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2年12月的选举后，朴槿惠凯旋，回到了青瓦台，这一结果不得不激发人们对韩国民主化进程性质的反思。作为朴正熙——这名独裁者在1961年通过军事政变上台后以铁拳统治着韩国——的女儿，朴槿惠成长于青瓦台。在她的母亲于1974年去世之后，年轻的朴槿惠成为了朴正熙的第一女士，直到他于1979年在晚餐桌上被中央情报部首长刺杀身亡。在残忍的继任者全斗焕统治下，专制又延续了八年时间。其间抗议事件在全国此起彼伏，并在1987年伟大的六月民主运动中达到了巅峰，接踵而至的便是一段“被管制的民主”时期。1997年起的十年属于中左派政府，分别由著名的异见人士金大中和前民权律师卢武铉担任总统。这令很多人相信自由主义的反对运动终于得以接管，取代了保守的老旧一代——尽管在此期间出现了亚洲债务危机这一不祥之兆。然而，2007年时，卢武铉支持者因备感失望而投票率降低，这帮助右翼的候选人、前现代集团CEO李明博入主青瓦台，尽管他获得的支持只占选民总数的30%。
朴槿惠的胜利——加之去年四月其党派在国会选举中的胜利——意味着保守派的统治将贯穿从2007年至2017年的整个十年。此外，这似乎还表明精英阶层统治——不仅仅存在于冷战的独裁统治时期，还存在于此前的日本殖民统治这一苦难时期——的再次确立。要理解当代韩国的政治动力学，必须考虑到这一阶层的形成和发展、1987年“转型”的特点和局限，以及自由派的金大中、卢武铉政府处理这一创伤性历史残余的成果。笔者将论述，韩国政治文化的两极分化是关于韩国发展历程意义的霸权之争的结果，对立的双方一方是日本殖民时期、朝鲜战争和专制政府及美国监管下的以疯狂的速度进行的工业化进程中的受益者，另一方则是这段历史的受害者。应该从这个角度出发来解读近来韩国知识分子重建商业和政界精英意识形态凭据的努力。
严峻考验
韩国的阶级形成这一过程在其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中是没有他例的，一系列的来自内部和外部的痛苦的冲击与错位塑造了这一过程。朝鲜半岛的“现代化”始于1910年日本吞并了中央集权的古老国家，殖民当局开始剧烈地转变朝鲜传统的农业-官僚社会，使其符合帝国的总体规划。大批朝鲜人被招募为迅速发展的日本行政机构以及臭名昭著的残酷的殖民地警察系统的低级别职员。正如布鲁斯·卡明斯在他的著作《朝鲜战争的起源》中所证明的，地主依然保持原状，要么是与当局合作，要么是退回到文化追求或是沉思之中;但根据全国地籍调查实施的新的苛税却迫使勉强维生的佃农发起绝望的反抗。从1931年起，朝鲜半岛被彻底地开发成了通往伪满洲国的入口，被逐出土地的农民被强征为修建道路和铁路、在北方建设重工业，或是被派往反殖民游击队兴起的满洲打仗的突击队员。随着日本于1937年开始全面侵华，越来越多的朝鲜人不是被强制征召入伍，就是作为志愿兵为皇军作战。意识形态恐怖也加剧了：反共产主义联合会的分支举行乡村和工厂级别的“思想净化会议”，这些会议常常在警察局里进行;被怀疑的左翼分子受到折磨，令其吐露同志的身份。韩国警察——通敌者中最遭到憎恨的人——还动员了劳工。
在1945年8月15日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宣布投降之后，朝鲜人用自发的庆祝、约3万从殖民监狱中被释放的政治犯，以及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人民委员会，来迎接殖民势力的崩溃。随着日本陆军部队的瓦解，对警察的攻击蔓延开来，饿得半死的朝鲜人也从矿场和工厂的强制劳动中回到了自己的村庄，面对的是将自己送往那些地方的通敌者。斯大林毫无怨言地就接受了美国将这个国家一分为二从而遏制其苏维埃邻国影响力的决定。当北方的通敌者被解雇，反日游击队(如金日成)如英雄般荣归故里，南方执行的政策却是截然相反的。当美国占领军的指挥官于1945年9月到达南方时，民众动员的态势引起了他们的警惕，于是他们决定保留日本的行政机器和殖民警察，并使之“韩国化”。
日本训练的军官构成了未来韩国军队——美国将保留其指挥权——的核心。1948年，济州岛对警察恐怖行为的抗议点燃了一场波及整个南部、并演变为为独立和统一而战的反抗，压迫势力在镇压的过程中立刻得到了释放。就如同日本人统治时期一样，数万名政治犯遭到了监禁，还有许多人被送往“指导营”，接受反共产主义再教育。与此同时，在美国占领当局的监督下，一场遭到普遍抵制的选举确认了威权主义者李承晚——他曾长期在美国流亡——的国家元首地位。大部分由南方的前地主构成的一个“温和反对派”被限制在几乎毫无权力的国会之中。
由此，美国禁止对与日本法西斯主义有过合作的势力——而正是这一阶层将继续统治韩国——进行任何国家清算。随后在1950年至1953年间在朝鲜半岛上进行的血腥的、毁灭性的战争，只是起到了巩固被轻蔑地称为“亲日派”的那个团体地位的作用：主要的社会分歧被规定为共产主义与反共产主义之间的对立，而不是韩国爱国者和通敌者之间的对立。任何对统治秩序的挑战都会被描绘为“共产主义的”和“对北方有利的”。冷战时期的资本主义发展就是在这一框架内成形的。裕仁天皇治下的工业化是由国家资助的，尽管常常是经由财阀——主要是三井——着手。阀门一经打开，美国资金就经由威权主义的韩国国家流入，导致财富集中到少数几个家族所拥有的巨型财阀手中，这些家族很快就与统治精英阶层进行了密集的通婚。在朴正熙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军事独裁统治之下，国家资金被注入他家乡所在的庆尚道地区，与此同时，西南部桀骜不驯的全罗道正在饥饿地等待援助。
以迅速发展的工人阶级这一形式，冷酷无情的经济扩张还为统治精英创造出了另一个敌人。针对纺织业血汗工厂工作条件的罢工浪潮频繁爆发，很快，钢铁、汽车、造船、机床和电子部门的工人们也加入其中。他们遭遇的是警察的恐怖行为，劳工组织者常常受到朴正熙手下声名狼藉的国家情报院的折磨。在朴正熙于1979年被刺身亡后，他的助手全斗焕和卢泰愚夺取了控制权。全斗焕比朴正熙还要残忍，他派遣部队向全罗道首府光州的示威者开火;具有人格魅力的全罗道自由派领袖金大中——他已经连续遭受了软禁、绑架和监禁——因叛国罪被判处死刑，最终在华盛顿的压力之下，金大中被允许流亡。在整个1980年代，激进的“民众”运动在政党体系之外壮大，团结了大学生、产业工人、宗教活动人士、农民和城市贫民。当全斗焕宣布他的密友卢泰愚将继任总统时，“民众”发动了大规模的1987年6月抗议。在里根政府——如今倾向于放松冷战时期的专制统治——的压力之下，卢泰愚同意忍受选举。
然而，事实证明，1987年是自上而下主导的“保守的民主化”，政权投入了大笔资金确保正确的结果。两位自由派候选人造成了反专制阵营的分裂——“温和”反对党的主席金泳三与金大中形成了对抗——使卢泰愚得以赚得多数票。(在1992年的选举中，金泳三将这一逻辑推到极致，成功地成为了执政党的总统候选人。)自由派领导人也没有兴趣与已经高度动员起来的工人阶级——他们有可能对韩国的统治秩序提出根本性的挑战——结成联盟。就工人而言，他们勇敢的斗争改善了有组织劳工的收入，但建立政治力量的努力——例如，像巴西的劳工党那样——却遭到了凶狠的镇压，并如往常一样被加上了“共产主义”和“为北方工作”的罪名。1987年还是韩国的增长模式开始失败、遭到中国和东南亚等新兴经济体与咄咄逼人的美国汇率“两面夹击”的时刻，与此同时，工人谈判能力的适度增强也有助于破坏其低工资的工业化战略;财阀的盈利能力开始了长期的衰退。金泳三担任总统期间(1993～1997年)，政府的回应是用大量的借自海外但由国家担保的信贷为财阀之泵提供动力，同时鼓励散落的、未组成工会的劳动力的扩张，并抵抗华盛顿解除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和将财阀账户透明化的要求。随着1997年亚洲危机的爆发，信贷泡沫也破碎了，使得韩国的金融支离破碎，其经济也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猛烈撞击下门户大开。当金大中于1998年的第一天进入青瓦台时，自由派反对者接手的就是这样的局面。
祛魅的民族化
截至1987年，韩国统治秩序的威权特色意味着，并没有什么需要去发展某种真正的保守派意识形态。也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外部强加的现代化所采用的以疯狂的速度发展的路径就意味着，没有什么东西需要去“保守”。日本的吞并几乎立刻导致了朝鲜传统统治阶级的文化和政治权威的崩溃，并使得儒家学说彻底地失去了合法性。由于深受与日本人合作这一出身的危害，保守派长期以来一直忍受着合法性的不足，他们通过大声地宣扬民族主义——而这等同于病毒一般的反共产主义——以及在朴正熙治下的可以感知得到的经济扩张的缓和作用，作为补偿。但在更具有竞争性的竞选环境下，加之1997年金融危机冲击后与日俱增的经济不确定性，合法性的缺失越来越成为了严肃的问题。如今，自由派似乎受到了婴儿潮一代引发的人口学变迁的支持。婴儿潮一代在1980年代的亲民主斗争中成年，并接受了反对威权主义、反对“增长至上”意识形态的思想——他们将这一意识形态等同于“政商勾结”。
保守派被排挤到了边缘。当金大中提出极其受欢迎的接触北方的阳光政策，提议建立一个由两个自治区组成的邦联体系时，保守派在预言着他的失败。在历史性的2000年6月平壤朝韩峰会后，金大中计划的停滞被普遍认为归咎于美国的反对：克林顿政府——它在1994年6月几乎与朝鲜开战——向金大中的计划泼了冷水，并且没有支持1994年10月的一项有关向平壤提供替代核反应堆的能源供给的协定。南方普遍憎恨布什将朝鲜称为邪恶轴心的一员这一坦率的鹰派行为。当金大中的任期即将结束，同为自由派的卢武铉在2002年年底成功赢得竞选。在竞选中，卢武铉公开表示对布什的批评，誓言要令美韩关系更加平等——虽然一旦上任之后，他就调转了方向，还向伊拉克派遣了韩国部队。
最终，金大中和卢武铉的经济政策比保守的反对派的攻击更加侵蚀了其获得的支持。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命令下，失业率和临时工比率飞涨。同时，金大中有效地抑制了全国民主劳动组合总连盟这一独立劳工运动，于1998年和其领袖签署了一项以最低福利保障和对其地位的承认换取裁员政策不受到挑战的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美国大集团命令之下——向韩国大集团提出的管制要求，可以被描述为“反财阀的法规”，因此是自由派的“进步”议程的一部分。但此类1998年至2007年间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在金大中放松对外国直接投资的控制之后到来的短命的、破坏性很强的、消费-信贷和资产-价格泡沫。卢武铉任期(2002至2007年)的标志是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飞涨的房地产价格，以及腐败丑闻。不过，为了对自己的基础作出补偿，卢武铉特别提出了与新自由主义的改革相反的清理殖民时期国家遗留、“面对过去”的动议。
卢武铉政府不仅仅建立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来调查殖民统治、朝鲜战争和军事独裁时期的罪行，还建立了亲日通敌者调查委员会，试图收回在日本殖民时期担任要职的九人积累的财富，这笔资金将用于补偿独立斗士及其后代，并支持纪念独立运动的计划。一家名为通敌行为研究所的非政府组织编纂了一部词典，列出了数千名与殖民政府合作的人士，包括政客、法官、宗教领袖、艺术家、学者和记者。卢武铉还尝试废除声名狼藉的《国家安全法》，并精简国家安全企划部(国家情报院的新名字)。
不能说保守派接受了这些具有和解精神的努力。李明博政府(2007至2012年)立即解散了上述委员会。更广泛地看，对这一挑战的回应见证了更为复杂的新右翼运动——它的目标是把自己与(如今被视作是堕落的、分裂的、过于依赖冷战反共产主义，并失了更广泛的意识形态吸引力的)老式保守主义区分开来，但同时仍然攻击金大中、卢武铉政府是“左翼和亲北的”——的兴起。新右翼运动强烈支持自由市场的自由主义，其推动者是30岁到40岁的知识分子，以及宗教领袖和民权活动人士。这一运动由三大成分组成：包括新右派基金会、教科书论坛、NewRightThink.net和自由联盟在内的意识形态智库，以政策为导向的汉城自由与幸福基金会;以及政治行动团体新右派联盟，他们在2007年至2012年间积极地支持李明博政府。
卢泰愚
这一运动试图通过更加强调日本和美国在韩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并宣传一种特别的韩国民族主义，来反击过去数十年间左翼民族主义史学日益增强的影响力。2008年，李明博与执政党和新右派联盟、韩国自由联盟等保守组织一道，试图将8月15日从“光复节”更名为“建国节”，以纪念在美国保护下大韩民国建国60周年，而不是1945年日本统治的终结。这一举动引发了激烈的争议，导致两个阵营分别进行了庆祝，更名的努力最终失败了。无论如何，这一事件揭示了保守派增强自身合法性的努力：淡化(泛朝鲜半岛)摆脱日本统治的民族解放、国内的抵抗运动，以及流亡的独立活动人士如金九和位于上海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作用，反而强调美韩同盟对于国家的建立和随后“奇迹般的”经济增长的贡献。
在李明博执政期间，修改历史教科书的尝试同样引发了一场风暴。朝鲜王朝末年社会和财产关系的动力学一直是争论的热点，尤其是在韩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之中，他们对土地所有制、氏族制度、地方自治的生产方式和奴隶劳动的功能与特点提出了质疑，并提供了相当不同的对“亚细亚生产方式”(或者说是朝鲜“封建”时代晚期)的解释，认为其孕育着本土的“资本主义萌芽”。自1980年代起，左派民族主义历史学家如姜万吉等人大力提倡上述观点，其含义就是日本殖民主义破坏了朝鲜充满希望的
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道路。这一史学一直受到争议，部分西方学者以及韩国和日本的历史学家对其质疑，他们都强调朝鲜半岛19世纪晚期农业经济相对“停滞”(如果不是危机四伏)的性质。(当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家的李容勋1988年的作品《朝鲜后期社会经济史》就是这一观点的一部力作。
最近，李容勋编辑了一套书籍，集合对这一时期的全新的定量经济研究，并认为朝鲜王朝国家粮食-贷款制度的衰退触发了19世纪后半叶全面的经济危机。是在日本宗主统治下基础设施、劳动力和信贷市场的发展，为“朝鲜市场经济和工业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作为严肃的历史论证，布鲁斯?卡明斯和卡特?埃克特等学者的判断同样如此，不过卡明斯长期以来一直强调，认识到以帝国主义-军国主义的扩张主义为条件的日本现代化激发的社会动乱所具有的“破裂”性质很重要：变化是深远的，但也是失败的，并且尚未结束。然而，新右派运动同样将李容勋的著作用于呼吁修订教科书的运动，李容勋本人也是这一运动的领军人物。教科书论坛于2008年发行的《替代教科书：韩国近现代史》被指责将微妙的史学分析用于政治目的。包括卡明斯和埃克特在内的许多学者联署抗议教育部作出的似乎是基于“特殊的政治议程将历史教科书同质化”的修订，并且表示，通过只允许“唯一一种历史诠释”，阻止了“基于历史研究的积累的、更为多样的诠释出现在教科书中”。
对于殖民时期是否存在进行抵抗的可能性，同样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在卢武铉政府不断施压的情况下，与新右派运动相关的作者试图强调殖民时期极度严酷的镇压，暗示抵抗根本不可能，朝鲜人别无选择，只能与日本人合作。但这种决定论的逻辑并不能解释实际上发生了抵抗运动这一事实。看上去，这种观点的目的依然是淡化朝鲜独立运动的贡献。
"推土机”
韩国的政治领域依然是一个竞争激烈的空间。正如所提到的，李明博在2007年的胜利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卢武铉政府出现问题后左派和自由派选民的的弃权;投票率从2002年的近71%降到了历史最低的刚超过62%。李明博还能够令人信服地攻击金大中和卢武铉执政的“左翼统治的失去的十年”那黯淡的经济记录——部分原因在于“反财阀政策”不利于商业利润——和阳光政策的停止，尽管开城工业园和旅游项目引人注目。在总统任上，李明博试图让他的绰号“推土机”名副其实，利用李承晚和朴正熙的形象来暗示自己是一个能够将事情搞定的强人。对财阀的金融限制被取消了，青瓦台还试图促成一系列的大规模建设项目，和日本的“多余的桥”类似，这些项目的社会和经济效益有限，但却能令财阀的建筑公司有利可图。这其中就包括了“四江计划”，目标在于美化汉江、洛东江、锦江和荣山江;这一项目总成本达190亿美元，并将把稀有的天然湿地破坏，改造为都市风格的“市民”公园。
朴正熙
在对北关系上，李明博也采取了更加咄咄逼人的姿态，中止了南北合作的项目，增大了对在北方海岸黄海争议水域定期举行的大规模美韩联合军演的宣传力度。包括北方渔船遭到韩国军舰“冲撞”在内的小型冲突对双方都造成了灾难。首尔认为，2010年3月韩国天安号反潜艇护卫舰沉没事件归咎于朝鲜发射“泡沫喷射式”鱼雷，这一说法在韩国公众——尤其是年轻一代——之中广受质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