名者，亦加中一名，不及十名者，不准加增。其大省五经应试人多文佳额外量取副榜三四名，准其作试。小省五经应试者少，或文字不佳，任缺毋滥。”⑨贵州有五经中额始于康熙五十年，至乾隆二十一年停止五经中额，共中式二十八人。期间因五经应试人数不足，一些科年甚至没有五经中式者。如“壬申、癸酉二科，贵州广西竟无五经应试之人”⑩。五经中式发展到后期积弊较多，“乾隆十八年议准，五经应试，大率一时勦袭者多，实能贯通经意者少，嗣后五经中额，均行停止。”自二十一年丙子科始停止五经中式，至此，贵州五经中式人数为28人。
乡试广额
乡试广额的具体额数、年份没有成例可循，遇皇帝或皇太后万寿、新皇帝继位、皇帝视学等重大庆典时临时性增加录取名额，可分为一次性和永久性广额。贵州自顺治十七年定额二十名，后又多次增广，如“康熙二年增五名；八年增三名；二十三年增三名；三十五年从巡抚阎兴邦请，照广西例定为三十名；三十八年以太和殿告成广额三名；五十年恩诏加额三名；五十二年以圣祖万寿额外增贵州五经四名；雍正元年世宗登极增贵州解额十名”。
其增减的原因大致有如下几类：一是由于考生人数激增，过低的录取比例不利于激发士子的向学热情。二是时逢重大庆典，皇帝恩诏加额以示共沐皇恩之意。三是国家行政区划的变动，根据纳入府县的多少、文风高下酌量增加录取名额。如雍正七年以四川遵义府五州县及湖广五开、平溪、清浪各县卫归贵州，拨四川解额四名，湖广解额二名外五经二名予贵州，至此贵州解额增至四十四名。四是捐输广额。此项广额属于特殊历史条件下的非常规广额事例，主要集中在咸丰、同治两朝，为解决军饷问题，以咸丰二年为始，《皇朝锁屑录》有详载：“军兴各省捐输量加学额自咸丰二年太常少卿雷以诚奏请始。”贵州在同治年间因捐银共广永远中额二名，后因欠饷于光绪八年永广定额八名。据《条例》载：“（贵州）同治元年议准捐输加一名，六年议准捐输加一名，光绪八年奏奉特旨报效欠饷加八名，共加永远定额十名。”整个清代，贵州共广额21次计130名。
乡试中额
乡试中额为乡试最终录取举人数额，其中包括前面提到的增广中额、捐输广额、五经中额等。贵州乡试中额在乾隆二十一年丙子科之前极不稳定，曾多次进行调整。其中五经中额因考试内容的特殊性，参试人数不够稳定，乾隆壬申、癸酉二科贵州就出现了零录取的情况，这种不确定性给实际中额的统计带来一定困难。此外，嘉庆以前因试录资料的缺失，一些地方志及官方典籍中对乡试中额的记载存在误差，需要重点阐述。
贵州于顺治十七年开科，当时正值全国大量裁减乡试中额，直省中额减半，贵州降至二十名。不过很快就得到了调整，从康熙二年至康熙五十年，贵州共调整解额九次，除最后一次是停止五经中式外，其他各次都是增加解额，有临时性的，也有永远广额，贵州解额最多时增至四十名。康熙朝有关中额的记载某些史料存在误差，如康熙五年丙午科，据《安顺府志》记载：“额加三名，共二十八名”，查阅其他府州县志及《会典》、《条例》中均无此项记载，本年应无广额旨意。且按康熙朝定广额常例，贵州定额二十名，即便广额三名，也是二十三名，而非二十八名。《通志》记载也是二十名，在乾隆丙辰科以前，《通志》是照旧志录入，较为准确，所载举人数也是二十名。故《安顺府志》载二十八名应为误载，本科中额仍为二十名。
康熙五十年的记载也有一些模糊和误载之处，容易产生误解，《条例》载：“康熙五十年遵旨议定，直省中额均于五分内加增一分，贵州中额三十名，今增六名，共三十六名。”但这只是定额，而非中式人数。而《镇远府志》载：“康熙五十年，定贵州解额三十六名，外增五经一名”即三十七名。而本科《乡试录》记载中式举人为四十一名，这应该是最为准确的数字。对该科进行准确记载的还有《通志》：“康熙辛卯科典试，是科定额三十六名，诏加三名，外五经二名，共四十一名。”《安顺府志》：“康熙辛卯科，解额三十六名，外增五经二名，副榜一名，诏加本科三名，共四十二名”，其中四十二名中包括副榜一名，正好与《通志》相一致，且与《乡试录》记载的举人数量相符，所以康熙五十年的中额应该是四十一名。《条例》记载不清，《镇远府志》记载有误。
康熙五十六年据《通志》记载：丁酉科典试，中式如辛卯定额，并裁五经中式，贵州辛卯科定额三十六名，本科中额亦为三十六名。而《黎平府志》却载：“康熙五十六年丁酉科乡试，汪无限榜，是科中三十八名”应为误载。原因有二：一是乾隆元年以前《通志》记载较为准确；二是从上一科中式情况看，三十八名应包含两名五经中式者，但该科确已停止五经中式，故三十六名为正确。
雍正年间，除一次性广额外，永广定额两次，其中较多的一次是雍正七年，以四川、湖广等地新附，拨解额六名给贵州，增至四十四名。雍正二年复五经中式，每额中十九名，加中五经一名，其零数过十名者，亦加中一名，五经应取中二名，本科未有五经中式者，以雍正四年为始。雍正十年据《乡试录》载：贵州中额四十九名，其中五经二名，原定额为四十二名。因此本科应有加额。具体增加人数，《则例》载：“壬子科各省乡试，每正额十名加中一名，其十名之外有零数者，亦加中一名”。贵州当时定额为四十四名，应加中五名。《安顺府志》也有：雍正壬子科，加本科五名，共四十九名。可见增加的准确人数应是五名。但《遵义府志》却载：“贵州加额九名”，中式人数即为五十三人，与前述史料不符，《遵义府志》应为误载。
乾隆九年，因科场舞弊现象严重，朝廷决定裁减各省定额。根据乾隆六年《乡试录》记载中式举人四十四名，到乾隆九年议定裁减，中间未查阅到任何增减中额的情况，所以乾隆九年的裁减应是在四十四名的基础上进行。《条例》对此有明确记载：“乾隆九年，大学士九卿遵旨议准，直省中额，除零数不计外，于十分中酌减一分，贵州额中四十四名，酌减四名。”《镇远府志》也有：“乾隆戊午科四十四名，以后甲子科裁去四名，五经、官卷缺额俱归民籍，共四十名。”而《会典》第五页有不同记载：“乾隆九年议准，直省中额，除零数不计外，于十分中酌减一分。贵州额中四十名，酌减四名。请以乾隆丁卯科为始，通行各省一体遵行。”此应为笔误。《通志》的举人名录也是四十四名，因《通志》自乾隆辛酉迄嘉庆己卯，均据各府州厅县志及採访册登载，除解元一名可考外，余多失考，可知《通志》为误载。
乾隆九年议定的裁额，十二年开始执行，十五年以后贵州再无五经中式举人，二十一年正式停止五经中式，当年也因此复贵州解额二名，另临时广额五名，当年中额四十五名。此后，贵州定额四十名，并永著为例。除同治三年、六年因捐饷及光绪八年因四川欠饷进行过永久广额外，贵州定额基本保持不变。中额的变化多为临时性加增，且属于全国范围内的广额，除乾隆朝外亦多有可靠历史依据，之后大多有试录为证，人数较为确切。
根据贵州中额变动情况统计，自顺治十七年至光绪二十九年最后一科乡试，贵州定额共计3734名，五经中式28名，增广中额130名，其中包括捐输2名和欠饷广额8名，共计10名皆为永远广额，整个清代贵州乡试共录取举人4137名。需要说明的是，中额并非前三项之和，原因是存在带补、并科的情况，录取人数为倍数取中，导致中额大于前三项之和。其中，乾隆朝除部分科年乡试定额和中额数据主要根据前后科进行推测，尤其是乾隆三十年到六十年期间，史料缺乏较为严重，这是考证上的缺憾，最终数据也需存疑，而嘉庆以后的数据是比较准确的。
（作者为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贵州大学讲师）
【注释】
①刘海峰：“中国科举史上的最后一刻乡试”，《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第21页。
②（明）俞汝楫：《礼部志稿》（卷七十一），第198页。
③庞思纯：《明清贵州6000举人》，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年。
④楚江：“清代举人额数的统计”，湖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⑤⑧沈云龙主编：《钦定科场条例》（礼部篆辑·卷二十），台北：文海出版社，第1521~1528页，第1537页，第1526~1527页。
⑥⑨⑩沈云龙主编：《钦定科场条例》（礼部篆辑·卷二十四），台北：文海出版社，第1720页，第1538~1539页，第1542页，第1720页。
⑦梁章鉅撰：《归田琐记》（卷三），第6页。
清光绪二十五年敕撰：《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礼部·贡举》（卷三百四十八），清宣统元年商务印书馆石印本，第6页。
（清）周作楫辑：《贵阳府志·选举》（卷十五），道光庚戌校刊，第2~3页。
（清）钟琦撰：《皇朝锁屑录》，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第125页。
（清）常恩修，邹汉勲，吴寅邦篆：（咸丰）《安顺府志·人物志》（卷三十四），咸丰元年刻本，第13页，第15页。
（民国）刘显世，谷正伦修：（民国）《贵州通志·选举志二》，民国三十七年贵阳书局铅印本，第61页，第63页。
（清）俞渭修，陈瑜篆：（光绪）《黎平府志》（卷七上），光绪十八年黎平府志局刻本，第44页。
（清）官修：《大清会典则例·礼部》（卷67），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57页。
沈云龙主编：《钦定科场条例》（礼部篆辑·卷二十一），台北：文海出版社，第1415~1419页。
（清）蔡宗建修，龚傅坤篆：《镇远府志·选举》（卷十八），乾隆刻本，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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