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官员公民身份的认知不仅关系到对政府官员的监督和管理，而且也关系到改善官民关系——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政治领域发生了一系列显著变化，目前表现出来的基本特征是通过高压反腐确保官员清廉，通过政务公开保证政治清明。这些行动带来了政治生态和社会心态的重大变化。就政治生态而言，官员觉得官不好做了；从社会心态来看，民众对前景变得乐观，但对官员却持有一种不信任的心理。简而言之，政治生态和社会心态变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官员被前所未有地置放在了社会和公众面前，由此也引发了一个对官员的公民身份的认知问题，也就是从以往对官员的职业身份的注重，回归到注重官员的公民身份和职业身份的双重身份。这种新的认知回归不仅关系到对政府官员的监督和管理，而且也关系到改善官民之间的关系。
我们以往对官员身份的认识主要停留在职业身份上。职业身份要求官员表现出“公”的一面，表现出为人表率的一面。这一职业要求往往也成了人们对官员的一种期待。因此，官员的举动也常常为社会所注目，其行为也常常被监督。我们不时看到对官员的举报，官员吃饭被曝，戴表被曝，生活作风被曝，等等。最终的结果，公款吃喝受到处罚，戴表因涉嫌贪污腐败而被抓，生活作风不良则名声扫地。然后，就向前发展：民众对官员监督热情更高，以至于在某些场合走到了偏激的地步，只要是官员吃饭就认为是公款吃喝；甚至是穿衣，一旦感觉衣价太高，与公务员收入不符，马上上网曝光，如此等等。此类现象使人感觉这个社会似有一股戾气，官民阵垒分明。
这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即我们对官员的身份的认识。我们关注了官员职业身份的一面，却忽略了官员公民身份的一面。而在中国的文化中，官有它的特殊性，它往往被赋予了很高的道德含义。“好人做官”从孔子以来一直是一种传统，以至于人们对官员的要求高于对其他人的要求。
当然，以公民身份而言，我们可能对官员的要求就不一样。我们对作为社会人的具有官员身份的人的要求肯定会高于一般的人，其原因在于作为公共人物的官员的行为具有很强的传导性，具有对社会的一种引领性。但是，另一方面，官员也是一个自然人，有其公民身份。而在这一点上，官员同其他人是一样的，也有自身的需求，也享有与其他人一样的不能被剥夺的公民权利，比如个人隐私得到保护，言论的自由，行动的自由等。此外，官员也像其他人一样要柴米油盐居家过日子，也有自身的利益，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也要追求自身的利益，比如得到晋升或受到尊重。
因此，无论从官方还是民间来说，都有必要从两种身份的角度去认识我们的官员。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官员的公民身份。从这一点出发，来建构和完善相应的法律和规章制度，以对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并规范官员的行为，从而完善对官员的监督。当我们的报销制度使得公款吃喝(公务接待不在此列)变得不可能时，那么一些民众就不会也没必要去盯着在日常人际交往中用自己的钱吃喝的官员；官员用自己的钱吃喝，只要不是铺张浪费，不是摆排场，就不用因怕老百姓指责而放弃。
其次，我们当然也必须考虑官员的职业身份，因为这一身份给了官员荣誉，也给了官员责任。这一荣誉不是个人的地位和名声，不是什么“长”或“主席”、“主任”带来的愉悦或自得，而是服务公众的一种满足。具备了这样的一种认识，官员就会很好地去处理公和私的关系，处理组织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从这一认识出发，需要考虑如何去提高官员的道德水准。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职业道德，在政府中也可以称为行政道德；二是个人品行，比如我们通常强调的诚实、正派、善良、正义感等。我们要求官员不仅恪守行政道德，而且还要具备良好的私人品德。
回归对官员两种身份集于一身的全面认识，尤其是对官员的公民身份的认识，需要一个调整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涉及政治生态的变化，也涉及整个社会生态的变化，涉及政治的清明、经济的进步、文化的改变和道德的提高。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