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时空压缩视角看，社会建设固然需要加大资金和人力投入，但这些只是必要条件，没有这些条件不行，即使有了这些条件，如果投资的方向、布局不合理，也未必能搞好；社会建设固然需要政府重视和支持，但这也只是重要条件，还要解决如何重视和支持的问题。
●中国人传统上就有“能群”“善群”的特点。在这个意义上，加强社区建设就是既有强关系，又有弱关系，强弱互补；既讲社会责任，又讲自治自律，用“社区性”增强人们的认同感、信任感和安全感。
●经验证明，工业化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就是削弱农业，相反，它需要有强大的现代农业的支撑。
●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不论是古时的义仓、义捐、义学、义诊，还是近时的救济、慈善、抚慰、救助，都只是面向特殊群体、针对特定事项，具有选择性、补缺型的特点。
●传统的优势正确发挥出来了，与现代的、后现代的因素恰当融通了，社会建设的中国特色就凸显了，就有助于打开新局面、进入新阶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时代需要大格局，大格局需要大智慧。”“时代”“格局”都是时空概念。从时空压缩视角看，社会建设固然需要加大资金和人力投入，但这些只是必要条件，没有这些条件不行，即使有了这些条件，如果投资的方向、布局不合理，也未必能搞好；社会建设固然需要政府重视和支持，但这也只是重要条件，还要解决如何重视和支持的问题。解决问题需要抓住关键，而将传统性、现代性、后现代性相互融通，实现综合创新，就是一个关键。
从轻视家庭作用，到重视家庭建设
在应对老龄化挑战，特别是解决养老服务问题上，既不要否定尽孝责任，又不要单纯依赖机构养老，而是既要发扬孝道传统，又要发挥志愿服务、慈善机构等社会力量和社会组织的作用，既要重视家庭建设，也要大力发展专业养老机构。将不同时空条件下形成的养老服务方式恰当地组合起来。既有亲情，又有温情，形成适合中国国情的、能够解决中国养老难题的综合模式。
从熟人社会到“社会化”，再到社区建设
中国传统上重视熟人关系，又称“强关系”。可是随着农业社会转型为工业社会，人口的大量流动和迁徙，人们进入了“陌生人社会”。这种社会状态的特点，一是依靠社会普遍规则调节和规范人们的行为，“弱关系”的适用场合更大了；二是个人一方面“原子化”了，另一方面也更加“社会化”了。
但是，中国人传统上就有“能群”“善群”的特点。在这个意义上，加强社区建设就是既有强关系，又有弱关系，强弱互补；既讲社会责任，又讲自治自律，用“社区性”增强人们的认同感、信任感和安全感。
从削弱农村，片面城市化，到城乡一体化框架下的城镇化
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农业文明，积淀了厚重的乡村文化，这是中华文明的根。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农业社会要转型为工业社会，乡村社会要转型为城市社会，工业产值要远远高于农业产值，大量农民要转变为市民，这些都是必然趋势。但是经验证明，工业化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就是削弱农业，相反，它需要有强大的现代农业的支撑；虽然城市化过程中大量村庄会消亡，但也不能片面地以为就是“赶农民上楼”，而是必须建设大量的“新农村”；不能把现代化过程误认为就是消灭农业文明，以为农业文明都是落后的，而是应该工农互惠、城乡一体，要建立既有“乡情”(乡村情结)，又有“市情”(都市情结)的城乡一体新格局。
从崇尚平均，到拉开差距，再到逐步缩小城乡、地区、收入差距，形成既讲公平、又有活力的橄榄型社会结构
我国历史上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计划经济时期又实行平均主义“大锅饭”，严重束缚了人们的积极性。改革开放以来，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解放了劳动生产力，很快解决了温饱问题，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但同时，基尼系数也快速攀升，不到20年时间，我国就从崇尚平均的社会进入世界上收入差距较大国家的行列。按照邓小平当年的预期，20世纪末就应该突出地解决收入差距问题，此后经过多年努力，自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末期到现在，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趋势逐步得到遏制。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估算，全国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从2008年的0.491下降到2014年的0.469；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比例从2008年的3.3倍下降到2014年的2.9倍。
在过去较长时期内，由于过于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并且过于依赖投资拉动，造成了资本所有者在经济中长期增长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状况，致使利润占国民收入比重过高，与此对应的就是，劳动者的劳动收入占比过低，这种收入分配不公格局长期存在，导致中国快速崛起了一个财富规模巨大的富有阶层，抑制了中等收入阶层的发展，阻滞了底层群众脱贫，致使社会结构不合理，并且出现利益格局固化的现象。
在经济进入新常态下，我们要抓住经济增速放缓、结构优化、消费成为主要拉动力的有利时机，提高居民收入，缩小收入差距、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下大力气推动社会结构调整，形成既讲公平、又有活力的橄榄型社会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