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年前，我写过一本名为《全球化及其不满情绪》的小书，描述发展中国家对全球化改革越来越强烈的反抗情绪。这个情况似乎有点莫名其妙：发展中国家人民被告知全球化能提高整体福祉。那为什么又会有这么多人对它如此仇视呢？
如今，数以千万计的发达国家人民，也加入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反全球化队伍。民意调查，包括格林伯格（Stanley Greenberg）和他在罗斯福研究所的同僚的详细研究，显示贸易是一大部分美国人不满情绪的主要原因之一。类似的观点在欧洲也显而易见。
为什么一个我们的政治领袖及许多经济学家声称会让所有人过得更好的事情，会遭到如此唾骂？
从鼓吹这些政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那里偶尔能听到的一个答案，是人们其实已经过得更好了，只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而已。因此，处理他们的不满情绪应该是精神科医生而不是经济学家的事。
但收入数据显示，该接受治疗的是那些新自由主义者。发达国家大部分人的生活未能获得改善：美国位于金字塔下层的90%民众的收入，已经停滞了三分之一个世纪之久。全职男性工人的真实（去除通胀因素后）中位数收入，相对于42年前其实更低。在社会底层，实际工资基本维持在60年前的水平。
许多美国人在经济上的痛苦和迷茫甚至反映在健康数据上。经济学家凯斯（Anne Case）和2015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的研究就显示，一些阶层的美国白人预期寿命有所下降。
欧洲的情况要好一点，但也只是稍好一点而已。
米拉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的新书《全球不平等：全球化时代的新手段》以收入为标准，研究了从1988年至2008年这20年间的赢家和输家，为此提供了一些重要的见解。大赢家中既有全球最顶尖的1%富豪，也包括新兴经济体的中产阶层；而大输家是那些得到很少甚至一无所获的人，包括发达国家的底层贫民和中产工薪阶层。全球化不是造成此状况的唯一原因，但无疑是原因之一。
根据完美市场的假设（这也是大多数新自由主义经济分析的基础），自由贸易会将世界各地低技术工人的工资水平拉平，货品贸易替代了劳动者的流动，从中国进口的商品需要大量非技术工人来生产，这减少了欧美地区对低技术工人的需求。
这种力量非常强大，以致如果没有运输成本，如果美国和欧洲没有类似科技这样的其他竞争优势来源，最终就等同于中国工人持续向美国和欧洲迁移，直到完全抹平两地的工资差别。不出意外，新自由主义者向来绝口不提自由化的这一后果，他们声称，或者说是撒谎，直言所有人都会受益。
由于全球化无法帮助主流政治人物兑现他们的承诺，因此必定会让公众对“体制”的信任和信心有所动摇。而政府一方面慷慨救助那些引发2008年金融危机的银行，另一方面却让一般居民自生自灭，使得人们更加坚信，这次崩盘不仅仅是经济误判的问题。
在美国，国会里的共和党人甚至反对为那些直接遭受全球化伤害的人提供援助。此外，新自由主义者也反对推行保护输家的福利措施，他们担心这会影响激励机制。
但鱼与熊掌无法兼得：如果全球化要让社会大多数人受益，有力的社会保护措施就必不可少。北欧人早就想通这点：对全球化和技术变革的开放，是维持一个开放社会的社会契约的一部分。其他地方的新自由主义者却没有，因此如今美国和欧洲在选举中就遭到了报应。
当然，全球化只是当前形势的一部分，技术创新则是另一部分。所有的这些开放性和破坏性本应让我们更加富有，先进国家也应该推出政策，以确保这些好处能被广泛分享。
相反的，它们实行一些增加不平等，且破坏整体经济表现的政策来重新塑造市场。增长实际上放缓了，因为游戏规则被改写，以让本已有钱有势的银行和大型企业得利，其他人的利益则被牺牲了，工人的议价能力被削弱；至少在美国，保护竞争的法案跟不上时代了，现行法律也没能有效地执行，金融化继续快速推进，公司治理却不断恶化。
现在，正如我在最近出版的《改写美国经济的规则》一书中指出的那样，我们必须再次修改游戏规则，包括抑制全球化的措施。总统奥巴马一直在推动的两个新的大型协议——美国和11个太平洋沿岸国家之间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及欧盟和美国之间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都是在朝错误的方向迈进。
《全球化及其不满情绪》所传达的主要信息，是问题并不在于全球化，而是如何处理这一进程。不幸的是，管控手段并没未改变。在我那本小书出版15年后，新的不满情绪终于将这一信息，传到了发达经济体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