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治理过程看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能力建构
从治理的过程看，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实践路径可以分为“自上而下”的行政“福利”路径和“上下结合”的服务“治理”路径。“自上而下”的行政“福利”路径指的是政府按照文化职能的发展要求和国家财力向公民提供反映政府意志和偏好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能否满足公民的文化需求并不重要。“上下结合”的服务“治理”路径作为一种新的供给路径，强调政府、社会和公民等多元主体参与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民众的文化需求被纳入政府的考虑范围。“合作治理”既可减少政府在文化事业支出上的压力，又可充分激发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热情和活力，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有效供给率。
长期以来，我国形成了“自上而下”的行政“福利”路径，由政府主导的公共文化服务也像其他行政事务一样，自上而下地贯彻落实到基层政府头上，并最终由基层政府直接提供给公民。同时，有关公共文化服务考核的话语权也掌握在更高级别的政府手中。因此，对于基层政府，公共文化服务往往被当作一项上级政府交办的行政任务，而不是一项内在的服务职能；“福利”思想对基层政府的工作方式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促使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否完全看基层政府心情”的态势形成。因此，基层政府只需要完成上级政府安排的行政任务，走走过场，不需要达到“文化自觉”的高度。在这种行政“福利”逻辑下，基层政府很少关注和在意公民的实际需求、真实想法和评价，造成供给与需求的错位乃至脱节，其服务的内容和项目往往是上级政府的“规定动作”，或者是官员的“想象”甚至是一厢情愿。这样的公共文化服务便会沦落成地方政府和基层政府的“政绩”和“面子”工程。一旦检查结束，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便会消失。
如何避免这种“政绩”或“面子”工程性的公共文化服务？这就需要从供给要素的视角改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以便让更多的社会主体参与。目前，我国还存在着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力量参与不足、社会力量与政府互动机制短缺的情况。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仍然存在着体制机制、政策法规和技术能力等诸多限制，具体表现为：供给渠道和服务内容单一，缺乏弹性、政策法规缺位或缺乏可操作性、社会力量不发达、参与倾向复杂化和公民参与机制缺位等。因此，完善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机制和途径是提高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能力的必要条件。
在“上下结合”的服务“治理”路径中，政府不再是公共文化服务产品和服务的唯一供给者，社会力量会加入到供给行列，政府职能由“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这样政府就不再将注意力全部放在公共文化产品与服务的供给上，而是将更多注意力放到如何完善公共文化服务的相关政策文件和法律法规上。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还存在很多需要改进的方面，需要政府发挥引导和规范作用，依靠体制机制、政策法规和技术能力等的提升，不断完善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机制和渠道。政府向社会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和公共文化PPP项目的实施就是政府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道路上的探索和创新。
“上下结合”的合作治理，不仅使“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内容、范围更符合公民需求，有利于重塑健康文明的公共文化生活，而且还可促进政府的职能转型升级和服务优化提升，减少盲目无效的文化事业支出。与此同时，让企业、文化类社会组织、社区和社区组织、文化志愿者和公民个人等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既可为公民提供更加丰富多样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又可为公共文化服务提供闲散的社会资金、人才支持，弥补了政府公共文化供给的主体单一和资源稀少的缺陷。
总之，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是未来公共文化活动和服务供给的发展方向，如何更好的操作和实施将是一个长期探索的过程。文化治理下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实现，既来自政府对社会力量参与的鼓励、引导和规范，又来自社会力量的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约束。从文化治理的视角来审视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既可以发现当前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存在的问题，也可促使各级政府不断地改善本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质量。那么如何去发现和解决现有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问题呢？首先，我们需要一个进行客观评价的特定标准。为此，人民论坛理论研究中心从供给要素视角初步构建了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能力评价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