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媒体塑造了太多伪公知
凤凰网文化：公知是第三类人吗？
杨早：公共知识分子在中国是被污名化了，实际上公共知识分子的一个特点就是他的发言途径，他的发言的方式跟一般的知识分子不太一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可以在自己不懂的领域里乱说话。现在公知也是把它给泛滥化了，好像是个人都叫公知，怎么姚晨就能变成公知了？怎么这个艺人就叫公知了？这些都是哪儿跟哪儿啊。
施爱东：这里面媒体本身是负很大责任的，尤其是南方媒体，什么《南方娱乐周刊》，什么《南方都市报》之类的这些，把什么姚晨、汤唯、伊能静都能捧成中国最著名的“知女”，这太搞笑了。韩寒这种不学无术的人也被他们命名为著名公共知识分子，韩寒他可以是个赛车手，甚至在他的这个抄袭没有被认定的情况下，你甚至可以说他是个作家，可是，你怎么能够说他是个公共知识分子？这是扯淡嘛这个，这就是扯淡。
杨早：这实际上把这个门槛降得太低了。
凤凰网文化：就像你们说它垃圾太多。
施爱东：这个媒体的力量，它一出来就是发行量多少多少万份，迅速把一种声音扩散出去了。今天我在这里说话，就你们两个人听到了，可是他在媒体上发个言，马上就有成千上万的人听到了，看到了，所以他的永远是大过你的声音的。
杨早：这个倒不是坏事，我倒不觉得说他大过你的声音就是坏事，我想说的其实问题在于混淆，就是你把本来不属于他的东西给他，更糟糕的是这种混淆，比如说央视啊，央视这个媒体诡异就诡异在，它既是一个商业媒体，它又是一个带有政府性质的一个机构。
凤凰网文化：还有挺多依靠主流反主流的人物。
杨早：那个就不说了，因为它有这个背景，就变得很诡异，比如说，大家认为说上过央视的学者就一定是好学者，所以说那么多地方会花钱去请于丹，于丹被炒起来，不光是只是观众把她炒起来的，各地的推波助澜，包括这种场合那种场合去做论坛的这种也是。这个可不是于丹自己的本事带来的，而很大程度上是后面的光环，所谓央视学者的这个光环带来的，所以中国的问题其实就在于它混乱到极点。当然有的时候也是知识分子一个自律的问题。
凤凰网文化：还是说因为创新的空间已经非常狭窄了？
杨早：说白了就跟牛奶一样，你就这么多奶源，但是你要供应这么多人的需求，你不供应你就要倒台的情况下，你肯定只能造假。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创新本身空间很小，而从事这个职业的人又这么多，而你又要求每一个人的创新，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弄虚作假，你要弄出一些实际上不存在的东西来，为了创新。
凤凰网文化：在中国这种一旦推出来一两个学者明星，他们的广舆度，享受到的鲜花和掌声和世界来比是出奇的高，所以才会给你们造成这么多的诱惑？
施爱东：我觉得对真正的学问家来说，这并不是一个诱惑，真正的学者并不看重这些当下炒作起来的名气。
杨早：如果你真的对学术的兴趣大到无以复加，也不会因为十年你在外面混，就真的就不回来。你要是真的兴趣消失，也无所谓。我要呼吁的是尽可能地放开限制，第一读博士不要限制年龄，第二也不要逼着大家三年、四年毕业，而是真的实行学分制。我读一年，再出去工作，通过资格考试，成为博士候选人，我就出去工作，美国都是这样的，很可能我教十几年书，再回来交他的博士论文，再拿博士学位。你干嘛非逼着我在三年、四年之内把它拿到呢？有什么好处呢？
施爱东：所谓的读书改变命运，不能狭隘地理解，读书读到一定的程度，学会了一些必要的文化知识、为人处事的方式，以及进入社会参加工作的有效技能以后，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是不是值得，或者说有没有必要再往前走。并不是说你一直向前走，多读书就一定能改变命运。很多人错误地理解了读书改变命运，以为书中真有黄金屋，书中真有颜如玉，以为一直读上去，一直读上去，硕士、博士、博士后，读到最高了你就能改变命运了。恰恰相反，你读到最高了，你可能就是最穷的那类人了。
杨早：改变是改变，是往哪方面改变，向上改变还是往下改变。
凤凰网文化：古代是做官嘛。
施爱东：对，古代是“学而优则仕”，现在是学而优没有仕可以给你，所以的话，你学到一定的程度……
杨早：其实这个都一样，哈佛的MBA全华尔街都抢，但哈佛的DBA没人要，因为我不需要你有这么高的学问，所以大家一定要想好这个事情，博士现在越来越多，一窝一窝的，这绝对是个大问题，干嘛你要读博士？
施爱东：现在的博士，说句实话，中国的博士最烂了。中国的博士中，很多人是属于根本就没有学术资质的，都是逼上梁山，一条道走到黑的，许多人做个博士论文就做傻了，这个完全有可能。“傻博士”这个称呼可不是空穴来风。
杨早：我们说句不客气的话，你说你能为社会创造什么财富，或者说创造什么文化吗？
施爱东：现在的博士论文也好，现在的学者出的书也好，说句不客气的话，刚才我说50%的人是没有做学问的资质，现在再加多一句，所谓的学术成果，70%是根本没有人看的，有些是因为垃圾没人看，甚至有些精品，也没有人看，被淹没了，你看不过来，看不见。
杨早：学术管理部门一天到晚想着怎么激励和管理。
施爱东：许多高校规定每个教师每年要在核心期刊发三篇论文，否则这个教职就恐怕保不住。那怎么办呢？我就只好把这两页论文，中间夹上一百张人民币，我得找找关系去，求人发了这篇论文，否则你说怎么办？生存第一啊！
杨早：就是公开的说我们收版面费，而且我们公正收的，就算好的了，最怕的是后面的那个交易。
施爱东：现在变成什么呢？变成了是评判一个学者最高是否有水平，变成这些权威杂志的编辑。一旦学术变成量化了以后，你拍出一篇论文来，我拍出两篇论文来，你那篇论文，你敢说，我这篇论文我是在一级刊物发的，你那个在二级刊物发的，你敢说我的比你的更差吗？
杨早：对啊，就行了，就不用比内容了。
施爱东：谁能够到一级刊物发文章，谁就牛逼，所以的话，一级刊物的编辑他就变成了是最大的庄家了。
中国学术已经到了快崩溃的地步
凤凰网文化：钱和发表的关系已经到了什么地步？
施爱东：经常听到有人说，只要你的钱够多，即使说你的文章是狗屁文章，你拿来了之后，我找人帮你改，改到能发。
杨早：或者我帮你改，我帮你改得看得过去。
施爱东：教育部是中国学术腐败最大的发动机，现在中国学术看上去繁花似锦，实际上危机非常大，甚至我觉得都已经到了快要崩溃的地步了。
凤凰网文化：对中国学术界的最大损害是什么？
杨早：就是说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然后大家就不做了，大家其实就放弃了。
施爱东：不做是不可能的，因为只要它有利益，有课题。
杨早：不是，我是说，真正的学问就不做了，你驱逐来驱逐去，剩下的人就没有真做学问的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转入民间。
施爱东：还是有些人做的。
杨早：因为现在我就发现有民间学者，就是我纯粹靠兴趣，我不跟你体制玩，我自己做别的工作，我传媒也好，我经商也好，无所谓，但是我单靠自己的兴趣来做学问，因为现在的咨讯传播确实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你如果不能利用比如说国家图书馆或者什么研究机构的材料的话，你都做不下去。现在这种材料的广泛与易得，导致我想做学问也能做，所以我猜学术往民间化的发展会越来越强烈。
而且我觉得就刚才说的，如果说那个民间的基金这些东西能慢慢建立起来的话，它有可能会成为另外一种对抗力量。
凤凰网文化：现在职称成了对一个人最大的认可？
施爱东：你看哈，民国时期，哪有评什么长江学者，什么几级教授？现在评了教授、副教授这个什么还不算，教授也给你分级了，什么一级教授、二级教授、三级教授、四级教授。天天让你们去争，去抢，去闹矛盾，他就是成心不让你安心做学问，折腾你。
杨早：现在我们一共分成12级了。从一到最后，一共有12级。
凤凰网文化：所有院校吗？
施爱东：你好不容易混到教授了，觉得哎，可以轻松一点了。不行，他重新评一个级，给你个三级教授、四级教授，你本来是教授了，你觉得已经最高级了，好了，现在突然变成四级教授，他一下就变成这样了。我在你前面再放几个梯子，你继续爬吧。
凤凰网文化：谁规定的？
施爱东：绩效管理呗。用绩效来管理学者，是把学者当企业员工。
杨早：这是个管理策略。你看有些外企就是把那个人分成28级，从刚进去一个到高管，他就让你不断的竞争。
凤凰网文化：知识分子需要这样吗？
杨早：他觉得需要，管理，所以说这是管理。
施爱东：所谓管理，就是用企业的方式来划条条框框，对我们用这种方式来管理。
施爱东：你想一下，你到了教授了，你已经是研究员了，你就不听我的话了……
杨早：对啊，你就没有什么诉求了。我就要制造一个让你有奔头的。
施爱东：我一下就把你贬回到四级，你还有三级要走，你听不听话？
凤凰网文化：现在完全就是行政化来代替了？
杨早：就是行政化，学术界整体的行政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