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当前要强调宜居城市建设
既有研究表明，中国30多年的经济和城市化高速增长是发展型政府导向、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与全球资本流动合力的结果。一方面受益于国际资本扩张，造就了经济上空前的繁荣；另一方面，唯GDP论的后果今天已经看的很清楚：地方政府竞争性发展导致生态环境问题积重难返、深度参与全球化分工导致工业品产能过剩、土地财政导致住房价格高企与高库存，同时伴随的还有城市/城乡发展资源分配不平等、城市化既得利益阶层的固化等诸多社会问题。这样的形势与田园城市思想提出的时代背景何其相似！
过去的城市化模式肯定是不可持续的。哈维等人的研究证实，资本的城市化寻求通过空间的转移与扩张化解资本过度积累带来的经济危机，在这样做的同时进一步加重了资本生产与社会的矛盾，因而“资本主义城市化的矛盾不可能从根本上化解”。对中国而言，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至今的全球性经济危机更加凸显转型发展的迫切性与当前阶段社会风险的复杂性。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较为成熟的社会调节机制不同，中国社会保护的反向调整力量还相当薄弱，在经济增长乏力的阶段，更容易发生严重的社会危机。
新的风险还来自于“日常生活空间内的斗争”。哈维在观察了世界范围内的社会运动后总结了当今社会矛盾的新特点，认为当今世界的大量斗争，已经不是发生在生产领域的生存斗争，而是大量集中在生活空间内，人们经常会因为对生活环境状况的不满而走上街头抗议。他指出，当前的城市建设完全是从投资的角度去着想，而不是从居住和生活的需求出发，“城市是否宜居完全是个随机的事情”。哈维的观察再一次验证了芒福德在20世纪初就曾提出的观点——盈利经济学在满足社会基本的生物和社会需求方面“绝对无能”④。
如何破解资本主义城市化路径之困？不同历史时期的思想家和学者给出的解决之道惊人的相似。霍华德认为实现理想中的田园城市所遵循的正确道路是：我们应该首先确定什么东西有利于我们的身心健康和欢乐，然后以用最好、最容易的方法生产这些东西为目标去组织我们的人民。这才是霍华德找到的创造新城市模式的“万能钥匙”。芒福德提出，应该从追求财富经济转向追求生命经济。波兰尼强调，应把经济视为社会发展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主张从社会关系、自然环境、人类多元文化关联互动的角度来认识市场机制的作用。哈维则认为，需要一场革命，来实现从以剥削为基础的城市化到适宜人类的城市化的转换。
综上所述，回到本文开篇提到的问题，当前在中国城市化的转型期提出建设宜居城市的目标，其根本意义在于纠正过去的城市发展模式，从单纯追求经济效率转向经济和社会的综合平衡发展，特别是要将市场经济的原则纳入社会总目标之下，在城市化路径的选择上使“社会相对于经济体系的首要性得到保证”。当然，建设宜居城市并不一定能够最终破解城市化过程中资本过度扩张的问题，但在当前对于中国缓解社会矛盾的顶层设计作用不可或缺。从这个意义上讲，将宜居城市建设看做一场“社会再造”运动可能会更恰当。
田园城市思想对宜居城市建设的启示
宜居城市建设不是简单的城市美化运动，或者是对生态环境和基础设施的修修补补，而是对城市组织方式的深刻变革。田园城市关于改革城市组织方式的思想，对今天建设宜居城市仍然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回归土地与住房的居住属性。田园城市能够成为人类城市最高理想的根本制度因素在于“人人平等地拥有土地”。可惜的是，100多年来这种理想从来没有完整地实现过。联合国人居署确定的“人人拥有适当的住房”千年目标，可以算作是一种折衷的田园城市理想。城市土地既具有资本的属性也具有人居的属性，如何选择土地的属性决定一国或一个地区的城市化道路。中国的城市土地和住房制度在改革初期极大地改善了国人的居住条件，但是在国内外经济大环境的驱动下，土地和住房逐渐承担了过多的资本功能，“土地财政”遭到广泛的批评，严重影响居民的宜居满意度，对经济健康构成重大风险。在当前城市化道路的转折时期，首先需要反思和警醒的就是土地和住房制度。事实上，中国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土地制度在回归土地的居住属性方面具有制度优势。霍华德关于社区共同体拥有土地管理权以及“土地增值归公”等田园城市的“土地财政”模式在中国的制度下更容易实现，对中国城市化即将面临的大量城市更新问题非常具有启发意义。
从居民的需求和满意出发处理政府—社区—市场三者的关系。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改革采取了折衷的道路。对于政府、社区和市场的关系，他认为，政府和社区管理各有所长，划分政府与社区职责范畴需要根据他们提供管理服务的有效性和可靠性进行平衡；而对于半市营企业——在公共市场中经营的私营企业，则依靠本地人民的选择，运用市场机制，使私营企业的竞争“从一种活跃的力量转变为既可以发挥作用，亦可保留的潜在力量”⑤。如果私营企业使社区居民满意，私营企业将可以获得社区的市场保护，避免过度竞争带来的风险；如果居民对企业不满意，则通过引入竞争性企业来避免垄断带来的服务水平下降。这种城市组织方式可以看作是对卡尔∙波兰尼将市场制度纳入社会规则控制之下的观点的具体诠释。
虽然田园城市的管理组织方式有一定的理想化成分，但是以居民满意度为标准在今天仍然是一个需要坚持的原则。强调以人为本并非否定市场制度的作用，而是要在确立共同的价值观后再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这其中要特别注意政府的职能定位以及控制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领域，一定要避免打着建设宜居城市的旗号在社会公共领域大肆实施市场化的制度，或者以依靠市场力量为名而忽略政府应该发挥的引导和纠正作用。
社区是联接居民、政府和企业的纽带，是建设宜居城市最关键的组织环节。西方国家城市化的经验表明，发育良好的社区有助于防范社会风险，监督政府职责以及企业社会责任，同时社区也是城市实现有机更新的基本细胞。中国过去的城市化模式过于强调自上而下的社会动员力量，对公民个体和局部组织的利益有所忽视，在打破既有社会关系网络的同时没能建立起相应的新社会网络，由于缺少了社区组织来充当缓和社会矛盾的润滑剂，常常导致公众与问题企业和政府直接站在对立的两端，难以形成有效的沟通。未来中国城市化的主战场将逐渐由外延式增长转向内涵式更新，空间资源再分配过程中社会矛盾会更加尖锐。城市更新的碎片化模式更加凸显出社区对于平衡政府、居民和市场化三者关系，弥补政府在社会保护方面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制度性缺陷的作用。
与田园城市的理想一样，宜居城市建设并非激烈的改革，而是推进渐进式的制度变迁。从居民的满意度出发，发挥社区的组织作用，培育自下而上的社会保护力量，是推动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的一条有效路径。
宜居城市建设要有自足与平衡的观念。田园城市思想提倡居民回归土地，追求生活价值而不是有形的财富；城市实现自给自足和城乡、区域平衡发展，体现了一种朴素的人本主义和生态主义发展观。100多年来，人本主义和生态主义发展观不断进化，已经成为城市发展和个人生活的普适价值。
宜居城市追求的目标与田园城市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但是人们对宜居城市建设经常会产生一些误解。比如认为宜居城市建设是城市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才可以做的“锦上添花”的事情，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低，就没有条件建设宜居城市；也有观点认为所谓宜居城市就是居民收入高、城市形象优美、自然环境舒适，如果本地气候恶劣，自然环境条件差，天生就没有可能成为宜居城市。一些商业评比也有意无意地将公众对于宜居概念的理解引导到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上去。
诚然，高收入、充分就业和优美的城乡人居环境正是田园城市追求的美好生活环境，但是这种理想的根基是自由、平等、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而不是依靠资本驱动的路径来实现，这样的路径也不可能让所有的居民都过上宜居的生活。田园城市指引的宜居城市目标很重要，但是更重要是应该清楚经由什么样的道路实现这个目标。所以，建设宜居城市应该从本地出发，因地制宜地为追求美好的城市生活环境而努力。应该认识到，没有城乡和区域的均衡发展，就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宜居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