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具体的制度性机制来看，官员辞职产生的原因有以下几点：持续的高压反腐，遏制着“权力寻租”的空间；不断完善的制度建设，消除着“灰色收入”的暗道；日益严明的问责机制，加重着官员的“压力不适”反应；趋向公正的官员晋升制度，改变着官员的“仕途预判”；愈发强大的媒体监督，影响着官员的行为选择，等等。
【关键词】官员辞职 高压反腐 问责机制
【中图分类号】D602 【文献标识码】A
随着中国社会日益多元开放，近年来，官员辞职似乎暂成“风潮”，媒体持续报道，坊间热议不断。有“好问”者，也在穷究辞职者的动机或说法，更有媒体另辟新词，以“新50岁现象”概而括之。一时间，官员辞职引起政学两界的持续关注。
其实，辞职者的说法也许并不重要，因为嘴上说法并不等于心里想法。50岁也并不是原因，只是辞职者的身份指标之一，但极具典型象征性意义，其背后更有复杂的主客观原因。
政治自有其逻辑，辞职者也各有原由。学者自然可以条分缕析其中的个体性原因，但官员辞职背后，蕴含于时代变迁中的制度性原因更值得思考和研究。因为这关乎体制内外“转换流动”的机制机理，甚至关乎未来中国政经改革的趋向。
官员辞职的四个类型：志趣理想型、趋利求富型、升官无望型和压力不适型
很少有辞职官员公开表达辞职原因，大多选择回避或沉默。因此，从个体性原因分析，只是韦伯理想模型意义上的“抽象类别”，是学者逻辑分析中的“单一因素”。当然，可能任何官员辞职都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我们的基本分类，只是为深入学理分析提供一个理想模型。
一是志趣理想型。此类辞职官员离开官场，转身名校或科研单位，属于“政学”之间的“旋转门”转换。其辞职原因大多出于自身长期潜存的个人志向或学术理想。他们进入官场后，往往会发现自己的个性、志趣和理想并不适合当官。他们不会溜须拍马讨好领导，说话直率时常得罪同事，“出力不讨好”、“不受人待见”，而“活得压抑、活得很累”，觉得与其这样“累下去”，还不如“一走了之”，去广阔空间实现更适合自己志趣理想的学术研究。此种类型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官员在官场还算顺风顺水，也一直在晋升进步，甚至到了司局级，只是眼看到了50岁左右，再向上“进部（长）”无望，而自己一直心存学术理想，也积累了丰厚的行政经验和人脉资源，可以到名校去开拓自己更大的创造空间。此类在“政学”之间“旋转”的官员，到了学界往往如鱼得水，更能做得风生水起，起到学术理论与行政经验相得益彰，学界自由与政界资源互动互强的“放大效应”，属于“政学双赢”。此类“政学转换”，只要官员离职前“审计合格”和 “程序合法”，也许应得到政府和社会的更多理解和支持。
二是趋利求富型。人本趋利避害，原无可厚非。此类官员鉴于“当官与发财”不可兼得，“捉襟见肘”的工资在财大气粗的老板面前更觉囊中羞涩，眼见快到50岁，前途晋升无望，再混下去也许官财两空，不如华丽转身投入商海，此即“政商旋转门”转换。政府高官与国企高管本是“一家”，相互“交流转换”实属正常，这有其历史和体制的背景和原因。人们热议的往往是政府高官转身私企高管，这又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官员确因待遇问题，转身私企，以求得到更多财富。而官员在位有权时，并没有与所投身的私企有利益输送，属于两厢情愿、干干净净、一拍即合。二是官员在位时，利用手中公权，给予所欲投身前往的私企巨大的好处，如在土地转让、工程招标、优惠政策等方面，暗中输送利益；而一有“风吹草动”，立马转身“下海”到属意的企业，这就有期权交易、投桃报李的嫌疑。此类“政商旋转门”最为人们所诟病，但情况也最为复杂隐秘。
三是升官无望型。此类官员把从政当官作为人生的最大目标，一门心思都围绕着升官。一旦发现自己已徘徊于 50岁边缘，可能一辈子也无法晋升后，就再也没有了在官场混下去的动力和方向了。此时可能决绝地离开官场，转身社会，此类可名为“政社旋转门”转换。此类官员辞职后，可能去企业、可能去高校，也可能自主创业。但辞职的最大原因即是升官无望。但这是最不可能明说的理由，更不可能公开宣扬，这既与传统的“官本位”思想有关，也与现行的官员工资福利制度有关。官大不仅可以光宗耀祖、封妻荫子，也与官员的房子、车子、票子等紧密相关。此类辞职可以在任何年龄段发生，35岁、40岁，但50岁也许是最明显的“终结信号”。年龄不再重要，升官无望的预判才是根本。
四是压力不适型。当官本是“累人活”，官场更是“复杂场”。官场鏖战不仅需要高超的智商，更需要精妙的情商。业务事务累人，人际关系更累人，加班加点时常有，“5+2”、“白加黑”。这时往往有些人挺不住了，失眠、抑郁、烦躁，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接踵而来，腰疼、腿疼、头疼“频频光顾”。很多官员在50岁左右，“体能警报”频频拉响。身体的不适，坚定了他们“决绝离去”的决心。此类官员往往就此转身，此类可名之为“政民旋转门”流动。此种类型的“辞官”，最值
得人们同情和理解，这一点从频频发生的几十起官员因抑郁而自杀的案例中可以佐证。“政民转换”后，辞职官员可以回家种地，也可以支边支教、周游世界，干自己想干的任何事情。有道是“无官一身轻”，呼吸自由空气，欣赏天高云淡，未尝不是另一种活法。
以上四类，只是为了深入辨析而人为抽离的单一原因，或许可以概括辞职官员的基本大类，其实，可能还有“逃避反腐型”“规避问责型”“归隐山林型”等。我们不再细分下去，还因为现实生活中，人的心理动机最复杂，会出现各种各样动机的重叠和组合。例如，有人辞职可能是因为“压力大、挣钱少、身体又不好，升官又无望，何尝不追求一下自己的理想”，等等。
此轮暂趋“成潮”的辞职风波，反映了深刻的官员心理取向和制度机制问题
人生几何，何不换个活法？官员辞职实属正常，“能上能下、能进能出”方才合理。官员也是人，也吃五谷杂粮，也有七情六欲。时代的脉搏和发展的潮流，不可能不对官员的个人选择施加影响。
此轮官员辞职，是否形成风潮尚未可知，人们热议和关心的更多是当前的政经形势。从大的方面来说，党的十八大以来的高压反腐、深化改革、严明法治、强化市场，都构成了此轮官员辞职的时代背景，但从具体的制度性机制来说，能够对当前官员辞职构成心理影响的制度性原因，或许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一是持续的高压反腐，遏制着“权力寻租”的空间。高压反腐、反腐败永远在路上，是新一届政府的鲜明旗帜，而且从目前的态势来看，高压反腐之压力只会越来越大，压力传导只会直抵基层。在此背景下，关住权力的制度笼子只会越扎越紧，权力寻租的空间只会越来越小，这可能使少数腐败分子的幻想破灭。已经“腐败过”的官员可能想“溜之大吉”，从而逃脱惩罚；心存幻想“还想腐败”的分子，可能看到权力寻租的机会全无，还不如一走了之，另谋高就，这可能是有腐败嫌疑的少数官员“卸权挂印”的制度性原因之一。
二是不断完善的制度建设，消除着“灰色收入”的暗道。从中央制定“八项规定”以来，持续深入的反“四风”活动，加上不断完善的“三项纪律”教育，使各个党政机构、事业单位的财经纪律和报销制度越来越严。此外，干部财产收入申报制度的抽查震慑，各种对权力监督的制度机制愈加严密，使以往附着在各种官位上的“灰色收入”极大缩减；公车私用、公款旅游、公款“福利”、兼职收入等各种“隐形”、“灰色”收入的难以再现，也使一些官员切切实实地看到了当官并没有以往的很多“油水”；加之政府官员与企业高管的巨大工资差距，这也促使一些官员转身而去。
三是日益严明的问责机制，加重着官员的“压力不适”反应。随着“四个全面”战略的实施，法治政府建设的快速推进，党政部门及司法机构的制度机制改革日益深化，“谁主管、谁负责”的问责机制日益加强，这本是亟需的制度建设，对于根治长期难除的庸政、懒政十分必要。但对于一些本已习惯了松散的官员，身体的“不适应感 ”会愈加明显，这也是不少官员以各种身体问题为由辞职的原因之一。
四是趋向公正的官员晋升制度，改变着官员的“仕途预判”。官员选拔任用制度的不断健全完善，更加公正、公开、民主选拔程序的推进，也在改变着一些官员对自我仕途的晋升预判。他们不可能再凭借“跟对什么人”、“疏通什么关系”来实现升官目的，仕途遇到了“天花板”，这也促使一些官员另辟蹊径来“转换”人生价值。
五是愈发强大的媒体监督，影响着官员的行为选择。强大的公共舆论，是现代社会无处不在的监督力量，急剧变迁、多元多样的社会，亟需更为密切的舆论监督。日益普及的互联网和手机网络，构建了“天罗地网式”的自媒体监督大军。手机拍照和微信发送的高效及时，甚至使官员的“八小时内外”的一举一动都能得到监督，这也使官员时刻处于汪洋大海般的注视包围之中，这种当官不易的“被注视感”也在影响着官员的仕途选择。
总之，在法治化的现代社会，官员辞职只要符合法律和制度，本是正常的社会流动。政学之间、政商之间、政社之间顺畅的转换交流，更是社会活力与自由秩序的体现。但此轮暂趋“成潮”的辞职风波，反映了深刻的官员心理取向和制度机制问题，值得政学两界深思研究，也值得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在不断推进的法治中国进程中加以解决。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
【参考文献】
①《怎么看待官员辞职背后“新50现象”》，《新京报》，2015年9月11日。
②《官员辞职为何都是下海当高管？》，新华网，2015年7月9日。
责编/刘瑞一 美编/于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