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田
在中国古典学术中学术史的作用在于“辩章学术，考镜源流”，而在现代学术建立的当代，优秀的学术史研究必然要超越传统的目录、版本之学而与思想、社会相结合，于时代的辗转曲折之处，展示遮蔽在政治与战争背后的“本相”。这恰恰是思想史与学术史研究的最大魅力所在，在兵荒马乱的乱世之中，摸索出被宏大叙述与意识形态下暗暗涌动的潜流，使读史者足以理解历史漩涡中的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困境。
1895到1949的知识分子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彷徨与犹疑的一代，他们所安身立命的古典社会早已解体，不得不投身于社会改造与启蒙大众的视野之中，当他们自以为终于见识到“时间开始了”的光荣，却早已被时代所抛弃。即便如此，他们依然在自己所短暂占据的舞台中，留给我们丰厚的遗产和足以被后世缅怀的独立身影。时至今日，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的转型依旧是“历史三峡”悬而未决的问号。
罗志田先生师从余英时先生，研究领域主要为清末民初之际的知识分子与史学史研究。在他的研究中，线性的、进步的历史未必是近代历史的真相，晚清与民国“革命”与“改良”的交响之中，那个崩溃的、注定被淘汰的古典中国，往往拥有被忽略的力量。那些游荡于学术与政治、体制边缘、趋新与复古的知识分子们常常哀惋的秩序的崩溃、对于理性和暴力的狂热以及政治激进化的担忧常常被后人所忽视。罗志田则通过大量史料的阅读与思想史的爬梳发现了这种隐微的心态，在其中洞察出知识分子的精神全貌，以“理解之同情”推敲出那些被忽略的士人的心灵史。
二十世纪的史学与史家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晚清以来的两个重要概念“国学”和“国粹”是由知识分子凭空创造出来的，还是自古以来有那种传统，然后一直延续到现在？它们和近代以来的民族主义有怎样的关系？
罗志田：这两个概念，可能被创造的成分很大，因为它们应该都是从日本移植过来的，而日本也是受西方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强调的“国家”概念，即固定的领土、共同的语言，有一整套我们现在称为国家机器的组织，并要求国民忠于自己的国家等等，这一套观念中国以前没有，外国也没有，在西方也是十七八世纪以后拿破仑时代才确立起来的吧。把民族国家作为看待人类社会的一个基本单位，在西方也就是近两三百年的事，在中国以前几乎没有。我们以前叫“修身、治国、平天下”，国是在中间的，不是一个终极的或者很看重的概念。像保家卫国这样的词都很晚出现，古代的士大夫并不特别强调自己忠于国家，而是更多坚持个人道德的修养；后来称作为国捐躯的，以前叫杀身成仁，所强调的面相是很不一样的。
近代“民族主义”引入中国的时候，恰好也是西方最为强盛的时候，“国粹”这个词是从日本引过来的，“国学”应该是后来的一个发展。晚清和民初的知识人，对国粹始终有争议。那个时候所谓民族自信已经不强了，一些人觉得中国的不一定都是“粹”，也可能是不好的。那时还出现一个负面的词，叫“国渣”，不过流传得不很广泛。
所以，“国学”与“国粹”都是晚出的概念，晚清之前并没有这种称谓。例如钱穆就说“国学”前既无承，后来也未必能继续存在。现在看来他的预测不一定准确，但他说的“国学”可能和今天说的还真不一样。
经济观察报：民国学术追求新的材料与实证性的研究方法，你认为这与中国传统的考证学术的方法有哪些区别与继承？顾颉刚的“疑古”思潮对现代学术有哪些意义？
罗志田：就顾颉刚本人来说，他应该是受传统影响多一点，并直接受到清儒的影响，当然也有在北大所受新教育的影响。他也提倡过对于地下文物的利用，但实际没从事什么实物研究，后来他们的“疑古”就变成文字上的考辨了，所以人家曾批评他们不是古史辨，都是古书辩，因为他们研究的范围没超过古书，无意中扩大了旧考证方法的影响。近代中国学术史上做实物的有两伙人，一伙受日本人影响，实际没掌握到多少发掘的机会。然后就是李济主持的清华大学和史语所的工作，进行大规模的所谓科学发掘。几乎也就在这类考古发掘兴起的时候，顾颉刚和傅斯年在学术上就分道扬镳了，后来他就越来越走入所谓的古书辩，实际形成新史学两个不同的倾向。
顾颉刚是一个很聪明、读书也用心的人，他对现代学术的影响不限于疑古，还有很多贡献。有些重要的观念，我们到现在没有重视到。他对历史的流动性有很亲切而且比较清晰的感觉，他一直看重历史中具体事物的变化，包括变化中的文籍、变化中的人物形象（例如他曾研究孔子形象的转变）等等。这是顾颉刚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在这方面贡献不小。他会注意到一个人在不同时代形象的转变，也是因为他一向关注历史流变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有点像后现代史学方法探讨的东西。顾颉刚和傅斯年都有相当一些观念接近后现代，而且是后现代那最好的一面，不过被我们忽视了。傅斯年在北大讲的史学方法导论，有很多观念相当超前，近于后现代史学中最有建设性的思想，可惜太超前，当时的学生跟不上，所以到现在也没有看到有人整理出一个课堂笔记来。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民族主义在中国二十世纪的史学研究中起了怎样的作用？
罗志田：作用非常大。如果只论主义的话，近代历史上作用最大的就是这个民族主义了。它对史学也有非常强的影响。如傅斯年号称要把学问做到“不国不故”的程度，应是最不民族主义的了。可是他个人思想上是一个很强烈的民族主义者，后来他写的《东北史纲》，也被其他人认为因民族情绪而影响了论述的客观。傅先生对史语所年轻人的要求是，要突破国学，尤其要和研究国故的人区分开来。可见他至少希望这个学问是不那么民族主义的，不那么以国为单位的。他指导年轻人做研究的时候，也提倡所谓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就是要向西方的汉学学习。但这是他让别人做的，不一定代表他自己的学术取向。傅先生心里很清楚，西方汉学的长处是他所谓的“虏学”，若论读通文字的材料，外国汉学家永远不是中国学者的对手（至少那个时代是这样）。自从殷墟发掘之后，中国学术在外国地位提高很多，中国学者的自信也比以前更强。傅斯年后来想要做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种“全汉”的史学，就是要向西方学者不行的文籍方面倾斜，而不仅仅是原来说的动手动脚那一套。
这当然比民族主义对史学的影响要更复杂微妙一些，而且傅斯年是稍微特别一点的人，但也可从中看出民族主义的影响。
经济观察报：清代知识人最初的世界观是追求“世界主义”的大同情怀，而后来则演变成极端排外的民族主义，这二者之间的转变是怎样造成的？
罗志田：我倒不觉得是一个转变，我甚至觉得中国很多世界主义其实是民族主义一个比较独特的表现形式。那些人之所以要主张世界主义，主要是因为近代中国屡战屡败，在其他国家眼中，中国是一个失败的弱国（中国在面积上、人口上都应算大国，可是在近代很长一段时间里，却是被当作弱国看待。第一次被当成大国，是二战时成了战胜国的四大国）。这让读书人很痛苦，他们就宁愿要有一个比较接近大同的世界体系，去泯灭国家间强弱的区别。
所以那些世界主义者，在我看来，他们大部分其实也是个民族主义者，他们之所以强调世界，是因为中国国家显得不那么强。同时因为近代中国人接受了一个外国观念，就是能在战争中获胜的文化就高明，打仗打输了文化就不好，这就使得中国产生一种反自己传统的思潮，宁愿做一个非国家的世界主义者。可是那个世界主义是有特定倾向的，就是要反对别人的民族主义，在世界中泯灭强国与弱国的区分。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在古代思想中有没有体现，或者是汲取了哪些资源为我所用？
罗志田：比较严格意义的民族主义当然是外国传来的，我们最初接受西方的看法，认为民族主义是十九世纪产生的。但西方的研究也是越来越往前推，前些年推到十五世纪，现在好像更往前推了。有一些做观念史研究的人会强调说，民族主义如果是外来的，就不能在中国去找一个更早的传统。我自己觉得，中国的夷夏之辨观念就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思想资源之一。中国古代在国际形势不太好的时候，比较强调封闭的理念；国力比较强大的时候，天下就要求更开放。
理论上，中国的天下观是不提倡去兼并人家的。不能说没做过，汉、唐、包括明都做过类似的事，比如说去攻打以前的高丽，明朝甚至把越南占领过不长的一段时间，越南人提起这个，都很义愤填膺的。但一方面不能否认有这些事实，另一方面它确实不是主流，而且常常会在朝野士大夫的讨论中受到批判。当局者内外“多欲”，都被认为不符合仁的概念，也不符合天下的理念，因为天下是建立在教化而不是军事占领的基础上。
中国的天下观念与带有民族主义倾向的帝国主义有很大的区别。而中国人在十九世纪认识的民族主义，下一个阶段就是帝国主义。比如康有为就是一个愿意实行帝国主义的人，他主张中国民族强大的时候就可以殖民扩张，建立海军，占领全世界。所以那个时候的人以为，帝国主义是民族主义的下一个阶段，不像我们后来根据马克思主义，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下一个阶段。
经济观察报：满清遗老常常将民国与明末、五代等乱世相比拟，你认为民国与中国历史上传统的易代之际有哪些区别？
罗志田：不是太一样。当时少数比较趋新的人会觉得很自豪，民国成立的时候，全世界没几个共和国，中国是走在世界前列的。可是如果从多数老百姓视角来看，突然没有皇帝了，他们觉得很不习惯。因为皇帝是国家的一个象征，也是一个凝聚性的权威符号。可是这个新的共和国没有建立我们想象的能够凝聚全国人的权威，也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机器。
整体而言，民初的情形在很大程度上不太能和明末清初的情况进行对比。最不可比的，就在于清初虽然是异族入主，可是他没有带太多不一样的制度进来，而民国虽然没有强有力的政府，却想要实施一个全新的政治制度。不过，民初是个过渡期，不是一个太现代的时段。那时的政治伦理，更多是延续清代的。我们所谓北洋的那一时段，其实是一个国家权力相对薄弱的时候。一方面造成了后来所谓的军阀割据，同时又援用了不少技术官僚，制订了相当多的政策法规，后来的南京国民政府实际延用了很多民初的制度。
经济观察报：费正清的冲击-回应史观在近年不断受到冲击，比如美国的柯文他写过《在中国发现历史》，也提出了对冲击回应说的挑战，你认为近代中国的变革是中国自身的因素多一点还是西力入侵的因素更多一点？
罗志田：这是一个很高端的问题。柯文所写的主要是针对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汉学界，更多是他们的自我批评，自己感觉太不注重中国本土因素了。但中国学者的问题可能不完全一样。现在多数人的研究都有所侧重，不是人人都在做整体思考，我想这主要看你研究的具体问题是什么。假如是注意近代的变化，我想就是西潮冲击为主的。因为近代最根本的变化，所谓四民社会解体、天下崩溃、“国家兴起”等等，都是西潮冲击造成。但如果考虑的是比较延续的一面，或者更潜在的一些东西，也许就要多看一些本土的因素。另一方面，冲击以及回应都发生在中国当地，探讨这方面的问题，也可以说就是一个从本土看的视角。受了刺激有所反应，这是一个正常的行为。所谓回应，不一定就是被人牵着走，也可以反着走、绕着走，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回应。但总体上说，假如注重近代的变化，我想西潮的冲击绝对是导致中国发生大变化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