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偶制度的来历
人们惯用的“一夫一妻制度”这个术语，早在1980年代之初就被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改译为“专偶制”。笔者不纠缠于此，而是希望说清楚：它在中国究竟是怎么产生的？
在全世界的历史上，这种制度仅仅存在于基督教统治的那些地区和时期。非洲没有，印第安人没有，伊斯兰文化没有，印度没有，中国也从来没有。即使是欧洲自己，在古代希腊罗马时期也没有。中国从来没有。这不是什么“进步”与“落后”的问题，仅仅是因为它在中国无法普遍实行。
中国到了清朝中后期，文学中开始出现“才子佳人小说”，开始显露对于“一夫一妻制度”的追求。但是请注意，那是“才子佳人”的要求，至少也是丰衣足食的自耕农的要求（例如“牛郎织女”的传说），与那些生活无着的妇女毫无关系。
到了“五四时期”，当时的西化的知识分子把“性”给高度地政治化了，把传统的婚姻制度丑化为“陈规陋习”与“丑恶现象”，把它归结为近代中国一切民族灾难的重要原因之一。反之，他们把“一夫一妻制度”美化为“政治正确”的“精神文明”之一，似乎只有实行这个东西，才能建立新政权，汉民族才能“复兴”与“崛起”。结果，他们一方面高唱“妇女解放”，另一方面却志在剥夺小老婆与小姐的按照自己意愿去生活的权利。
1949年以后，“五四”的理想扩大地实现了，直到现在。本来是建立在“爱情总会专一”这样一个人类现象的基础之上的“一夫一妻制”，被政治需要搞成了一种大一统的绝对的“专偶苛政”。所谓“男女平等”变成了良家妇女、大家闺秀与贤妻良母与她们的“成功丈夫”之间的平等，而“二奶”、“小姐”、“出墙红杏”这样的女人们，不但被当作道德上的罪人，而且被当作政治上的敌人，甚至越来越试图把她们变成《刑法》上的犯人。
说到底，这种“专偶苛政”仅仅是为了保护那些有资格有能力获得与维系“一夫一妻婚姻”的女性，却断绝了那些除了自己的身体之外，没有其他方法来“向上流动”的女性的生路。说白了，这其实就是女性内部的阶级差异，是上层女性对于下层女性的阶级压迫，只不过表现为“贞节”对于“放荡”的镇压。
尤其重要的是，在中国，清朝中后期对于“一夫一妻制度”的需求，主要是来自人们更加推崇爱情，而不是来自基督教的教义。也就是说，“真爱才需要一夫一妻制”这个命题，恰恰是在中国才能够得以证明，而且比西方更早、更强烈地呈现出来。
可是，在后来直到如今的“专偶苛政”（一夫一妻制）之下，爱情恰恰是最没有地位的，被紧紧地套在婚姻的框框之内。我们都司空见惯的是：未婚者如果不以结婚为目的，那么他们的爱情就会被认为不是恋爱而是“乱爱”。在法律上，结婚登记不需要爱情的存在，离婚诉讼又很难证明它的消失。尤其是婚外恋，全中国的人也没有几个会承认它是爱情。
不仅如此，如果女人出来主张“出轨的爱情”，那么就会激起一些人格外的愤怒。2005年的“木子美”、2006年的李银河，不都是活生生的例子吗？
因此说，“一夫一妻制”不仅是反爱情，而且是反历史，与“中华传统美德”背道而驰。它更是反女性的，不仅是男女战争，更是女性之内的阶级战争。
社会性别分析
作为一种制度，所谓的一夫一妻，从字面上就确立了异性恋的霸权，排斥了任何一种其他性别结成合法性关系的权利。他们（她们）从来就被认为是违反法定婚姻的“另类人”，甚至根本就被禁止结婚。
在现实生活中，无论女人、男人还是同性恋、跨性别等等，任何一个社会性别都可能冲决专偶制。男人也可以作“二爷”或者“鸭子”;女人也可以主动发起非婚性行为;而其他社会性别更不用说。问题仅仅在于：为什么大众舆论总是偏偏揪住小三儿、二奶、小姐这些身份的女人，而且乐此不疲呢？为什么它们往往把实际情况偷换为“两个女人之间的争斗”呢？为什么还有人贬斥那些并不希望争取结婚权利的同性恋者呢？
何必强求白头偕老？
在中国，专偶制里还有一个本来与它毫无关系的因素，那就是对于白头偕老的强求。
在发达国家中，越来越多的人早就想清楚这个问题了，表现为离婚和再婚的比例越来越高，一生中多次结婚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在每一次婚姻中双方都可以做到专一。这就是所谓“连续婚姻制”，其实就是“一次式专偶制”：虽然一生是多偶的，但是随时都是专偶的。
可是在直到如今的中国，白头偕老却是一种强制的道德评判标准，甚至往往被搞成了“终生唯一专偶制”。
如此糊涂的想法，其实来自农业社会，仅仅是因为农业生产的周期至少需要一年，经验与财富的积累则更是需要一生一世。结果，中国人的婚前恋爱时间也是平均大约一年（统计数字见本书第24节），以符合春种秋收的农业生产周期。然后，一旦结婚则都企盼白头偕老，以适应农业社会的生命周期;往往即使双方打得头破血流，也不肯离婚再生。（注释：天主教也禁止离婚，但是它在中国普通人里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尚缺乏研究)
这也无可厚非，但是这遮住了国人的双眼，看不到“一次式专偶制”的最大好处：极大地减少了婚外恋。这是因为，一旦不再强求白头偕老，那么如果爱上婚外之人，自然就是解除原有的婚姻，再与那人结婚；根本就缺少偷偷摸摸搞婚外恋的需求。
当然，这必须来自法律上与生活中的充分而且现实的离婚自由。中国实际上仍然缺乏这个，因此至少有一部分人之所以不离婚而是搞婚外恋，很可能并不是有意为之，而是无奈之举。当事人不愿、不敢、无法为“毁约”而付出应有的代价，只好采取“两害取其轻”的生存策略。这其实也是专偶苛政的必然产物。
结果，笔者的调查数据表明，当今中国的婚外恋比例高于一些被认为是“性混乱”的发达国家。这，究竟是谁更“纯洁”呢？为什么人家就能做出如此明智的选择呢？
专偶，不应该是制度
不应该是前提
以上谈的都是社会的问题。可是其背后有着强大的个人情感动力的支撑，因此需要搞明白下述的生活哲理。
第一点，专偶是一种生活状况，就是专一地爱一个人而且生活在一起。它是一种生活实体，是个人自主选择的结果，而不应该是一种排他的、强制式的法律制度。
例如在中国的某些婚外恋中，在婚的那一方其实已经全身心地投入对情人的爱，在婚内只不过是在履行婚姻义务，甚至连夫妻性生活都没有了。这难道还不算专一？仅仅因为这种专一的爱情越出了婚姻之轨，才会被专偶制破口大骂。
第二点，对于个人生活来说，专偶这种状况说的其实是“爱情终归会走向专一”这样一种人类现象。也就是说，一夫一妻的实现和保持，只是爱情的结果而不是爱情的前提。
如果双方真的爱得死去活来，那么想不专一都很难。反之，越是把专一变成一种制度，越是首先就用这种制度来约束对方，往往就越是容易损害爱情。通俗地说就是：忠贞无大用，不爱必移情;只有爱得深，专一才成真。
