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晖的理想是重建中国学术
凤凰网文化：活人特别愿意关心死人假如不死的命运，设想一下张晖？
杨早：张晖的太太在昨天的一条微博里说，说他理想是重建中国学术。
凤凰网文化：很大。
杨早：对，这个说法就很大了，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你也不能说他不对。因为张晖他的训练他比别人都完整，你知道有的人做学术偏重理论，有的人偏重文献，有的人会偏重于历史，他基本上把这三块都走通了，他最早从高中喜欢词曲，到了南大的时候，他受到很好的古典文献的训练，他的文献功底非常扎实，到了香港以后，他又受到了理论方面的熏陶，到台湾以后，他又会吸收台湾的一些长处，而台湾也是跟香港一样，并不光有台湾本土学者，也有很多世界级的学人。张晖跟我讲过，他在中研院的感受就是，有的时候像在梦里一样，比如一走进那个地方，走着、走着，迎面会过来一个人，你仔细看，余英时。你再走，你又看到一个人，何炳棣。你跟这些一流学者在一起工作的时候，你的心态和眼光、格局会完全不一样。
凤凰网文化：可以说他一切都是积累到一个顶峰的时候倒塌了。
杨早：就他这个年龄来说，我觉得在学界很难超越。为什么他短短的十几年学术生命，就会做出那么多的成果，说明他从一开始路就走得很正，没有耽误。我们好多人都会中间去挣笔钱，去搞个媒体什么的，兜兜转转的，最后再回来。
凤凰网文化：诱惑挺多的。
施爱东：像张晖这种人，基本上可以排除这些诱惑，他能一门心思的往一条路上走，而且这条路的前景是他自己所能看得见的，并不是一个死胡同，或者是一个狭窄的路，而是一个很广大的天地，像他这么目的明确的人，很少见。
凤凰网文化：事实上你们了解他真正的现实生活吗？
杨早：张晖这个人，是不喜欢讲他自己的，不光是我和他交往少的原因，即使他同一个室的同事，他们也知道的不多，就是因为张晖不太愿意讲自己家里的事情，他也不太愿意叹苦经，比如说大家也不知道他身体好不好，有的时候问起，他会轻描淡写。但有些困难是共同的，比如他和他妻子双双到了北京就职以后，张晖在我们社科院，一个月收入2000块钱，他妻子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开始的收入也多得有阶层。现在这些青椒（青年教师）的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收入非常低，用我一个北大师兄的说法就是，你在没有评上副教授之前，你只够吃饭，凭上副教授以后，你才想买车买房的事。我们也知道，张晖的岳父岳母在北京，但是年纪很大了，他父母在上海，本身又没有公职。
凤凰网文化：他也不是世家。
杨早：他实际上是农村子弟，对吧？所以这样的话，他几乎得不到家庭支援。张晖他们开始买一套很小的房子，大概就60平米吧。但是后来要生小孩了，要靠父母来北京，帮他们看看孩子，就另外租了一套小房子给父母住，然后每天早上把小孩送过去，晚上再接回来，长此以往资料也很不方便。去年他们买了一个大一点的房子，大概120平米吧，就在三环边上，因为要便利他夫人上课。这样压力当然比较大。
我听一个同事说，当时他挺高兴的，他没想过说没想过自己能够住这么好的房子，他对这个事情还是挺高兴的，当然压力也很大。经济压力之外，还有带孩子的压力，每天都要先把孩子哄睡了，才能看书写东西。爱东也知道，张晖手头的事情特别多，他不光是写书，他还要编书、编杂志，还是南社研究会的秘书长，还要开会，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在他这堆着，有人说他去年熬了好几个通宵都没睡觉，就是因为事太多堆在那里，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健康，我想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凤凰网文化：刚才也说到涨工资只能靠凭职称，是靠熬出来的？
杨早：在高校，评上副高，收入的提升相对较大，但在社科院来说，他更多是代表一种学术认可。
施爱东：所谓的待遇，无论高校还是其他什么单位，他都是跟你的职称和级别挂钩的。待遇的差距，不光是体现在工资上，体现在各个方面，住房，甚至住房的面积，申报课题、甚至出差的待遇等等。
杨早：举个例子吧，如果你是一个助研，你每年能报的暖气费的面积是80平米，如果你是副研，就能提到90平米。
凤凰网文化：就是这么具体？
杨早：很具体。然后这只是看得见的，或者说你的房补，助研每个月是1000，副研会提到1200。我认识张晖，第一次单位出去开会的时候，我们在车上聊天，聊了很久的一件事，是他那时候刚来，第一年实习期，房补好像只发800，这个钱应该实习结束补给他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补不了，他为此跑了好几次。
凤凰网文化：就是为了800块
杨早：每个月多200块钱，就是1000，本来是1000，只给他800，他就为200块钱，可能几个月的时间，可能也就是1000、2000块钱，他跑了好几次，都解决不下来，就是这种琐事，非常影响你的情绪。我再补一点就是，职称不光是这个问题，他还代表着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比如说我举个例子，现在大学每年都有硕士、博士毕业，他们答辩的时候，会请答辩委员，但是答辩委员的职称，必须是副高以上。我们申报课题，如果你是副高，你就可以单独申报，如果你不是副高，你是一个助研，你必须要请两位正研做你的推荐人。而这个职称的评定，也很难做到绝对公正，尤其现在学科细化，学者互相之间其实不太懂“隔壁的学问”，你明白这个意思吧？比如说今年有几个人要报副高，到底这几个年轻人哪个更强，根本没法说清楚。如果你不想通过量化比较，就是谁书多，谁论文多，哪个刊物级别高，只说谁学问高，没法比较。
大陆学术采取论资排辈的方法
凤凰网文化：透明化程度多高？
杨早：它不是透不透明，它变得不可比较。最后能够比较的要素是什么呢？资历，资历一定是可以比较的，你哪年进来的，你当了这个多长时间助研了。所以现在许多地方凭职称的最关键要素就变成了资历和年龄，这个我称之为在学术共同体缺失的情况下，一个不得已的方法，就是我们无法建立公正评价学术水平的标准，就只能采取论资排辈的方法。
施爱东：其实在这一点上，我觉得社科院还算好的。我以前也在高校工作，相比之下，我觉得社科院评职称评项目什么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公正的，至少来说，受到外界干扰不大，就比如说我们所，确实积压了一大帮的年轻人职称上不去，这当然不是说他们的水平不够，但也不是说有什么不公正的问题，主要是没有名额，一个萝卜一个坑，坑满了，萝卜放不下去。
杨早：这是历史原因，还有政策变化。以前是不管你多少人，每年比如给你两个名额，你就提拔两个人上来，但前两年突然搞了改革，定岗定编了，一定岗定编就发现你这个所的名额都满了，那就变成了说，你要退一个人才能上一个人，这导致什么？导致我们这个所2009年、2010年一个高级职称都不评，两年的资历就浪费掉了。
凤凰网文化：这都是中国特色。
施爱东：说到级别高，就像蒋寅老师在悼念文章里说的，我们是国家队，而且是乒乓球国家队，还不是足球国家队。但是我们的待遇比一般普通高校是要低的，而一流高校又比那些二流三流高校要低，重点高校比普通高校的待遇要低。所以待遇最高的反倒是那些地方性的，职业培训类的高校。
杨早：但是爱东这个说法，如果说出去的话，又会有很多高校教师会出来反驳，说他们也不容易，比如说有些高校他会要求你评副教授要有省部级课题，很多人都卡在上面，他不是没有专著，不是没有文章，不是没有教学经验，他就是没有这个课题，因为课题要抢，他未必抢得到，也未必愿意去抢。所以我们社科院，有一个好处，就是在课题这方面要求不是很高，但麻烦是有很多历史问题，因为这是一个老的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