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1：在您提出最后解决办法当中，有两个主要因素，一个是产权，一个是纪录。同时您又提到，信任的恢复需要几代来完成。所以我想问，是不是在恢复信任的过程中有很多困难？
答：对。比如说，产权和记录都不具备。即使建立了，也不会一下完善，不会一步到位。产权的事情也要有时间，有人们对它的理解。何况，社会上还有一些既得利益者，他们会让一些制度按照惯性继续存在下去。此外，我们长期没有在好的制度下生活，有一些骗子还继续存在着。这些事情应该都是障碍。
问题2：刚才您谈到了传销的问题，我做过一段时间的传销，所以我想问，按照您的理论，正规的传销在国外是存在的，但是在中国传销走歪了，出现了杀熟的现象。那么您认为在中国传销业有没有发展的土壤？
答：传销在中国已经被取缔了，我不认为传销制度不能在中国存活。但是就眼下状况来说，我对取缔传销也不是不同意。眼下，我们的人的素质，包括道德，和对规章的遵守都存在很多问题。所以，取缔传销，从现实来说，我还是同意的。但是传销这种制度是不是在中国一定搞不好，我也不是这么看。关于传销，是一个非常细致的事情，如果你对这个感兴趣，我希望你读一读我的书。再一个，社会上，包括很多学者，对传销有误解，在我研究了之后，我取消了这种误解。细致一些的我就不谈了，因为这是一个比较微观的东西。
问题3：关于博弈成本和信任之间的关系。
答：当然了，一个社会的信任度越大，博弈成本就越小。你要是兴趣大，可以读一下富山的书。它认为中国是一个低信任度的国家，在这样一个国家中，经济是不可能繁荣的。在低信任度的国家中，做不成大企业。一些学者，认为小企业是很好的，但是富山认为，一个发达的国家，一定既要有好的小企业，又要有大企业。应该把合作扩大。很多例子可以论证，信任度低的地方，合作成本很大。比如说，我们的职称含金量低，一些企业在聘用的时候，还能相信吗？久了以后，我们国家还可以产生像麻省理工学院那样的学校吗？如果学位含金量低的话，聘用单位就要花很多时间去审查履历，还要试用，这样对双方来讲，成本都很大。
问题4：你觉得我们中国能不能从西方国家借鉴一些人与人交往的一些处世方法吗？
答：其实制度，特别是法律，只管社会生活的小部分。如果一个社会大部分人以盗贼的居心来生活，法律将形同虚设。法律是需要成本的，法律是靠警力来执行的。如果一个社会过半的人都是盗贼的行径，社会上要多少警力才能看管起来，我们纳税人要交多少钱啊？所以，除了法律，很大程度上要靠习俗，自律，良心，当然我不是一个良心主义者。良心和好的制度是对应的。好的制度会推动道德发展。所以说，我认为简单的移植一项制度不太会奏效，我说的制度殖民，是一个悲观的看法，不失为一个出路，但是不会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
问题5：我们几千年的文化能不能解决我们的信任问题吗？
答：信任问题是一个综合的问题，综合问题就不是一个单科的问题。我们应该从问题出发，从当今出发，十八般武艺都要用。作为一个实践者，不必分解各种手段。分解是我这样一个苍白的学者分析的时候用，真正掌握权柄推动社会制度建设的人，应当是一个多面手，综合主义者，不像我这样书生气十足的人，他应该是一个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不丢失任何一个好的工具，不片面崇拜某一种手段。你所说的中国古代文化是我们文艺复兴的很重要的东西，不应该丢掉和轻视。丢失它将受到洋人、邻邦、历史和后代的嘲笑，那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但我们完全不必纠缠在上一代中学为体还是西学为体的讨论，而是应该为我所用。就像对于生命体来说，哪一个部件都很重要。不应走入哪个重要的误区。不要让话语的逻辑忽视了实践的逻辑。
问题6：你所说的档案纪录中，由过去推知将来，是不是复合逻辑？
答：这不是严格的逻辑，但是这个推断合统计学。如果用西方的思辨之王大卫·休谟来看，他不合严格的逻辑，但合常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