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目前，中国的金融结构系统仍然以银行为主，这突出表现在：银行资产在全部金融资产中占有绝对优势，资本市场的发展尽管增加了直接融资的比重，但间接融资的主导地位仍未得到根本性转变，保险业、信托和金融租赁业发展缓慢，社会融资风险高度集中于前者。过多的货币性资产无疑会压缩社会融资的途径和空间，降低金融创新的能力和动力，使得企业的负债水平居高不下，不利于金融结构的优化和实体经济的发展。其资源分配又主要集中于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从而将大多数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排斥在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之外，这在客观上催生了各种形式的民间金融市场，在加剧金融系统不稳定因素的同时，增加了金融监管的难度。
中国金融城乡二元结构有待缩小。一方面，农村和欠发达地区产业化程度低，经济效益不明显，信息成本较高，又缺乏足够的抵押担保品和防范风险的可替代手段，从而导致金融机构往往不愿意在上述地区开展业务，造成“市场失灵”；另一方面，通过政府补贴和非营利性组织捐助等形式注入的资金，由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原因，在实践中使用效率较低，违约情况时有发生，影响了资金的循环使用，并降低了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整体信用状况，造成“政府失灵”。上述两种“失灵”反过来又会产生明显的虹吸效应，引起资金从农村到城市、从西部到东部的逆向流动，进一步阻碍当地的经济发展和合理、均衡的金融结构的形成。
因此，中国金融如果要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阶段发挥重要作用，并在国际金融危机后实现战略崛起，必须首先着力解决自身存在的结构性难题，不断优化金融业的内部结构，建立统一的全国金融市场，推动金融系统的健康发展。
提高对金融治理重要性的认识。纵观世界各国在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发展的过程中，都会面临巨大的经济社会转型的挑战，其中，金融治理的重要性在此阶段起到决定性作用。中等收入陷阱源于中等收入经济体的经济不稳定，而经济不稳定则主要源于频繁爆发的金融危机。中等收入经济体之所以频发金融危机，是因为其经济与社会转型所引发的一系列结构问题。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于防范金融危机：政治上，要建立强有力的支撑改革和审慎监管的体制；政策上，要及时、审慎地推进财政改革和金融改革；技术上，要实施宏观审慎监管，维持金融稳定，并建立有效应对危机和加速危机恢复的机制。中国正处于中等收入阶段，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同样在于避免金融危机。而防范金融危机的关键，主要在于防止不稳健的金融自由化和对企业债务问题的不当处理。（作者系国家开发银行行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