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您认为哪些思潮（泛指涵盖理论思潮在内的针对重大问题的思想观念，可涉及政治、经济、政治、文化等不同领域）属于危害社会或潜在不良影响极大的？
陈伟：对社会具有危害性的思潮包括：
形形色色的极端主义思潮，如法西斯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恐怖主义、狂热的宗教原教旨主义；
打着工人、群众、革命、阶级斗争的旗号，鼓吹红色基因、红色文化，宣扬政治挂帅，提倡学最高指示、凡事照指示办的极“左”思潮；
沿用左派话语，以新的方式批判资本主义，否定市场化改革，美化文革，美化全能主义体制，忘记了中国当初为何要改革开放，提倡所谓底层人尊严的新左派思潮，代表人物汪晖、王绍光；
反民主、反西方思潮，这些学者，刻意混淆概念，制造语言上的混乱，例如把领导和下属谈话叫协商民主，把某种与民主选举毫不相干的东西叫新式民主，同时，他们还到处搜集各种边角材料，汇集在一起，服务于反民主、反西方事业，一心论证中国式体制的特殊、优越，一方面反民主，同时又矛盾地提出所谓中国式民主，此外，这些人还特别擅长散布阴谋论，把中国人面临的实际问题归结为抽象的“西方”、“美国人”、“资本主义”、“境外敌对势力”。持其说者，如国内著名的若干“跪舔”学者、“五毛”学者，人物众多，嘤嘤嗡嗡，如同一群苍蝇，不能也不值得一一列举，也有外国籍的高级五毛学者如任教于清华大学的贝淡宁（丹尼尔·贝尔），论证中国的非自由民主体制解决了西方自由民主政体的弊病，代表了新型的高级政治，美其名曰“贤能政治”。
反现代思潮，提倡回到古典封闭社会的新保守主义思潮，如国内由刘小枫、甘阳及其徒子徒孙代表的中国施特劳斯派。
此外，如提倡儒学复兴的传统主义思潮，如蒋庆的拜孔尊孔读经论，形形色色的儒家宪政论，提倡封建家庭伦理的“家风”论，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反现代特征。
问：它们带来的社会危害主要包括哪些？
陈伟：激化矛盾，夸大中西方对立，夸大中国人与外国人的差别，夸大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别，诱发对抗性情绪的产生，毒化舆论和思想氛围；不利于科学研究的开展和高等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不利于学风建设；妨碍了面对实际问题时的制度创新，不利于改革开放和中国的现代化。
反智主义、反科学主义、传统主义，将导致中华文明的停滞不前。盲目自大，自欺欺人，以为闭上眼睛、捂住耳朵，问题就不存在，如同病人讳疾忌医，最终则延误了治疗，导致积重难返，出现无法收拾的结果。
问：它们对社会的危害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陈伟：毒害青少年，比如封闭式读经，导致有的儿童缺乏现代正规教育，缺乏创新精神，缺乏就业必要技能以致不能在现代社会中生活；中国的施特劳斯学派致力于给大学生洗脑，反复给学生灌输一套反动的精英主义价值，反对平等，反对思想解放，提倡等级制，毁人无数；新左派打着公平正义尊严的旗号，自认为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以意识形态代替对事实的分析；跪舔学者、五毛学者的谬论，鼓励了夜郎自大、盲目自信、极端排外的心理，助长了不遵守国际公理、不讲规则、不讲事实、迷信暴力的歪风，这些学者占据了高校的教职，腐化了中国的学术风气。
问：这些危害发生和作用的机理如何？
陈伟：通过提倡一个口号、一个真理，拒绝对话，拒绝批判性思考，拒绝接受新知，拒绝合作，这些具有危害性的思潮，或者满足人们对未来的期许，或者满足人们的怀旧情结，或者满足人的虚荣心，或者缓和底层人民的自卑感，或者满足落后民族的扭曲心理，达到对人精神的控制，具有强大的“洗脑”效果。它们是心智不成熟者的鸦片；是学界江湖骗子沽名钓誉牟利挣钱的工具。由于这些思潮脱离实际，违背逻辑，并不擅长辩论和对话，因此这些思潮的提倡者、信奉者常常鼓吹暴力。
否定个人的地位，否定个人权利，搞领袖崇拜，鼓吹国家至上，推崇极端民族主义，否定国际通则和人类共同的人性，宣扬强权即公理，宣扬赤裸裸的暴力，为法西斯主义铺路。不尊重个人的创造性，不尊重个人自由，导致整个民族的创新能力枯竭，整个社会没有活力，在国际竞争中没有优势，对人类文明做不出实质性贡献。
更为重要的是，有的思潮反现代，敌视现代企业制度和市场经济，敌视个人选择的权利，把所有社会问题都归结为“资本”和“资本主义”。其流行破坏了资本的增殖预期，十分不利于现代企业的成长，同时给社会有产阶层造成了不安全感，这就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将造成巨大危害。
这些人中，有的是真实信奉其学说，有的则是十足的投机分子，其著述毫无依据、信口开河，却靠专家、教授、长江学者、千人计划、万人计划、新世纪人才等体制内赚来的头衔去忽悠政府，忽悠社会。而有的高校竟然把是否得到领导人批示，作为评价学者学术水平的指标。常委批示、部长批示、副部长批示，级别不同，得分也不同。这对中国健康的学风造成了巨大的危害，鼓励了各种虚假的科研。
问：我们在遭遇这些思潮冲撞的时候，应该如何进一步应对和处理？
陈伟：要鼓励理性、平等、对话、和平、多元、开放，坚持现代精神。对于整个国家的舆论导向来说，复杂问题要提倡“不争论”，不能纠缠于姓资姓社的意识形态划分，不能动不动就讨论“颜色”问题；不能把有限的精力浪费在无谓的争论上，不能把有限的教育科研经费大量让学界的投机分子骗取；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要突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着眼于实践，务实求真，鼓励试验创新，解决面临的实际问题。
一方面，极端主义思想应当禁止其传播，对具有严重破坏性的思想，不能予以宽容。另一方，要提倡百家争鸣，保障公民的思想与言论自由，必须保证各方具有大体均等的发言机会，建立自由的思想市场，官方不应刻意扶持一方、打击另一方，因为，在判定真理方面，政府官员并不比其他人更具有优势。
（陈伟，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